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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者霸道,凶手暴戾,那何以如此?

 坚木秀林 2017-02-20

 死者霸道,凶手暴戾,那何以如此?

2月18日中午12时25分,武汉市武昌火车站附近,发生一起恶性刑事事件。犯罪嫌疑人胡某(22岁,四川宣汉人),因口角纠纷,在一面馆门口持面馆菜刀,将面馆业主姚某(42岁,湖北郧西人)砍死。民警快速出警,现场将犯罪嫌疑人抓获,目前案件正在审查中。

要是新闻到此为止,倒也没有啥说的,毕竟当下各种各样的恶性案件太多,几乎隔三差五就有。当然了,自媒体或者说网络的发达,使得所谓的“好事不出门,好事传千里”成为现实。只是,发生在武汉武昌火车站附近的这起凶杀案太过血腥,血腥得我不想再次重述。

而发生恶性凶杀案件之后,目前看到的评论似乎是谴责死者不该不遵守规则,不该霸道,而指责凶手太过残忍,甚至有媒体说凶手是精神二级残疾。显然,无论是死者不遵守规则也罢,或者凶手为尊严杀人也罢,都只是这两个相差二十岁的男人个人的性格悲剧,难道说这仅仅只是一起孤立的恶性凶杀案件吗?

死者的确不地道。招牌上写着一碗热干面4元钱,可是客人吃完后却按照5元一碗收钱,这就是明显的依仗地主之便利蛮不讲理的霸道行径了。这样的行为,他不以为耻,不以为愧,反而理直气壮的两次将胡某“揪住衣领抵在墙上”。要知道,胡某他们可是三个年轻力壮的男子。何况,面对胡某的询问,死者姚某大嗓门吼道“我说几块钱一碗就几块钱一碗,吃不起你就不要吃”。

在此,我想明确的是,有关两人的对话,来源何处似乎是存疑的。毕竟,死者姚某已经没有了生命。但是姚某42岁离婚,独自带着12岁幼子在武汉经营十几平方米的面馆。从外形上看,很是简陋。春节期间到案发为止,为了省钱老板伙计都是他一个人。说实话,从有网友对面馆的地理位置和外貌照片来看,生意估计不咋样。单身,带个上学的孩子,开面馆,也是“受苦人”一个。

同样的,这位凶手也是“穷人”一个。凶手胡某只有22岁,可是他的双手关节粗大肿胀,明显的就是干粗活的人。有媒体已经将胡某的家庭情况报道,甚至查出了,当地的县残疾人联合会认定胡某为二级精神残疾。不知道这二级精神残疾如何表现,是否性格暴躁心胸狭窄也是特征呢?

其实,从某种程度来说,如今生存压力巨大生活艰辛的社会里,精神完全健康的人有嘛?当然了,不管咋说,反正犯下了这样的恶性杀人案,对胡某的精神鉴定必须由权威部门来确证。且不说是否精神病,这胡某面对不公平敢于说出来,敢于维护自己的权益,这应该是合情合理也是合法的。至于后来与姚某发生冲突,倒也在合理的范畴之内。只是到了动刀杀人的时候,就让这起小冲突酿成了大悲剧。

改革开放前,社会流动性僵化,绝大多数人基本上都处于“固定”的区域。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很有限,可能发生的冲突不多。就是偶尔有,多数也是熟人之间,解决起来相对简单的多。如今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了,尤其是有了身份证之后,人员的流动成为常态化的现象。而这可从“春运”大潮中清楚的看出。比如说吧,胡某等三人就是从四川来到武汉准备“打工”的人。

人员的流动性加强,导致各种矛盾冲突不断,此时,社会管理者就应该发挥重要的“调解”作用。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时,必须有个“权威”来居中协调。否则的话,那只能是看谁的拳头硬了。显然,没有社会管理者的公平公正的主持公道,就是丛林规则盛行下的江湖社会了。当然了,这个社会管理者就是通俗意义上的国家或者政府。也就是国家的存在是为了维持秩序,主持公道的。而我们个人让渡部分权力和利益,就是希望国家能够肩负起必须的责任来。

到此,我想说的就很清楚了。不管是死者姚某不遵守规则,公布的价格与收取的不同,并且依仗地主之力强势霸道;还是凶手胡某遇到滥收费多收钱的“讹”人,甚至被两次揪着衣领抵着墙,无论是谁,只要遇到冲突,他们不是寻求自己解决,指望谁的力量强大,指望谁更狠,谁敢下手,而是积极的寻求社会管理者来为自己主持公道,那么这样的社会才是真正的法治社会,而这样的社会管理者才是一个负责任的管理者。

可惜现实中,他们根本指望不上。试想,这位死者姚某如此的作为,竟然一直没有人告警或者报告工商部门?而即就是胡某报警或者报告了工商管理部门,这些部门能够不嫌事小认真的履行职责吗?对武汉的相关部门我不清楚,但是云南丽江的情况却是警方尽管已经调解了冲突,可是游客依然随后被“地主”暴打。估计,姚某的现实经验告诉了他,一块钱没有人计较,外地人也不敢也不能把他怎么样。而胡某的社会经验却是,这样的一块钱的事情未必能有人管,解决冲突最好的办法就是暴力。

很显然,如今的社会之所以充满了暴戾之气,之所以有很多人不遵守规则,之所以有很多人没有尊严,就是因为生存艰难生活艰辛,尤其是遇到冲突指望不上有关部门,社会管理者无法尽到职责。如此以来,强者就有了“强权”,“弱者”就只能受伤害了。多数时候,对普通人来说,解决冲突最有效的手段与措施就是“靠拳头”来为自己讨个说法。不是吗?杀医生,杀法官,杀警察,甚至杀村长,杀城管,杀这些直接管理或者与普通人直接接触的基层社会管理者代表,因为所谓的正常的合法的方式总是有缺陷。即就是反映问题,反映冤情,网络自媒体甚至要比所谓的“合法”渠道直接有效的多。

总而言之,表面上看来,发生在武汉武昌火车站附近的恶性凶杀案只是个例,而这个个例恰反映出目前的社会冲突增加,社会管理者角色缺位后的悲剧现实。因为社会管理者缺位,没有了合法合情合理的解决冲突的方式,如此也就只能是丛林社会重现了。2020年我国就将初步建成法治社会。我相信,在2020年有了独立的司法体系,有了能够为普通人声张正义主持公道的社会管理者和机构,那么这样的社会悲剧就会得到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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