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I档案】DNA鉴定“去神化”：是冲动还是理性？

 法证达人按

在当今法庭科学鉴定领域，DNA技术的应用，无疑是个历史性的突破，但同时，司法界也有将其神化的倾向，这篇文章写于2011年刑诉法修正案大改之时，从另一个角度呼吁：其实DNA证据也有其局限性，应理性，全面，严谨去看待使用．

重要转变

从＂鉴定结论＂到＂鉴定意见＂

   　 长期以来，DNA证据被赋予 “科技福尔摩斯”，“证据之王”，“最后的证据”，“绝对的证人”，“毋庸置疑的铁证”等称号。

　　很多人坚信DNA鉴定是目前法庭科学领域最有效的同一认定技术，由此形成的DNA证据是当今人类世界最可靠的证据。尤其是在犯罪现场留有血液等人体生物检材的命案中，DNA证据被社会各界寄予厚望。

　　有了DNA证据，真能100%办成铁案吗？

　　遗憾的是，人们陆续发现，一些运用了DNA鉴定的案件竟然是冤假错案。许多人对DNA证据产生了怀疑。

　　2011年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该法案已于2012年3月14日经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核通过过）将1997年刑事诉讼法中“鉴定结论”这一证据种类改名为“鉴定意见”。

　　它意味着，对待DNA等鉴定结果，我们不能再以面对“结论”的心态顶礼崇拜，而是应以对待“意见”的态度理性审视。为保障其准确度，草案还规定了一配套措施：有专门知识的人可被申请作为证人出庭，就鉴定人作出的鉴定意见提出“意见”。

　　这些对DNA证据的发展和应用前景有何影响？

焦点一

DNA是否具有唯一性？

2011年英国的一起强奸案，DAN相同的一对孪生兄弟穆罕默德(Mohammed)和阿夫塔卜·阿斯加尔(Aftab Asghar)，嫌犯就是其中一人。

　　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科学家詹姆斯·沃森教授与英国生物学家克里克教授合作，提出DNA双螺旋结构学说。1985年，英国遗传学家亚历克·杰夫瑞斯利用DNA指纹技术鉴定了一起移民纠纷案件。DNA鉴定技术开始走入公众视野。

　　其基本原理是，DNA是存在于细胞中的遗传物质，作为DNA组成部分的四种碱基A、T、G和C的不同排列，决定了个体的差异性。任何两个人DNA基因组中的多态类型都有或多或少的差异。

　　随着DNA相关研究的推进以及鉴定技术的改进，世界上绝大多数法庭认可DNA检测得来的数据。

　　但是，新近的一些研究试图挑战上述结论。很多案例表明，同卵双胞胎具有完全相同的DNA序列。　

　　在美国、德国和中国等，都陆续出现一些同卵双胞胎犯罪但DNA基因组相一致的案例。警方无法根据DNA结果确定犯罪分子到底是同卵双胞胎“兄弟”中的哪一个。

　　在同卵双胞胎或多胞胎实施的犯罪案件中，如果对同卵生的因素考虑不足，就可能会因错误地运用DNA证据而导致冤假错案。

知识点

“嵌合体人”有多少？

德国植物学家和遗传学家H.温克勒把嵌合体比喻为希腊神话中狮首、羊身、蛇尾的神兽，这就是奇美拉（chimera）一词的由来

　　有研究表明，有种人叫“嵌合体人”，这类人身体里会有两套甚至三套以上的DNA，在其身体的不同器官、组织中会有不同的DNA序列存在。

　　有人认为，由于染色体异常、变异等，人类个体还有其他情形的染色体单体或三体现象。这种情况有点像希腊神话中的狮头、羊身、蛇尾的“奇美拉”怪兽，所以它又有个神秘的名字——奇美拉现象。这类人究竟有多少，学术界争议较大。

　　目前在比利时、日本、科威特、苏格兰、瑞士、荷兰、中国司法中有相关案例。

　　有遗传学者推算，大约有10%以上的人身体内存在“奇美拉”现象；有的则反驳，认为现在全球总共只发现了30多宗“嵌合体人”的个案，如此低频出现，在概率水平上不会对DNA鉴定技术产生明显影响。

　　不过，DNA指纹的发现者亚历克·杰夫瑞斯2004年在发现DNA指纹20周年的纪念大会上曾警告法律界：在诉讼中鼓吹DNA证据的证明力非常危险。

焦点二

　DNA鉴定100%可信？

　　根据在个体同一认定中DNA证据锁定犯罪嫌疑人的精确度，很多人认为，DNA可以在任何一桩犯罪中准确无误地找到凶手。

　　通过DNA鉴定锁定犯罪嫌疑人的前提是：犯罪现场DNA检材与嫌疑人匹配。

　　然而，我们根据什么认定DNA检材来自犯罪现场？根据什么确定犯罪现场DNA检材来自真正的罪犯？我们能保证DNA鉴定的程序合法、设备可靠吗？
　　实际上，DNA鉴定只解决送检的检材和样本在概率上是否同一，属于技术判断问题，不解决嫌疑人是否实施了犯罪的事实问题。

　　正是存在办案人员栽赃陷害、罪犯伪造证据、鉴定过程差错等可能性，很多人认为，DNA鉴定在作为证据使用时不是绝对准确无误的。

焦点三　

DNA鉴定为何也“走眼”？

　　
以色列一个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展示血液样本，其中左边一块是含有伪造DNA的样本

　　为何许多案件运用了DNA鉴定，仍有出现冤枉无辜呢？

　　长期从事DNA应用研究的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吕泽华指出，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办案人员过分倚重这一“证据之王”，忽视乃至歧视其他证据的收集。有办案人员错误地认为，只要被告人DNA与犯罪现场DNA相匹配，就表明被告人实施了犯罪。

　　这是相当危险而简单的有罪推定。

　　二是一些狡猾的罪犯伪造现场DNA检材，如故意留下他人的血液等；

　　三是办案人员因疏忽或故意等因素导致送检材受到了污染。DNA鉴定要求检材品质极高，一些细微的污染或者技术操作的不规范，都可能形成“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的局面。

理性看待

不能过分倚重DNA鉴定

　　很多人以前将有罪口供作为“证据之王”，如今这一王冕发生了转换，这是司法文明的进步。

　　但是，这一转换不能“过度”，在死刑案件更要慎之又慎，否则会发生“过犹不及”的风险。

　　华北电力大学副教授刘晓东在公安部门的调研发现，有相当一部分的侦查人员认为，死刑案件无DNA证据不能定案，有了DNA证据不定案都难。

　　这实际上高估了DNA证据的分量。DNA本身并不具备自动成为客观证据的功能，而是必须经过以人为主导的采样、对比、分析及数据解释等程序。

　　需要警惕的是，DNA能救人于无辜，也能杀人于无形。我们不能让虚假的DNA证据以科学的名义蒙蔽司法的眼睛，制造后悔莫及的“错杀”。
　　但是，我们也不能因为DNA证据存在风险就因噎废食。

　　理性、安全运用DNA证据，是我国破案模式从“勘查询问、摸底排查、突击审讯”向“现场采证、鉴定查询、科技破案”转变的一个关键。

严谨使用

审查DNA证据时必须密切结合其他证据

　　对于DNA证据，我们不能将其尊奉神坛。DNA证据一旦出错不但无助于破案，反而会直接催生冤案。完善修正案时，应密切注意，审查DNA证据时，结合其他证据查明事实尤其必要。
　　对此，修正案可规定，审查鉴定人意见时，办案机关应密切结合其他证据严格审查。例如，嫌疑人承认自己有罪的口供是否依法取得，有无刑讯逼供等情形；嫌疑人有没有不在现场的辩护意见；嫌疑人有没有同卵双胞胎或多胞胎的兄弟姐妹；嫌疑人有没有伪造现场的行为等。

来源：科技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