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雇佣的阿拉伯海上总管,屠尽皇亲后献城降元

作者|郭晔旻，网易历史频道专栏作家，文史爱好者。本文为网易历史频道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在13、14世纪的世界，在东南海岸线上，有一个港口的名字是那样为世人所熟知，就像现代人熟知纽约、东京一样。这就是泉州。《岛夷志略》所载元代与泉州发生海道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除澎湖外，计98个之多。欧洲的传教士、商人和旅行家自波斯湾的霍尔木兹登舟，前赴印度南端直至中国的门户泉州；而发自泉州的东方货物，则经印度洋川流不息地运往欧洲。这里沿城环植的著名风景树刺桐，给往来客商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自此“刺桐”港之名便流传海外。阿拉伯人依照刺桐城之意，译作“麦第涅特扎桐”（Medient Jeytoun）前一字为城市，后一字为刺桐。自此以后，泉州港别名为“刺桐港”，直到宋元以后，阿拉伯人及其他外国人仍称呼泉州为“Zayton”。

于1347年来华，从泉州港登岸，在中国境内旅游了数年之后，复抵泉州，然后乘船西归的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更是在他的游记里详尽描绘了元代泉州港的繁荣盛况：“刺桐港为世界上各大港之一，由余观之，即谓为世界上最大之港，亦不虚也。余见港中，有大船百余，小船则不可胜数矣”。他看到“商店，充满贵重货物，若生丝、花绸、金饰、花衣、纱缎（即泉缎）之类。”

令人有些意想不到的是，在宋末元初掌控这样一个东方大港的竟然是一个“蕃客”，也就是侨居中土的外国人，他的大名叫做蒲寿庚。

说来话长，唐宋以后，随着海外贸易的不断扩大，来到中国沿海的西亚商人（蕃客）日益增多。大多数蕃客居住在朝廷专门划出的特别区域（名曰“蕃坊”）里的。蕃坊俨然是一个五脏俱全的外国人小社会。这里的蕃长有行政权，有司法权，而且蕃坊之内有自己的市场、学校（“蕃学”）、公共墓地等公共设施。由于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在唐宋的蕃客中占有很大比例，他们所信仰的伊斯兰教也随之传入中国，《萍洲可谈》就说，“……受戒勿食猪肉，至今蕃人但不食猪肉而已”，显系穆斯林。岳珂就提到他们不吃猪肉，并且在吃饭的时候通常只用一只手抓饭吃，另一只手则放于褥下不用。

蒲寿庚就是这样一个蕃客，他的家族来源至今仍未有定论，其原因在于见诸史册之时，他们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本地化了。翻阅古籍，有的说他是阿拉伯人，有的说他来自波斯，更有人说他是西域回纥人，莫衷一是。不过，大部分学者更倾向于其是从广州迁居泉州的阿拉伯人的说法。这个家族的祖辈从事香料贸易，曾经寓居占城（在今天越南中、南部沿海）。唐朝时期，蒲氏先人迁居广州，南宋时期，蒲寿庚的父亲又把整个家族从广州迁到了泉州。至迟到1252年，他已继承其父的衣钵而大显身手了。史料记载他年少时“豪侠无赖”，可见他具有一种豪爽顽强的海商性格。以后的事实更说明，他不仅在经营海外贸易方面很有本领，而且在外商中负有威望，故而在南宋最后三十年时间里，泉州港的对外贸易基本上都是由蒲寿庚所操控的，人称其 “擅蕃舶利三十年”，“以善贾往来海上，致产巨万，家僮数千”。在海上贸易中影响力巨大的蒲寿庚终于被南宋政府看中而登上了泉州市舶司提举的宝座。在如此重要的港口，一反常规地起用一个“蕃客”来担任市舶使，只能说明当时的宋廷希图借此招徕更多的外商前来贸易，从而增加舶税的收入。

南宋咸淳十年（1274年），海寇袭击泉州，官兵无可奈何，南宋朝廷只得以奖赏官爵的方式鼓励官民缉捕海寇。而蒲寿庚不仅熟悉海事，且有一支庞大船队及“家僮数千”，对付区区海盗自然不在话下。宋政府即以平海寇有功，授予他福建安抚使兼沿海都置制使，再兼提举市舶。对蒲寿庚而言，已是殊荣无比了。这位土生蕃客，俨然成为大宋朝廷的地方大员，其势力之大，俨然已经成为泉州城的实际掌控者。虽然他并非泉州知州，但不少文献记载都称之为“太守”、“守郡者”。到了1276年临安（杭州）朝廷降元以后，残宋政权为了争取蒲寿庚的支持，不惜加封蒲寿庚为福建广东招抚使，“总海舶”，使其如愿以偿，成为名副其实的“海上总管”。

可惜“蕃客”蒲寿庚辜负了宋廷的信任。归根结底，蒲寿庚是个阿拉伯血统的商人，其对金钱和利益的追逐是儒家的义利观难于“教化”的。作为拥有众多的货舶、资产的巨贾，必然不愿意看到自己丰厚的家资成为改朝换代的陪葬品，同时也希望海外贸易尽量少受到战争的影响而正常进行。既然如此，他自不甘充作宋室的殉葬品，遂与泉州司马田真子一道，关起城门拒绝宋端宗等入城，南宋流亡朝廷因无力攻下泉州，只好逃往广州。

蒲寿庚与宋廷决裂之后，当即以蜡丸裹降表，命善水者由水门潜出，纳款于唆都。与此同时，更是向泉州城内的亲宋势力举起了屠刀。当时，在泉州城里主要有两股这样的力量。其一是早在南宋初年就定居于此的南宋赵家宗室。南宋朝廷在泉州设有“南外宗正司”，绍兴元年(1131年)时，宗室宗子、宗女和宗妇总数339人。在此后的百余年间，“其后日益繁衍，至庆元(1195 -1200年)中，则在院1300余人，外居者440余人(总数1740人)。至于今日(绍定年间，1228-1233年)，则在院者1427人，外居者887人(总数2314人) ”。至宋末，宗室在泉州者更达有数千人之多。其二则是由张世杰带来的淮兵2500人，这支淮军是对宋室忠诚度最高、支撑南宋政局的最精锐的部队。史载“忽必烈寇江南，颇借回回为兵”，其中的回回兵不仅有被蒙古征服的中亚、西域地区的穆斯林，也包括蒲寿庚之流叛宋降元的蕃客武装。而淮兵一心维护南宋朝廷，必然成为蒲寿庚降元的最大阻力。结果，蒲氏集团“闭城三日，杀尽南外宗子”， 且“诛杀淮兵之在泉者”，更烧毁南外宗正司的一司院府，抢掠宝物，备极惨毒。当年十二月初八，蒲寿庚与州司马田真子正式降元。

蒲寿庚的抉择无疑给自己和家族带来了好处。南宋时，其虽控制着泉州港的对外贸易，但直到咸淳末平海寇之后才获得官职。而在元代的民族等级制度中，“蕃客”所属的色目人仅列在蒙古人之下而居于第二等。在蒙古人对汉地人民（包括北方金地的“汉人”与南宋旧地的“南人”）的统治中，色目商人往往充当元朝统治者的帮手而备受优渥，“持玺书，佩虎符，乘驿马，名求珍异，既以一豹上献，复邀回赐，似此甚众”。故而在降元后，蒲寿庚一直身居要职，位高权重，一降元即被授予 “昭勇大将军”、“闽广大都督兵马招讨使”之官职，并兼管 “福建广东市舶事”，此后更是受到忽必烈的重视，被任命为福建行省左丞，掌泉州市舶司，负责招海外诸国贸易，可谓权倾东南。

当时的泉州，实在是蒲寿庚的天下。他的宅邸在泉州城南一带，方圆约三百亩邸。也就说，蒲家府邸大约是紫禁城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民国年间的蒲氏后人更是声称，“民国二十四五年（1935年左右）时，泉州南教场开做汽车站，掘出来的花盆，写丞相花园字样，我叔叔说南教场原来是我们丞相（指蒲寿庚）的花园。”他名下的海船，“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云舵长数丈，一舟数百人，中积一年粮，豢豕酿酒其中，置死生于度外”。为了更好地检视自己的庞大船队，蒲寿庚还在晋江出海口岸附近宝觉山 （一作石头山）建瞭望楼阁以望海舶，楼下建有“一碧万顷亭”，站在楼亭前，海天尽收眼底。这就是著名的“天风海云楼”，楼名取得即是蒲寿庚的字“海云”。他的女婿佛莲（来自巴林的阿拉伯人），也拥有海船80艘，因死后无子嗣而家产被充公时，竟有珍珠130石。而在蒲寿庚掌控下的元代泉州城，更是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异样风情，来自阿拉伯、波斯、亚美尼亚、印度、占城、爪哇、吕宋，以及遥远的非洲和欧洲各地的人们，简直象潮水般涌入这个城市，在这些肤色不同、服饰各异的人们中，又以头裹白巾，来自波斯和阿拉伯的穆斯林居多，故当时的诗人描写道：“缠头赤脚半蕃商，大舶高倍多海宝。”这构成了元代泉州都市的最大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