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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选自牟宗三、钱穆、严耕望、吕思勉等人的著作文章。标题为编者所拟。可供参考，不代表本平台观点。
文｜牟宗三 钱穆 严耕望 吕思勉 多数人对大师的认识还停留在琐碎轶事上，仅谈他们成就的文章也不在少数，本文以三位大师为例，谈谈他们的局限，摸摸大师们的“底”。 1. 王国维 “那时是民国十七年，我春天到北平，混沌懵懂，一无所知，我只隐隐约约听说王国维于初夏跳颐和园昆明池自杀了，梁任公隐身于天津，藏起来了。王国维是一代国学大师，晚年钻研甲骨文、殷周史，于考古学上有贡献。然没有进入中国文化生命的底蕴，于西方文化生命的来龙去脉亦未能抓住其纲要。自己生命的途径，中国文化生命的途径，皆未能知之确，信之坚，遂郁闷以终，自杀了事。他不会赞成从广州来的那一道风。清末民初留下的学人就是那样清客式的典雅，而于天人之际，古今之变，则一无器识。”（牟宗三） 2. 梁启超 “梁任公是一代的风云人物。戊戌政变，以及与蔡松坡合力讨袁，都见他的风力，与风云中恢廓得帀的才气，然他的见识亦只是时代中横剖面的政治变法之意识、立宪之意识，无论是就满清帝国以立宪或是改中华民国后就五族共和以立宪。这自然是民主政治的意识，这是不错的，然在中国要实现这个新政体，是要费大力的。这就要牵涉到文化生命的问题。他晚年感觉到徒政治之不足，要从讲学起。因此他也成了一位国学大师，然因他的意识受满清三百年的影响大深。光绪皇帝的知遇进入他的生命中，乾嘉的考据学风，他不知是中华民族民族生命歪曲后而来的文化生命之歪曲，他把它当作一个正面的统绪承继于其生命中。他简别不出这其中的委曲。这就使他的学问与意识蒙上了一层云翳而封住了他。他接不上中国的学统，他通不了中国文化生命的底蕴。还是那考据的兴趣，争博雅的清客学人之意识，三代汉唐宋明儒的大业，他根本接不上。结果是一部清浅而庸俗的《历史研究法》。他的讲学与他的政治事业中所养成的政冶意识根本通不起。由他的学问见他的器识，是卑下了，他的政治意识因此也孤离了。只能说他有抓住属于政体的时代现象之聪明。他的天资以及聪明才智都是被动的发泄在时代的圈套中。他自己生命的途径，中国文化生命的途径，他根本无所知。” （牟宗三） “……今讲到史才，如举近代梁任公为例，他写的《中国六大政治家》，特别写到其中的王荆公，他又写《欧洲战役史论》、《清代学术概论》等，我觉得梁任公该可说有史才，他实能写历史。但所不足的是在史学。他究嫌书读得少，并也不能精读，因此他对这一时代的真情真知道的不多。他论王荆公变法，论清代学术，均无真知灼见。他并没有在这些上详细地学，他可能是有才而无学。至于说到“识”字，那就更高一层。梁任公讲《中国六大政治家》、讲《清代学术概论》，均嫌见识不够。 ”（钱穆） 3. 陈寅恪 公子气。“陈寅恪这个人也了不起，其考证历史确是当行，但这个人也有其缺点，我称之为「公子型的史学家」，他为人为学带有公子气，公子气有什么不好，我们暂时不去详论它。近代中国史学界颇有成就：例如讲殷周史以王国维为最好，讲秦汉史，以钱宾四先生为最好，随唐史以陈寅恪为最好，宋史尚未见有谁最好，明清史则有孟心史，这都是众所公认的。”（牟宗三） 作文拖泥带水。“又如陈寅恪，则文不如王（国维），冗沓而多枝节，每一篇若能删去其十之三四，始为可颂。且多临深为高，故作摇曳，此大非论学文字所宜。”（钱穆《素书楼余沈》） 为人过于悲观。“我想陈先生大志不遂，最基本的原因是身体健康太差，又是悲观主义者，自不胜负荷其志愿...另一方面仍不脱才子文士的风格，不是个科学工作者，所以虽有大志而似无具体计划，也不会能耐烦的去做一个有组织的大工作。”（严耕望《治史三书》） 治史不会选题，“既发愤著书，何不上师史公转悲愤为力量，选取一个重大题目，一抒长才，既泄激愤之情，亦大有益于人群百世，而乃‘著书唯剩颂红妆’，自嘲‘燃脂功状可封侯’耶？真令人悲之惜之！...这种繁琐的考证体裁，写几万字篇幅的文论并不妨事，写小的书页还可用，像《别传》那样七十万字以上专题研究的大书，我想绝不适宜。”（严耕望《治史三书》） 过于求深。“韩公之文，乃讽董邵南使归朝，非述时事。杜牧之云，则谓卢生未尝读书而，非谓其地之人，举无知周公、孔子者，生因是而无闻者也，岂可以辞害意？...陈氏之论，于是乎失之固矣......治化之兴替，各有其时；大势所趋，偏端自难固执...故隋唐之世，文辞日盛，经学渐微，浮薄成风，礼法凋蔽，实为大势至所趋。高宗、武后，亦受其驱使而不自知而。以为武后有意为之，以抑厌唐室之世族，又求之深而反失之矣。”（吕思勉《隋唐五代史》） 为防不测，突然失联，请大家关注此备用号 小编不易，支持这个号的朋友们可以拿出1秒钟时间点击下方广告，这是此号唯一收入来源，多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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