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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于伤寒论 终于伤寒论 ……《临床应用伤寒论解说》《金匮要略研究》译后小记兼论《伤寒论》之象思维 描述，观象，在证象流动与转化中体悟脉证方治本真本然，《伤寒论》式动态整体直观 当代中国象思维创始人王树人先生在《回归原创之思……象思维视野下的中国智慧》一书中论述道：象思维是对中国传统思维的本质内涵和基本特征的概括，正是“象”或其他最高理念之作为动态整体的“非实体性”，决定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具有的“非对象性”、“非现成性”及“原发创生性”诸品格。非实体性范畴显示为一种动态的终极的原发创生性，所以不仅不能用概念思维，而且只有中止或“悬置”概念思维，或只有进入象思维，才有可能领悟，从而有可能使思与境界跃升至原发的创生境域。 笔者认为，《伤寒论》（包括《金匮要略》，后同）所呈现的正是中医临证之际的原发创生境域。《伤寒论》的“脉证并治”思维是中国传统思维在医学上的典范应用，是一种通过描述而观证象的方法，由脉证与方药共筑原象，从证象的流动与转化中体悟疾病及其治疗的本真本然。《伤寒论》在描述脉证及其方证关系中尽显象思维之“思”的精神运动，表现出“天人合一”式的动态整体直观。《伤寒论》式思维当属象思维，而非西方文化的概念逻辑的线性理性化思维。 现象学研究给人们的认知带来了新的启示，海德格尔的一个重要用语“缘在”（Dasein）所显示“存在”的意义，即不是概念的规定，而是一种描述。“缘在”不仅是动态的，而且是整体的即具有张力的整体。这种作为动态的整体，只要用概念思维方式加以规定，“存在”及其意义就因而被遗忘或遮蔽了。“存在”本身，或者说本真的“存在”，作为动态的整体，它是不可用概念思维的方式加以揭示的，王树人先生认为这里需要的倒是“象思维”体“道”的整体观。《回归原创之思》论述道,现象学的最重要目标是“回到事情本身”或“回到原初境域”。在概念思维的前提下，无论是经验主义的“解释”，还是科学主义的“分析”，从胡塞尔到梅洛-庞蒂都认为脱离了“事情本身”。现象学力图换一种视角，换一种方法，以便能更有效地“面向事情本身”。这种视角和方法，实质上都是在努力打破经验主义和科学主义在把握整体上的无能或局限性，也就是向整体直观的‘象思维’趋近。梅洛-庞蒂在《知觉现象学》中提出“我是绝对的起源”，试图打破科学观点所作的“我”与世界的隔离或割裂，具有趋向“本真之我”的意义。其从知觉现象学的立场出发指出：“应该描述实在事物，而不是构造或构成事物。这意味着我不能把知觉与属于判断、行为或断言范畴的综合等同起来”、“问题在于描述，而不在于解释和分析”、“纯描述的要求是既不采用分析的方法，也不采用科学解释的方法”。这些观点启示我们，“描述”不是概念判断的解释和分析，而是对“事情本身”的新发现，描述能比概念思维更接近把握“事情本身”。就是说，作为“绝对起源”的“我”，其“体验”和“知觉”，由于与所“体验”和“知觉”的世界是一体，所以不能用对象化的概念思维作判断、分析、综合，要把握这里的本真本然，则只能描述。 笔者认为，从整体上来看，《伤寒论》主要的方法即是描述，其中对脉证方药描述的比重远远大于解释，重要用语的形成也基本上使用描述的方法，而不是建立概念定义的方法，三阳三阴篇呈现出多种证候群、证象的发生、流动、转化和呼应，是一种描述的整体动态的“缘在”状态，以此揭示出方证治疗的关系。其“道理”蕴含在“恍兮惚兮”中，但并不强行基础理论体系的建构与阐释，如此“不立文字”，就是不诉之于语言，中止概念思维，非不能为，乃知其不可为也。 例如，“太阳病，发热，汗出，恶风，脉缓者，名为中风”揭示太阳中风证，是一种描述而非概念，不可以用现代医学对疾病进行定义的方式来建立太阳中风证的概念。“桂枝汤方，桂枝三两去皮，芍药三两去皮，甘草二两炙，生姜三两切，大枣十二枚擘”也是一种描述而非定义，不可以用药典中对如阿司匹林等西药的定义模式来规约桂枝汤。“太阳中风，阳浮而阴弱，阳浮者，热自发，阴弱者，汗自出，啬啬恶寒，淅淅恶风，翕翕发热，鼻鸣干呕者，桂枝汤主之”，更是一种描述，条文与组方、服法、将息法一起呈现为脉证与方药的共同筑象，而非逻辑与分析。事实上，不可以对太阳中风、桂枝汤下定义、建立概念，无法形成对太阳中风与桂枝汤方证之间的逻辑判断与分析，若“强字之曰”则易走入概念思维，偏离“事情本身”，而陷入“断桥”的僵局。 又如，《伤寒论》中有许多关于腹诊证候的描述，如果按照部位大致分类，心下部位则可见“心下濡”、“心下痞”、“心下痞硬”、“心下痞坚”、“按之心下满痛”、“心下满微痛”、“心下满而鞕痛”、“正在心下，按之则痛”、“心下痞鞕满，引胁下痛”、“心下痛，按之石硬”、“从心下至少腹鞕满而痛不可近”、“心下支结”、“心下悸”等；胸胁部位则有“胸胁苦满”、“胸胁逆满”、“胸胁支满”、“胸胁下满”、“胸胁满微结”、“胸下结鞕”、“胁下痞鞕”、“胁下素有痞，连在脐旁，痛引少腹入阴筋”等；腹部包括少腹、脐下等部位则描述为“腹濡”、“腹满”、“腹胀满”、“腹满痛”、“腹中急痛”、“苦里急”、“虚劳里急”、“少腹满”、“少腹硬”、“少腹当硬满”、“膀胱急，少腹满”、“少腹满如敦状”、“内拘急”、“少腹拘急”、“少腹里急，腹满”、“少腹急结”、“少腹坚痛”、“少腹肿痞，按之即痛如淋”、“脐下悸”、“脐下有悸”等。笔者认为，如果从腹诊角度来考察，上述腹证的一部分属于患者自觉，但更多更重要的是医者诊察的他觉，其中包括性质、形状、程度、范围等丰富的内容，每一个描述用语均呈现出具有特点的一种“腹象”，几乎不能互相代替使用。并且，显然，这些腹诊证候也不能用概念定义的方式来表示，只能在描述中把握特征、形成“腹象”，以“触联”证治的联系。 可见在《伤寒论》，把握证候本质的最佳方式采用的是描述的态度与方法，描述，再描述，体悟证象。其所见体悟，不是概念、判断、推理所得出的结论，而是进入原象，在象的流动与转化中整体贯通的原发创生之境域。如此方得本真本然，方得源头活水，此乃老子所称“万物并作，吾乃观其复”的境界。所以，整体《伤寒论》表达的内涵，不可能用概念方式加以定义、诠释，不可能用逻辑思维进行推导、分析，却需要象思维的动态整体观来体悟。 《伤寒论》犹如一首恢弘精微的脉证方治长篇叙事诗，是古代医家参悟人身“天地”、把握证治经纬的哲思结晶，是中国古文化“早熟”特点在对人体生理、疾病、治疗领域即“醫”界的体现，以张仲景为首的《伤寒论》流派的开拓者、创造者们是一群高尚的先知。 笔者认为，日本汉方医学古方派正是体悟到《伤寒论》具有的这种原创性和启发原创性的深邃特质和雄浑底蕴，所以在治学中罢黜百家，独尊仲景，把《伤寒论》式思维发挥到极致，“始于伤寒论，终于伤寒论”（《临床应用伤寒论解说》）便是这种治学特点和学术境界的简约描述。 大塚敬节先生是现代古方派的代表，其治学的突出特点便是推崇《伤寒论》、《金匮要略》，凸显仲景学说的原创性、根基性和指导性地位，践行“始于伤寒论，终于伤寒论”的方法论与境界观。笔者认为大塚先生对《伤寒论》、《金匮要略》的学习理解与临床运用似可概括为以经学治经、以《论》理释《论》、以条文照应条文、从证候中得要领、“在病人身上读出《伤寒论》”等特点。 在大塚先生入于汤本求真门下学习汉方的最初阶段，汤本求真严苛地规定只许读《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不允许读第三本书。对此大塚先生在晚年感慨道：“最初的二、三年里，我全力以赴地做了《伤寒论》和《金匮要略》的研究。这样一来我达成了与汉方医学最根本经典的亲近和熟悉”，“像这样在学习的初期，没有涉及杂学，而能够直接全力攻读了伤寒论，这是汤本先生予我的恩赐”，“我想把《伤寒论》研究持续下去，直到生命的终点”。 汤本求真当时这样规范大塚敬节，大塚先生也这样教诲后人和弟子，大塚恭男先生记述道：“父亲贯穿生涯而研究汲取的是《伤寒论》及其姊妹篇《金匮要略》，以此两书为核心，然后也面向后世方、本草学”，始终认为“必须彻底地做好伤寒、金匮，这件事做好后可以去学习千金、外台、金元流派医学以及本草学，但是如果核心的东西没有牢固掌握，其所得也就成了百事通‘万金油’”。 此语看似平常叙述，但是寓意深奥，入门伊始应该读什么样的书，形成怎样的最基本的框架，将怎样的根本认知方式深植心中，并且训练成自觉的操作意识和方法，对汉方医学的成长路径、成长类型以及成长限度有着非常重要的决定作用。入门阶段的大塚敬节先生并不懂如何去学习，他按照汤本求真的要求去做，并一生实践这种方式，明白了这样读书的好处，深谙其妙，深受其益，在自己的晚年感慨汤本先生的“恩赐”，可谓语重情深。 那么，《伤寒论》“核心的东西”指的是什么呢，当然是疾病“脉证并治”的方法，但笔者认为如果在象思维视野下，“核心的东西”应指描述脉证、观其证象、在证象的流动与转化中体悟脉证方治的本真本然，这种《伤寒论》式动态整体直观。汉方医学古方派医家认为没有《伤寒论》就没有汉方医学，《伤寒论》式思维是汉方医学临床诊疗的全面的、根基性的、指导性思维，《伤寒论》君临万卷医书之上，不能把它当作是众多科目中的普通课程之一。所以医家们对张仲景和《伤寒论》的赞颂不吝言辞，如“自天地生以来，未见妙文如此者，此非圣作更为谁，当予盛赞”（宇津木昆台语）、“医学之有伤寒论，犹如儒学之有论语、孟子”（喜多村栲窗语）、“伤寒中有万病，万病中有伤寒”、“一部伤寒论置于枕旁足矣”、“凡欲学古医道者，当先熟读伤寒论，而后择良师友事之，亲试诸事实。不然则虽读尽亿万卷之书，要无益于术焉”（永富独啸庵语）、“非至圣作为，谁人能得如此”（浅田宗伯语）。 大塚敬节先生本人赞赏《伤寒论》“尽善尽美”，在《临床应用伤寒论解说》中阐述的观点认为：无论如何，在汉方医学古典医籍中能够与《伤寒论》地位等同的医书是空前而又绝后的，即使是能够相提并论的也没有。如独啸庵所云，《伤寒论》论述了疾病的变化法则和顺应这些法则的治疗方法，这是其他书中而绝无的，这也是《伤寒论》能够君临万卷医书之上之所以然。《伤寒论》是前后相照应的一篇大文章，论述正而顾及变，使人看到病状的转变无常（定）之处，这个特点贯穿全书，所以必须抓住这个关联性来读《伤寒论》。《伤寒论》讲述疾病的变化和对于这种变化即应的治疗方法，并以此为例，阐释了一般疾病的治疗法则。像这样将疾病从发病到痊愈或直至死亡，追逐着时间过程而进行论述的做法，无可类比者，诚为空前绝后。读《伤寒论》者，必须留意这一点，就像要在病人身上读出《伤寒论》那样地去顾念倾心。古人有“汉方医学研究，始于伤寒论，终于伤寒论”的说法，我也想把《伤寒论》研究持续下去，直到生命的终点。 笔者认为，大塚敬节总结的“始于伤寒论，终于伤寒论”这十个字，既是治学方法，也是学术境界。这十个字讲的是一个过程，从《伤寒论》开始，长期研读与临证，无数训练与磨砺，体悟到《伤寒论》奥妙，千回百转，见遍山水，最后还是归结于本真本然的《伤寒论》。这十个字强调的是《伤寒论》式思维、《伤寒论》式认知方式和《伤寒论》具有的学术境界。这种学术的观点、思想、境界和思维方式，可谓继往圣之绝学，予后学以警启，值得中国21世纪的中医者借鉴、学习。
遮蔽理，见（xian）道，恢复一个灵魂比失去一个王国更要紧 《伤寒论》教示于人的方法，从总体上来看，其避开了理论体系的语言论述以及对具体脉证、方药细节的机理阐释，淡化了理论王国的建构，侧重于描述脉证、证候群、证象，依据其流动与转化揭演证象与方药的关系，把握疾病的本质。这种方法显示出不同于理性概念与逻辑思维的特质，超越了理论的思维与表达的极限。乍看起来，朴素而简单，但实为大道至简，大象无形，回到事情的本身或原初境域，在主客混一、物我两忘中恢复具有原发创生性的能力和灵魂。 从现象学研究来看，使用语言文字建立概念、阐释机理、建构理论体系，不可避免地将事物对象化、概念化。这种思维方式从概念出发，而不是从“事情”本身出发，对于人本身是一种疏远化的思维方式，它在本质上并不关心处于整体性中活生生的人性。概念思维方式中包含着简化与僵化，单纯靠这种思维方式，不可能把握事物活生生的、有机变化发展的整体，反而会偏离有机的活生生的整体性和由此所生发的层出不穷的创造性。并且这种对象化活动的直线性，还会导致从对象化、疏远化到异化的产生。 另外，从符号学的角度看，语言文字在运用时会碰到“意义过剩”的问题。概念思维把语言文字作为定义、概念、判断、推理的分析解释会使得其所表达的意义难以确定，反而造成混乱，甚至出现“语言游戏”状态。 《周易》言：“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观物取象”、“象以尽意”。易学家们也有“立象以尽意”、“尽意莫若象，意以象尽”感悟。《回归原创之思》中象思维观点认为：“我象思”的生命活力与原创性，不仅在于它中止了对象化的概念思维活动，解除了对象化僵化的束缚，还在于此时的“我”感受力最强、触角最多，“我”的本真状态具有概念思维所不可比拟的广阔自由的思维时空。就是在这种“惟恍惟惚”中，在象的流动与转化中，本真的“我”会有所悟，或会有所发现。“大象无形”是最具创造活力的“原象”的原发创生境域，只能为“象思维”所体悟和把握，而为常识和概念思维所无法想象和把握。 在《伤寒论》产生的时代，医者对证候、证象的观察有极大的依赖性，久而久之，长期的训练具备了比现今医生对证象观察、描述、非概念化、非对象化处理以及对证象的流动与转化所带来的启示的灵敏而深邃的体悟。如果站在象思维和现象学立场，“象以尽意”，可以理解为不足象则无以尽意、只有象方可尽意，所以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只有依靠《伤寒论》的这种证象流动和转化才能接近或揭示疾病的本质，如果不采取这种方法就会偏离真相，就会无法逼近疾病的本质。相反，如果我们用《伤寒论》中并不存在的“理论”或者说并非主要的方法对《伤寒论》的“脉证并治”作过度解析或者说强饰，作层层分析阐释，反而会背离《伤寒论》真正的内涵和用意。也可以这么说，《伤寒论》遮蔽理以观道，“不说理”，道乃见（xian），遮蔽理，道乃见（xian）。反之，若沉湎于理，若纠缠于理，若醉意于理论盘带，从说理的左右逢源中而获得快感，则道反被遮蔽，不得到场与呈现，道必不见（xian）。西哲云：在纯粹的光明中，如同在纯粹黑暗中一样，也是什么也看不见的。《老子》也指出“为学日益，为道日损”这种认识的二重性，进而发出了“绝圣弃智”的呼唤。《庄子》应帝王篇“中央之帝”“浑沌”被报恩者善意地“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的悲剧，也提示了保持“道”的“浑沌”本性、本真、本然状态的重要性。 笔者认为，大塚敬节先生深谙此“道”。从著作中可以看到，已如前述，他对《伤寒论》的研究特点在于重考据、重证候、重方治、重疗效，不作过度的理论注脚，避免牵强的理论解释，观证候活生生的原态，悟其转化与演变，得到脉证方治的本真本然。对于一部分理论色彩较浓的内容不予深究，甚至质疑其是否为原著的原文，对机制阐释性文句如“所以然者……”一类文字认定为后人掺入文，警惕其对仲景原著的误导。这种不诉之于语言解释的做法，“悬置” 已知之知，中止概念思维，最大限度地保障“医者之我”在本真状态中感受和进入《伤寒论》所提供的“象思维”的原发创生境界。这种治学方式兼具江户医学馆考证学遗风与提倡“实证亲试”的古方派学风，将绵密细致的学者审慎态度与救病挽逆的临床现场医者硬朗作风揉和在一起，形成了独特的学术风格与魅力，同时至少在临床治疗学角度最大程度地还原了作为临床渊源的《伤寒论》、也是被大塚先生自己称为“世界最高的论述治疗学的古典医著”《伤寒论》的本来面目。 娄绍昆先生讲述阅读《汉方诊疗三十年》的感触时道：“时时亲切细腻地体验到具象的经方知识和大塚敬节先生的临床智能与技巧。在医案叙说的字与字关联之中，朦胧地传递着破结方证对应的密码，不知不觉之间欣喜地理解到临床时意向性思维的作用，渐渐地懂得从原始的临床资料去接近经方。还原方证这是经方医师的必须要经过的一道窄门。”(久久不能释怀的《中医之味》)真挚妙语，娓娓道来，每字每句均耐琢磨，笔者也从中参悟到了中止概念思维、直观进入本质的现象学内涵。同时娄先生也冷峻而犀利地指出: “中医经方的方证辨证在日本却得到长足的发展。日本汉方家把庞杂的中医理论进行削尽陈繁留清瘦的扬弃，竟然尽显其仲景思想的本色之美。章太炎先生有“吾道东矣”一语，暗指这一令人难以启齿的历史事实。”彭坚先生率性而评：这个结论有如石破天惊，大胆而直率！在当今仍然处于半闭锁状态，一心向西看，不愿向东看的中医界，必将掀起一阵狂潮。（《中医思想者第二辑·漫漫从医路，切切经方情》） 笔者试图借助此时的语境再陈私见:其一，胡希恕先生提出的方证对应是中医辨证尖端方式的观点，如果从象思维和现象学的角度思考，则可以感悟到胡老所据的高度，加深理解这个观点在于强调《伤寒论》式思维的唯一性、不可替代性，也就是说，在某种场合、某种情况下只有凭借《伤寒论》式思维才能够最大程度地逼近疾病的本质。其二，岳美中先生有一句名言：“不以理论取胜”，窃思岳老的这句话在某种程度上是在强调《伤寒论》式思维，并非不要理论，要害在“胜”字，胜即胜利，也可以理解为同音字“盛”和“剩”，即盛气和过剩。理论上层层解析，看似明了，而实际上过多的盘带会削弱象思维取向，“渐行渐远渐无书,水阔鱼沉何处问”，结果反而是背离着疾病的本质。“大象无形”、“大音希声”，这些玄妙的之门却在“醫”之学术中尽显其实在得无以复加的致用价值。 有人会说，这种治学方法有偏颇。笔者认为，这种指摘适宜于任何一种学术流派或学术现象。易学史中，也产生了象数派与义理派及其论争，焦点乃在于象数的卦爻与作为卦爻辞的系辞哪个更根本更重要。朱子就此论云：“先见象数，方说得理，不然事无实证，虚理易差。”在禅宗史上，一些禅师使用非佛教的如棒、打、斩、烧等方法启迪参禅者，对此，铃木大拙站在禅悟的立场上这样看待：恢复一个人的灵魂难道不比失去一个王国更为要紧吗？
回归《伤寒论》，回归象思维，回到我们阔别千年的家 王树人先生认为，“象思维”是人生来的一种本能，一种本原性的思维。只是在概念思维占统治地位之后，或者说概念思维成为思维的“常态”之后，这种“本能”或“本原”就经常被遮蔽或抑制，久之，甚至有所退化。应当恢复象思维，如同老子提倡的“复归于婴孩”，找回思或精神的原发生机，这种追根溯源，看似走回头路，实际上是真正向前开拓。 就中医而言，随着如岳美中先生为代表的成长于新文明新文化彻底洗刷时代之前、接受过正统传统文化教育与熏陶、具有深厚儒学修养、对中医基本文化和思维具有与生俱来的能力和境界、对“新文化”有强大“免疫力”的最后一代儒医的远逝，不为儒焉能“醫”的意识由淡化到丧失，中医者进入中医文化状态的能力逐代减弱，反而在现代科学概念逻辑方法、现代医学的认知方法的训练下，多熟悉与寄附于“科学技术”的方式，依赖于已有，只知“从有到有”，反而忘记了“从有到无”开拓思维空间的意义，更不知“有生于无”的“原发创生”。在进入中医经典创生的境界、熟稔古代医家当时的语境和意象、使用本真本然的传统思维认知疾病等问题上，可以说是群体失语、失忆，甚至有意无意间拒绝、反水。原本在传统中医中重体验重感悟的象思维，逐渐为科学的、技术的、理性的、逻辑的概念思维所取代。 对于人类越来越依赖技术的局面以及技术本身，海德格尔这样指出：“我们现在只还有纯粹的技术关系”、“技术在本质上是人靠自身力量控制不了的东西”、“技术越来越把人从地球上脱离开来而且连根拔起”（《海德格尔选集》，上海三联出版社）。对于人在异化中离开了“本真之我”，海德格尔又“惊慌失措”地疾呼：“人生而被抛”、“无家可归”。 与“儒医”岳老们对照，我们眼前的中医者生来即在现代文明为主流的世界，相对于西方文化无处不在的包围与诱惑、无孔不入的浸染与灌输，可以说本真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与我们基本上无缘的。科学是理所当然的正统，我们是“科学技术教”的信徒，习惯于概念和逻辑思维，用科学的标准来衡量一切事物和现象的价值与意义，凡是不科学的即是不正确的或无价值的，甚至有害的，而对于传统文化内涵以及“象”思维是隔膜的、陌生的，处于一种“被抛”的状态。我们憧憬科学的标榜，却浑然不知科学“伪善”和不雅驯的一面，虽然在呼吁学习经典、回归传统，但一旦进入实际操作，仍然习惯于用清晰的概念、严密的逻辑、可控的路径、强制性的规范来规定和评判中医活动，中医者与中医学的关系也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纯粹的技术关系”，理性技术将中医从象思维的家园中脱离开来而且连根拔起，中医正在面临着“无家可归”的境地。 “曝霜露，斩荆棘，以有尺寸之地”（苏洵《六国论》），《伤寒论》是张仲景为代表的医家们在艰苦卓绝的临证实践中开拓的一方领地，《伤寒论》的“脉证并治”是中医临床思维的故园，所显示的描述与“象思维”的内涵丰富而珍贵，临床效验历千年而不衰，实为世界医学的一大奇观。笔者吁请大家清晰地去看，从十七、十八世纪医家名古屋玄医、吉益东洞起，汉方医学古方派在回归《伤寒论》、回归象思维、回归临床思维故园的路上已经迈进了三百余年的时空，山重水复，柳暗花明，风景无限。“始于伤寒论，终于伤寒论”便是这一路行旅的罗盘与指归，众多医家的经验与感悟犹如一处处果实累累的采摘园，值得我们现代中医者去虚心地学习、借鉴。回归《伤寒论》，回归象思维，回到我们阔别千年的家，这应当成为我们学术灵魂的自醒、当仁不让的自负和传承责任的自觉。 该译后记实为学习尊敬的王树人先生名著《回归原创之思》的读书笔记，基本思路以及大量文句几乎原样引自该著作。读张祥龙先生方知现象学，读王树人先生方知象思维，拜读先生文章与著作，其中的启迪性的观点与见解，挚爱与回护中华文化的精神与情怀，具体到象思维对象医学研究的启发，均深深受益，在此谨向王树人先生表示衷心的谢意！ 译后记试图引进象思维、现象学的观点和原理来解读《伤寒论》及经方学派的思维，仅为尝试，自知生硬浅陋，极不成熟，但勉强为之之际却也感觉到认识在加深。笔者认为，象思维启发下的象医学研究，最关键和重要的阶段，也是最后最成功的结果，是进入实际临床体悟，把握活生生的“脉证方治”中象思维的灵魂，甚至需要建立专题研究基地，培养专门研究传承人才。 本中文版承蒙我国著名医家、经方学家，北京胡希恕研究室冯世纶先生和上海中医药大学张再良先生在百忙中分别作序言。在北京市仲景学说专业委员会学术活动中，多次承蒙冯老师的教诲，冯老师对仲景学说的深刻见解和坚毅恪守的精神令人敬仰，也让后学者发现自己的不足而奋起。笔者曾思考用最简洁的方式来概括《伤寒论》的特点，当看到冯老师序言的前四个字“道法自然”时，随即得悟：这正是《伤寒论》最基本的思维方式和境界的点睛之语，可谓，一语喝破，大道坦然。张再良老师著有多种《伤寒论》、《金匮要略》研究专著，也是著名汉方医学研究学者，笔者在学习理解仲景学说、研究汉方以及学习中医日语时多次拜读和使用张老师的著作，受益良多。张老师在序中精辟地揭示了汉方医学学术以及大塚敬节先生治学的特点，令笔者增进了对汉方医学这一特殊领域的认识。当得知张老师曾参与翻译出版大塚先生的著作时，令笔者对张老师学界前辈的尊重顿加学术知音的亲近感。在此谨向两位先生表示衷心的谢意！ 在本中文版的策划、翻译和出版过程中得到了中国、日本相关出版社诸位领导、编辑的宝贵支持、热情指导和鼎力帮助，在此一并谨表衷心的谢意！ 学术翻译犹如一剂“乌梅丸”，寒温俱有，五味杂陈，尽管笔者抱着无愧于作者、对得起读者、译出精品的态度作这项工作，但限于学识水平和文献条件，经常有思力如“病蚕食叶”、“慈葱中空”之艰涩、虚乏感，拙陋与错误之处不免多出，敬请读者指正、赐教。若对其过程略作描述，便是：“三载跋涉，一朝付梓，千日昏晨，半窗收尽。” 王宁元 谨识 二〇一四年暮春 于北京市小清河未及古人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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