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主要叙述廉州、钦州与越南北部地区的文化互动关系。主要内容包括廉州、钦州与越南北部地区的海路交通;廉州、钦州与越南北部地区的人员互迁;廉州、钦州人到越南北部为官的情况;对廉州所藏越南昭光寺钟及钟铭、越南在廉州修建的东山寺和姜公辅的籍贯进行考证。
[关键词]廉州 钦州 越南北部 文化互动
由于地理上的接壤和历史上今日广西和越南都曾属于同一个行政区域管辖等等原因,广西与越南之间的人员互动、文化往来由来已久。一直以来我们过多地以“中国”和“越南”这两个近现代意义的国家概念来确定我们对中越文化的关系。有些时候,我们和越南学者是否可以换一个角度来重新思考一些问题。比如说,越南学者一般把越南曾纳入中国的历史版图时期称为“北属时期”,中国的一些学者则多把这这些时期称为“郡县时期”,又把中越之间的朝贡关系用“宗藩”关系来定义。以这样的思维定势来研究中越文化关系,有些时候很难说明问题。笔者在本文中提到的一个唐朝宰相——姜公辅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旧唐书》、《新唐书》史书都记载其为“爱州日南人”。越南独立后的史籍又把姜公辅称为“我国人”,中国的史籍改称其为“安南人”。根据笔者的研究发现,他的父亲为广西钦州人,母亲为广西灵山人,后来其父亲迁居后爱州。姜公辅籍贯的这种关系使我们不能再使用今日国家的概念来套用到当时的情况。当然,今日越南北部在唐朝时属于唐政府管辖是无疑的,但是我们是否可以换句话来表达中越的文化关系?中越彼此之间的文化关系很多时候是无法用现在意义的国家概念来界定的。广西与越南之间的人员互动与文化交流由来已久,特别是廉州、钦州与越南北部沿海之间的关系非常值得研究。笔者本文仅略述一二。
一、廉州、钦州与越南北部地区的海路交通略
廉州在连接两广和越南北部各地区中的海路交通线中,曾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清人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总结说:“罗氏曰:入交之道凡三:一繇广西,一繇广东,一繇云南。由广东则用水军,伏波以来皆行之……若广东海道,自廉州乌雷山发舟,北风顺利,一二日可抵交之海东府。若沿海岸以行,则乌雷山一日至永安州白龙尾,白龙尾二日至玉山门,又一日至万宁州,万宁一日至庙山,庙山一日至屯卒巡司,又二日至海东府,海东二日至经熟社,有石堤,陈氏所筑以御元兵者。又一日至白藤海口,过天寮巡司,南至安阳海口,又南至涂山海口,又南至多渔海口,各有支港以入交州。自白藤而入,则经水棠、东潮二县至海阳府,复经至灵县过黄径、平滩等江。其自安阳海口而入,则经安阳县至荆门府,亦至黄径等江,繇南策、上洪之北境以入。其自涂山而入则取古斋,又取宜阳县,经安老县之北至平河县,经南策、上洪之南境以入。其自多渔海口而入,则繇安老、新明二县至四岐,溯洪江至快州,经咸子关以入。多渔南为太平海口,其路由太平、新兴二府,亦经快州咸子关口,由富良江以入。此海道之大略也。”[1](广西七,外国附考)
汉代合浦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这早已为学者们熟知,合浦自古为泛南海登舶之处,《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最早记载之南海交通路线,即由合浦始。唐时合浦属岭南道廉州,为廉州治所。廉州在唐时还是沟通大唐僧人经占波或交州再到天竺的重要海上交通线。《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比较明确地记载了两位经过廉州乌雷到达其它地区求法的僧人,他们是义朗和智弘。[2](P72, 175)唐时高骈还疏通了自钦州、廉州到达越南北部沿海的海道,《安南志略》收有《天威径新凿海派碑》,可为一证[3](P232-234)五代孙光宪著《北梦琐言》,卷二记载:“安南高骈奏开本州海路。初交趾以北距南海,有水路,多覆巨舟。骈往视之,乃有横石隐隐然在水中,因奏请开凿以通南海之利。其表略云:'人牵利楫,石限横津。才登一去之舟,便作九泉之计。’时有诏听之,乃召工者啖以厚利,竟削其石。交广之利民至今赖之以济焉。”[4](卷二)此可证天威径当位于交趾以北。在广西的潭蓬运河石壁上发现了“元和三年”、“咸通九年”等字样,可以证明当时高骈当有疏通潭蓬运河。
宋太平兴国八年(982),宋朝又在廉州设立太平军,咸平初,复置廉州。自廉州取容州路可入中原,而其东南、西南皆临大海,因此中国王朝通过廉州海路可以和安南往来。宋以后的史书,常称廉州“旧时为入安南之道”,显然在宋之前廉州是为入“交”的主要道路。[5]但到了宋代时,钦州港逐渐与越南沿海交往频繁。《岭外代答》云:“钦、廉皆号极边,去安南境不相远。异时安南舟楫多至廉,后为溺舟,乃更来钦。今廉州不管溪峒,猶带溪峒职事者,盖为安南备尔。廉之西,钦也。钦之西,安南也。交人之来,率用小舟。既出港,遵崖而行,不半日即入钦港。正使至廉,必越钦港……交人之至钦也,自其境永安州,朝发暮到。”[6](P53)《元史》、《岛夷志略》关于元代钦州、廉州与越南北部的交通记载不多,但元代《大德南海志》卷七提到赴广州进行贸易的交趾国管包括团山,吉柴二地,[7](卷七,诸蕃国) “团山”即今海防之涂山,“吉柴”位于越南东北部,海防之Cat Hai。[8]
明崇祯本《廉州府志》记载了廉州通越南北部和中部的海路:“自乌雷正南二日至交趾,历大小鹿墩,思勒隘、茅头捍门入永安州,茅头少东则白龙尾、海东府界,正南大海外,抵交趾、占城二国界,泛海者每遇暴风则舟漂七、八昼夜至交趾青化(清化)府界,如舟不能挽,径南则入占城。”[9](卷六)
清代从广西到越南北方的交通线有三,“若广东海道:自廉州五雷山发舟,北风顺利,一二日可抵交之海东府,沿海岸行八日,始至海东,有白藤、安阳、涂山、多渔诸海口,各有支港以达交州,此海道大略也。”[10](卷二九六,安南)
综上所述,历史上廉州、钦州与越南北部沿海经海路进行往来历代都有明确记载,有海路交通线作为基础,则人员往来和文化互动才成为可能。
二、廉州、钦州与越南北部地区的人员互迁
历史上廉州、钦州与越南北部由于贸易关系人员的往来频繁,唐以前自不用说,10世纪后,特别是宋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宋廷“诏许交趾互市廉州及如洪寨”后,两地交流更是密切。但这两个地区人员之互迁则很少为人类学、民族学的学者们所关注。笔者仅对廉州、钦州与越南北部的人员互迁情况略以概括。廉州、钦州与越南之间人员的互迁包括战俘、政治迁移等多方面的原因。而明洪武至宣德间廉州人到越南为官的现象则是一个比较有趣的例子。
(一)战俘
《大越史记全书》记载:“宋熙宁八年(1075年)……常杰陷钦、廉等州,亶围邕州……常杰俘三州人而还。”[11](本纪,卷三)李常杰所俘三州人颇多,仅邕州就有数万人,[12](P33)但李朝后来只归还了二百多人,《宋会要辑稿》又记载:“宋元丰二年(1079年)十月十三日,广南西路经略司言,交趾归所略二百二十一人……”[13](蕃夷四)
明代也有战俘迁移事件。崇祯《廉州府志》记载:“永乐七年(1409年)夏四月,交趾万宁贼寇钦州,巡海都指挥击破之……俘获贼首范牙、阮边及家属男女一百六十人……”[9](卷一)
(二)由于政治倾象不同而相互迁移
《宋会要》记载:“宋真宗咸平六年(1003年)三月,钦州言交州效城场民及头目八州使黄庆集等契其属四百五十余口入居州界勇步江乌士村……四月,交州民四百余户来投钦州……”[13](蕃夷四)宋朝对这些迁移多采取“慰抚”政策,虽然有时也“令还本道”,但是迁移者未见有回到越南的记载。元代时广西上思州头目(今属防城)黄圣许及其子黄志宝走交趾万宁寨。[14](卷四一)
明代钦、廉二州与越南北部沿海人员互迁颇多,崇祯《廉州府志》记载:
——“宣德二年(1427年)冬十二月,弃交趾布政司,钦州澌凛峒长黄金广等以四峒叛附安南……至是,金广等以澌凛、罗浮、古森、葛原等四峒一十九村二百七十户叛附安南,黎民封经略使,经略同知佥事等官,仍世守其土,以属万宁州。”
——“宣德十六年(1441年)夏,安南黎太阳、黄父命黄父郡来奔,时莫登庸内乱。”
——“宣德二十一年(1446年),夷人莫登让为黎氏所逐,携其妻仆来奔,知州董廷钦纳之,后潜遁他境。”
(三)廉州人、钦州人到越南北部为官
明朝在越南成立三司后,到越南为官者多为两广、云南人,明《太宗实录》卷二一九记载:“(永乐十七年十二月丁酉)巡按交阯监察御史黄宗载言:交阯人民新入版图,劳来按辑,尤在得人。今府、州、县多系两广、云南等处岁贡生员下第举人……”[15](文教科技卷,P71)笔者考明崇祯《廉州府志》、嘉靖《钦州志》、雍正《灵山县志》得明代在交阯为官者47人,特辑录如下表:
明代廉州、钦州人在交趾为官表
序号
| 姓名
| 官职
| 任职时间或科贡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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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孙复
| 交阯下义州叛
| 永乐戊子(14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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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沈勝
| 交阯温卫经历
| 永乐戊子(14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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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吴里瑶
| 交阯石社知县(或作“古社县”)
| 永乐戊子(14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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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吴凤鸣
| 交阯青威县丞(或作“威县”)
| 永乐辛卯(14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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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黄肇得
| 交阯县丞
| 永乐甲午(14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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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容吉
| 交阯清化府推官
| 洪武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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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顾观
| 交阯至灵知县
| 永乐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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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黄庸
| 交阯威蛮知州
| 永乐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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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孙顺
| 交阯芙容知县
| 永乐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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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 容端
| 交阯芙容主簿
| 永乐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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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 陈祯
| 交阯太原知事
| 永乐年间
|
12
| 石礪
| 交阯吏目
| 永乐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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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 蒋暹
| 交阯巡简
| 永乐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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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 高志
| 交阯巡简
| 永乐年间
|
15
| 李仁
| 交阯县丞
| 永乐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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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 郑宾
| 交阯检校
| 永乐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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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 陈豫
| 交阯利仁州巡简
| 永乐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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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 周广
| 交阯巡简
| 永乐年间
|
19
| 陈宁
| 交阯巡简
| 永乐年间
|
20
| 陈宗德
| 交阯古勇县吏
| 永乐年间
|
21
| 黄送
| 交阯知县
| 永乐年间(或作洪武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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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 林崧
| 交阯唐安县丞
| 永乐年间
|
23
| 许佑
| 交阯吏目
| 永乐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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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 黄辅
| 交阯主簿
| 永乐年间
|
25
| 李进
| 交阯知县
| 永乐年间
|
26
| 林愈 (或作“林逾”)
| 交阯县丞
| 永乐年间
|
27
| 李珠
| 交阯主簿
| 永乐年间
|
28
| 何盈
| 交阯吏目
| 永乐年间
|
29
| 黄养
| 交阯义安推官
| 永乐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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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 黄中
| 交阯巡简
| 永乐年间
|
31
| 庞浈
| 交阯丹巴县丞
| 永乐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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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 周旺
| 交阯庭河县丞
| 永乐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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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 李销
| 交阯弄石主簿
| 永乐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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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 劳观通
| 交阯主簿
| 永乐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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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 姚贤
| 交阯北江经历
| 永乐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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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 郭进
| 交阯麻龙驿丞(或作“龙县县丞”)
| 永乐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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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 劳养
| 交阯利仁县丞
| 永乐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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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 劳昌
| 交阯文封县丞
| 永乐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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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 李旺
| 交阯凤翔巡简
| 永乐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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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 黎彝
| 交阯巡简
| 永乐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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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 刘甘志
| 交阯主簿
| 永乐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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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 包志道
| 交阯新安府经历
| 宣德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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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 冯廷简
| 交阯主簿
| 永乐壬午科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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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 檀伟
| 交阯唐安县丞
| 永乐乙酉科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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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 邓纪
| 永乐贡交阯沆江县丞
| 永乐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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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 石孟全
| 宣德贡安南海东府知府
| 宣德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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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 黄福缘
| 宣德贡交趾海门知县
| 宣德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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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时从交趾迁移到明朝的交趾人数量达到万人,其中也有不少到明廷做官,其中还有的在明廷担任重要官职,如阮安为明朝北京城的总设计师,胡元澄做了明朝的工部尚书等等。从上表看来,明代内陆人迁入交阯也不少。另考《象州志》,明时有五个象州人曾到交阯为官。
这些廉州人到交阯为官后,当是已经融入当地人当中,明宣德三年交阯三司废除,上表所列人士有记载的回内陆者仅刘甘志、石孟全二人。这些人士的后裔今日何在?当有不少已同化为当地人。
清代时,刘永福援越南抗法后归钦州,带有不少曾与他并肩战斗而牺牲的旧部的亲人回钦州,这些人中当有不少为越南人。刘永福把这些人安置在今日钦州市的攀桂街。笔者曾亲自到钦州刘永福故居考察,其居宅大多材料包括木家具、梁柱都是经海路从越南北部沿海直接运到钦州的。三、廉州所藏越南昭光寺钟与越南在廉州修建的东山寺
廉州曾经在康熙年间收得一越南昭光寺钟,而中国史料又记载越南陈朝曾在廉州修建东山寺,这是廉州与越南北部文化交流的又一明证,对此二者所传递的信息进行考证,又显得特别重要,因为它们保留着着廉州与这些地区在历史上进行文化互动的重要痕迹。
(一)昭光寺钟及铭文
较早记载廉州收得越南昭光寺钟的史籍当属清人吴震方,他在《岭南杂记》中说道:“康熙十三年六月,廉州海滨风雨昼晦,有龙在海面往来口觸,海水顿涌数丈,守兵以炮击之,一物从空而坠落。少顷水退,沙际得一钟,高三尺余,围径二尺余。种纽龙首,为炮击碎,取悬寺钟,击之,地方辄有事,遂不敢击,置之府学中。偏身小龙雷纹,精工异常,朱绿斑驳,不知何代之物而出于海滨,钟亦无铭无识可考。”[17](上卷)吴氏所记当是旁听所来,所以才说:“钟亦无铭无识可考”。
对于吴震方的记载,清乾隆廉州知府周硕憅在修撰《廉州府志》时云:“康熙十三年甲寅春二月,安南国王黎维衤定遣陪臣入贡由钦州归国。六月,合浦古钟见,载石门吴震方《岭南杂记》……钟亦无铭无识可考。是说也,尝询之粤人,无有知者,岁幸末六月,余守廉甫,蒞任诸务棼如未遑也。九月,朔,谒廟覔得之,镕範精致,与《岭南杂记》所载无异,钟有序有铭,为翰林学士胡宗鷟撰,书史正掌阮廷玠书,系以皇越昌符九年岁次乙丑春二月下澣日。当是安南国王李日尊僭号,各官皆安南陪臣,所云九年乙丑则宋仁宗天圣三年也。序称宁卫将军陈遣得钟于单口台海口,将悬之昭光寺,丐鷟为铭,然则钟之作又不知始自何年,真古物也。惜其文俚不足述,惟书法颇工,吴云无铭识可考,殆亦传闻失实。因命学官好藏之,知府周硕憅识。”[18](卷五,世纪)此记载则可证翁方纲在《粤东金石略》所引《廉州府志》记载当是康熙十三年以后所修《廉州府志》内容。
清人翁方纲在《粤东金石略》卷九提到廉州府学安南古钟铭:“康熙十三年(1674年)六月,廉州海滨风雨昼晦,龙门水涌,守兵以石驳之,得钟一,今置廉州府学……”[19](卷九,廉州府金石)翁方纲在《粤东金石略》录有此钟铭文,铭文为翁氏于乾隆丁亥(1767年)初秋命学官岑绍参、陈西铭所拓,后据该拓本收入《粤东金石略》。该铭文首题:“口仁路外星崗戶鄉天屬童社昭光寺鍾銘並序”,末题有:“皇越昌符九年歲次乙丑春二月下澣。”[20](第二集,上册,P681-682)2002年台湾中正大学文学院与越南汉喃研究院合作,出版了《越南汉喃铭文汇编》(第二集),该书又据翁氏《粤东金石略》录编,把昭光寺钟铭文列入所收越南陈朝汉喃铭文第四十号,有越南学者黄文楼引言和台湾学者耿慧玲考释。鉴于此钟铭文乃廉州与越南交流的一大明证,笔者此文亦略以补考。
《越南汉喃铭文汇编》所引《粤东金石略》中昭光寺钟铭文为1977年4月台北学海出版社影印光绪十七年广州石经堂影印石洲草堂本。另考翁方纲撰《粤东金石录》,乾隆三十六年刻本,该本卷九说道:
“《府志》云:‘昌符’当是安南国王李日尊僭号,所云九年乙丑则宋仁宗天圣三年也。吴云‘无铭识’,殆传闻失实耳!按《宋史》交阯传,日尊之嗣为王,在至和二年,其称帝在熙宁二年,终日尊之世,无乙丑,而史载日尊自帝其国,国号大越,改元宝象,又改神武,无昌符之号。”按,此段文字,《粤东金石略》光绪十七年本与康熙三十六年本略同,但康熙三十六年本紧接着上面文字的记载则与光绪本完全不同:“近日钟广汉辑《建元考》口无之及,考之《越史略》则‘昌符’乃陈氏纪年之号,其书三卷不著撰人名氏,即撰于昌符之时,载至昌符元年丁巳而止,记其九年乙丑是明洪武十八年也,可证《府志》之误矣!”另考道光本《廉州府志》卷二十二金石条也述及昭光寺钟序铭,此书也指出昌符九年为明洪武十八年。[21](卷二十二,金石)
光绪本《粤东金石略》却载:“(日尊)其子乾德猷献驯象,而《廉州府》载熙宁九年丙辰郭逵败交阯于富良江,即乾德时事,元丰六年,又犯归化州。恐是乾德以后,僭号仍未革,而宋史未之详儿。铭字颇佳,在阴款猷为难得。《玉海》不载‘昌符’年号。”
笔者另考清人叶昌炽所撰《语石》说道:“安南虽同文之国,未见石刻。惟廉州有一钟,余在广南时曾得拓本一通。首一字即阙,题‘口仁路罡(原字为‘罒’部在上‘缶’部在下)户乡天属童社昭光寺钟铭并序……’覃溪(即翁方纲,翁方纲号覃溪)《粤东金石略》考昌符九年为明洪武十八年。是钟康熙十三年廉州海滨风雨昼晦龙斗,守兵于海中网得之,今存府学。”[22](卷二,安南二则)此段文字的记载当可以证明《粤东金石录》乾隆三十六年刻本的记载更为可信。而非“至《四库全书提要》评论越南史籍《越史略》之价值时,方以《越史略》后附陈朝纪年中之‘今上昌符元年乙巳’一条,推算本钟铭为明洪武年间所铸,以正《廉州府志》之说。”[20](P684-685)《廉州府志》对“昌符九年”考证错误为乾隆本《廉州府志》内容,上文已有述及。至于“元年丁巳应该为洪武十年”,《大越史记全书》卷七,陈纪三,睿宗,记载,“丁祀,五年。五月以后废帝昌符元年。明洪武十年”。此卷又有记载,“夏五月十三日,上皇以帝当国难崩。立帝长子建德大王日见为嗣,即皇帝位,称简帝,改元昌符元年。”[11](卷七,陈纪三)另国内朱桂昌先生在1979年编写了《中越朝日四国历史年表》,已经列出陈日见昌符元年为明洪武十年。[23](P144)
《越南汉喃文献汇编》所录《昭光寺钟铭》仍有缺漏,笔者综考乾隆本《粤东金石略》、乾隆、道光本《廉州府志》、《八琼室金石补正》和该铭文拓片照片,把昭光寺钟序铭文全录如下:
利仁路外星“罒+缶”(‘罒’部在上,‘缶’部在下)戶鄉天屬童社昭光寺鐘銘並序是歲二月有人自葆和持書一紙來京師,謁余於東關。余受而閱之,乃寧衛將軍管山領南柵聖翊軍賜金圓符陳遣乞鐘碑銘之書也。其言曰:“遣於襄歲,與諸將奉命西伐,軍次單口台海口,與士卒漁於海畔,偶得茲鐘,視之無窕摦之形,叩之有瀏亮之聲,頗若新出於金盧革备者。便示諸將,皆以為吉兆。乃載歸童鄉,畱于先人所作之寺。今歲新寺成,將以其年三月設開光慶讚法會。茲以鐘碑並未有銘,敢丐公一言,刻之以詔於將來,俾後之觀者,有以知得鐘為寺之因由,廝遣之所願也。”予謂物於天地間,無有逃乎數者,況鐘乎!夫不得於他人,而得於寧衛之手;不淪沒于波濤洶湧之間,而舒揚於殿宇森嚴之上,豈非數歟!然不知寧衛得鐘耶?鐘得寧衛耶?以為寧衛得鐘則不過擅利鐘之用而已;以為鐘得寧衛,則鐘之所以期於寧衛者,遠且大矣。鍾云、鍾云,音聲雲乎哉!銘曰:
嗚呼斯鐘,八音之一。沉于海波,殆成棄物。
數不可逃,理有可必。舉網得之,一朝浮出。
濯爾泥污,發爾精明。穹隆其質,瀏亮其聲。
乃載之歸,童鄉之寺。懸之飛樓,用為法器。
寧衛得鐘,眾人所云。鐘得寧衛,惟予所聞。
尚揚乃武,以樹乃憅。與鐘俱鳴,永永無垠。
皇越昌符九年歲次乙丑春二月下澣日。
光祿大夫守中書令兼翰林學士奉旨賜金魚袋上護軍胡宗鷟撰。
中涓大夫內寢學生書史正掌下品奉御阮廷玠書。
御前造作內局阮迁鐫。
清人陆增祥撰有《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一百三十也收有此铭文,但铭文首“利”字不缺,笔者查吴兴刘氏希古楼刻本《八琼室金石补正》,陆氏并未对铭文进行任何考释,但在铭文末尾注名引自《筠清馆金石记》,《筠清馆金石记》今已罕见,查道光版《筠清馆金石录》五卷,未见收有昭光寺钟铭文,但吴兴刘氏希古楼刊本《八琼室金石札记》卷一收有《筠清馆金石记自序》一文,文中说道:“筠清馆者,南海吴荷屋先生自名之室也。先生抚湘不矜,廉察不事纷扰,吏民乐之,湘人至今称之。时际国家无事,得以从容岁月,肆意金石,口辑成书,其书专补萃编之不足,名曰《筠清馆金石记》。自汉以逮辽金,益以西夏、伪齐、高丽、越南、日本诸碑……”[24](卷一)另考吳氏所编《筠清館金石目》安南条录有昭光寺钟铭条,条记:“(昭光寺钟铭)昌符九年二月,胡宗鷟撰,阮廷玠正书。”[25]据此可证《筠清馆金石记》当收有《昭光寺钟铭》。
笔者藏有此铭文拓片照片,从书法视角审视,此铭文全以楷书行文,字迹劲秀,镌造工整,又可证14世纪时越南对汉字书法之谙熟。
(二)东山寺
无独有偶,廉州除藏此越南古钟外,还有一个越南修建的寺庙——东山寺。笔者曾在两年前有幸造访过一次,东山寺住持释智梁法师曾委托笔者对此寺渊源进行考证。释法师说此寺只传闻为李朝李日尊行宫,其它沿革不详。考崇祯《廉州府志》卷十四,收有《外纪志》,《外纪志》说道:“纪而曰外,外之也,神祀崇而人民惑,崇德报功之外,司世教者辟之可也。及纪者猎较之意也,御灾捍患,血食与食土之毛者,吉凶同也。安南邻徼,守在四夷,故附焉志外纪。”《外纪志》首述玄妙观,次记东山寺。“东山寺,在府治东一里,即南越昌符间所建,灵觉寺故址,年久圮坏,万历二十九年本府重修焕然。圆觉堂即东山寺前堂。万历二十九年本府同知涂巍鼎建东山寺,原无田,故无僧以守,万历三十年,署府同知涂巍买给田亩,其田总记粮米二石一斗六升零,土名老熊田,横江丹田,底仆口留垌、杨梅垌等处,又寺前店租係寺僧办香。”[9](卷十四)明代时廉州知州还曾在东山寺设僧纲司。《古今图书集成》又记载:“东山寺,在府治东一里,即南越昌符间所建……皇清康熙十一年知府徐化民率属捐资修葺复旧。”[26](廉州府部汇考四,廉州)再考道光《廉州府志》卷二十四记载:“廉郡东山寺,宋宝山成禅师所创者也,至国朝永乐十年僧珏净重修之,而僧纲司爰置于斯焉。第寺名虽有共中殿宇,廊庑皆缺,佛像黝恶,亦鲜庄严,至永乐十七年有释普聪者拜市化缘,居民士校争施口币,于是重建佛殿伽蓝祠,列祖堂,庖氵畐山门,口口口造三世佛,暨观音、罗汉、天王列祖诸像,口口口口焕然一新,寺前凿氵猪水,后植竹蓻蔬。监察御史周叔达,按部驻节为篆海角亭第一峰五字揭于楣,进士喻俊为书东山寺牌额,诚廉郡一清净庄严之地也。”[21](卷二十四,艺文三)由此可证东山寺在宋时已有建寺,为宋宝山成禅师所建,而非少数学者所称其为宋时李日尊的行宫。笔者查《宋高僧传》及明清《廉州府志》,惜未见有宝山成禅师的生平事迹记载。
崇祯《廉州府志》记廉州东山寺为南越昌符年间所建,但未题此昌符为越南陈朝纪年。另考《大越史记全书》,卷七记载,“乙丑九年(明洪武十八年),三月,明遣使来求僧人二十名。初,我国送内人阮宗道、阮算等至金陵,明帝以为近臣,遇之甚厚。宗道等言,‘南国僧解建道场愈于北方僧。’至是求之”。[11](陈纪四,废帝)东山寺为南越昌符年间建,昭光寺钟铭又为昌符所铸。亦或此钟为越南僧人所带到廉州?可以肯定的是14世纪廉州与越南北部沿海在佛教领域曾经有过密切的交流。
四、唐宰相姜公辅的父母是钦州人
姜公辅才高而耿直,为唐代名相之一,其籍贯中越学者考证者不多,其籍贯是爱州人还是钦州人仍未有定论。笔者此文亦略以考证,用以证明姜公辅也是钦州与爱州人员互迁和文化互动的结果。
《旧唐书》卷一四二说:“姜公辅,不知何许人。”[27](卷一四二,列传第八十八)《新唐书》卷一六五则说:“姜公辅,爱州日南人。”[28](卷一六五,列传第七十七)吴士连撰《大越史记全书》说道:“九真姜公辅仕于唐……”[11](外纪,卷五)但不言其身世。早年中国越南史专家张秀民先生曾作《唐宰相安南人姜公辅考》[29](P22-23),详述姜公辅的事迹,引证颇丰,惜姜公辅的籍贯考证仍不够翔实。
《大南一统志》卷十七记载:“唐姜公辅,安定县人,字钦文,有高才,唐德尊辰举于唐,第进士……世传祖基在弘化县凤翊社,而母贯则在山隈社,有墓在焉,黎景兴间海郡公范廷重过此,以事闻,请封为上等福神,建祠祀之。按《钦州志》云,公辅之先自天水(今甘肃境内)徙南海,至其祖为钦州参军,始贯遵化(唐时,钦州有遵化县),累迁舒州刺史,父徙家九真,籍爱州日南县,据此则公辅是钦州人。然考之《唐书》列传宰相年表及《大清一统志》诸书皆云公辅是本国爱州人,则钦州私志所传未必准信,或者入仕后家于钦,故墓亦在钦欤?”[30](P1821-1822)
《大南一统志》卷十六又记载:“安定县,在(清化)府西北……隋曰军安县,唐至德改军宁,均隶九真郡,属明改今县名隶清化府”。《大南一统志》卷十六军安山条又言:“(军安山)在安定县东官安(旧军安)、玉帐二社界……昔姜状元公辅之家山也。”[30](P1719)《大南一统志》卷十七又记载有姜状元祠:“(姜状元祠)在安定县锦帐村,神姓姜讳公辅,祠所乃其故宅也。”[30](P1763-1764)黎崱所撰《安南志略》卷一录有《唐安南都护元州郡》,其中爱州辖九真、安顺、崇平、日南、军宁和长林,[3](P36)此可证公辅确曾生活于爱州境内。
《大南一统志》卷十七引《钦州志》时对《钦州志》言姜公辅为钦州人仍有怀疑。但《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第十三下记载“九真姜氏,本出天水。神翊,舒州刺史。挺。公辅。相德宗。”[28](卷七十三下,表第十三下)吴时仕所撰《大越史记前编》又记载:“甲子(唐兴元元年)时,我国九真郡人姜公辅仕于唐,公辅有高才,举进士……公辅,安定山隈人,父挺。[31](外纪,卷六)此与《新唐书》又相吻合。
笔者又考明崇祯《廉州府志》卷十有记载:“姜公辅,字德文,其母黄氏,灵山人(灵山县属钦州),公辅登进士第,补校书郎,应制策科高等,授右拾遗,归扫父墓……。”[13](卷十,南孙公辅条)查天一阁明嘉靖《钦州志》,但未见有类似《大南一统志》所引《钦州志》中有关姜公辅的记载。惟雍正《钦州志》卷二地里志记载:“平章姜公辅墓,在城东北一百七十里遵化乡那杷村。”[32]笔者联系当地博物馆专家,那杷村所存乃是姜氏衣冠冢。那杷村今日尚存。另据江西姜正平先生透露,姜公辅于唐代曾受皇命统修《姜氏族谱》,姜正平先生所藏姜公辅所修的《姜氏族谱》卷首有姜公辅序言,并有“皇上御赐统修天下姜姓族谱”字样,该族谱中“大唐勒修姜氏炎帝神农烈山四岳天水郡古谱总世系”中姜公辅列为姜氏第149世,其中有记载:“公辅,字文德,又字拜延,字继规,登建中辛酉科中式榜眼,德宗左相,拜谏议大夫,同平章事,统修姜氏宗谱,兰泉祖,妻刘氏,诰封一品夫人。”[33]
以上当可以证明《大南一统志》所引《钦州志》说“姜公辅字钦文”是错误的,姜公辅当是字德文。明崇祯《廉州府志》又记载姜公辅母亲为钦州灵山县黄氏,则《大南一统志》所引《钦州志》说姜公辅的父亲姜挺从钦州遵化迁居爱州当是可信。《安南志原》说:“姜神翊,爱州人”。不知何所据。[34](P178)另考明嘉靖《钦州志》,唐时钦州有遵化县,现在遵化已属钦州灵山县。[35](卷四)姜氏在隋唐时为钦州第二大姓族。[36]且遵化与明交趾永安州、万宁州(此二州今皆属越南广宁省)海上接壤。而自廉州通清化省的海路,明崇祯《廉州府志》已有记载,上文已有述及。此可证明姜公辅父亲(或其祖先)迁居爱州是完全有可能的。另考清道光廉州知府所修《廉州府志》卷十九唐进士条记载:“姜公辅,遵化人,广德二年(764年)登第。”同书卷十九唐封赠条记载:“姜挺,钦江人,盛唐令,以子公辅仕,赠同平章事谏议大夫。”[21](卷十九,选举)
考雍正《灵山县志》卷八有记载:“姜公辅,钦江人,平章见传”。[37](卷八,选举志,唐进士)考钦江县为唐设,宋开宝五年(972年)遵化、钦江和内亭三县都归灵山县管辖。《灵山县志》卷十又载:“姜神翊,字祐之,钦州遵化人。其先自天水徙南海,至神翊为钦州参军,始贯遵化,累迁舒州刺史,修皖山祠,建四望楼,政令严整,淮南盗贼不敢入境。子挺以父任为盛唐令,徙家日南,孙公辅。”则此记载与张秀民先生早年的判断一致。《灵山县志》卷十又载:“姜公辅,字德文,钦州遵化人,其父挺为盛唐令,祖神翊舒州刺史,母黄氏灵山人……”[37](卷十,乡贤志)清道光廉州知府所修《廉州府志》卷二十人物条有关姜挺与姜公辅的记载与《灵山县志》略同,其述姜公辅道:“姜公辅,神翊孙。母黄氏,灵山人。父挺徙日南,生公辅,第进士,补校书郎……”。[13](卷二十,人物)
以上所述,则姜公辅籍贯应是明朗多了。现在中国姜姓人早已把姜公辅当为中国人,而越南又把姜公辅当为越南人。如果我们抛开近现代意义的国家与民族的生硬观念,则唐时姜公辅所居住的地区实际上是混为一统,都是唐朝的管辖地区,则姜公辅是属于他所居住过的所有地区人民共同的名人。
结 语
从以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历史上廉州、钦州与越南北部有着密切的文化互动关系,以姜公辅的籍贯为例, 我们不应该把近现代意义上所谓的“国家”、“民族”的意义生硬地套到当时的历史时代,只有这样,我们的研究才有可能相对客观。广西人迁入越南为官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广西与越南存在着某种更容易接近的共性。 除了廉州、钦州与越南北部沿海的文化互动关系密切外,历史上越南北部沿海还与琼州、儋州、南海等地都曾经有过频繁的文化交流。挖掘历史上这些地区的文化互动现象,有利于我们进一步扩大今日“北部湾”各地区之间的往来和交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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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为2008年3月14~15日, 笔者参加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主办的国际会议——"'A Mini Mediterranean Sea': Gulf of Tongking through History"(透过历史看北部湾——“小地中海”)提交的论文修改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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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