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前后顾颉刚学术理念的变与不变?

传承古史辨派科学求真精神，促成传统文化现代转型

   “不要对于这个未成功者作成功的攻击，把全国家之力所不能成事者而责备于他一人之身，把二千数百年来所层累地构成且有坚固的基础者而责望他在短时间内完成破坏的工作，逼得他无以自免于罪戾。”——顾颉刚

 编者按：只有在科学求真的基础上才能有真正的古史与文化重建。一些学者试图通过解释顾颉刚先生的态度转变，以充实信古或释古的根据，不仅有违顾颉刚先生之志愿，也不可能有成功的文化重建，只可能滑向前现代深渊。我们推送李政君老师此文，通过翔实的历史考辨，再现了顾颉刚科学求真的精神，揭示了古史辨“不立一真，唯穷流变”，在观念变迁中考察古史层累流变的科学要义。激浊扬清，正本清源，让我们更深理解古史辨本质要义和顾颉刚先生矢志不渝的未竟事业。

1930年前后顾颉刚学术理念的变与不变

李政君

 [摘  要] 1923年，顾颉刚提出“层累”说，致力于打破旧有上古史系统。1930年，发表《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之文，有的学者据此认为顾颉刚的学术宗旨已经改变，这是不正确的。顾颉刚研讨汉代的政治和历史观念，是他整个古史探研计划的组成部分。顾颉刚一直关注文献中“古史观念”。他应对考古学及社会史研究的一些进展，而提出学术上各有“分工”之说，在治史活动中做出自我说明和某些调整，但其根本学术理念未因此改变。我们不应把学术界关注视角的转变，也视为顾颉刚学术理念的转变。

[关键词] 顾颉刚    “层累”说    学术理念    古史观念  

     1923年，顾颉刚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以下简称“层累”说），质疑中国旧有上古史记载，轰动一时。他把古代一切圣经贤传都当作历史的“文献”来处理，在史学观念上突破了传统的格局，引发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史学革命。在对顾颉刚古史学的认识与研究中，不少学者提到其变化问题。即如杨向奎以顾著《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1930年）为据，认为此文“自成体系”，“恢复到今文学派康有为的立场”。持类似观点者如当时的胡适、钱穆及今人张京华等。许冠三则提出顾颉刚“始于疑终于信”的说法。近来，冯峰认为1920年代后期到1930年代前期，顾颉刚受考古学影响，关注点由上古史实转向文献中人们的“上古观念史”。上述论文尽管出发点不同，但都认为顾颉刚古史学存在变化。《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是顾颉刚古史研究重要代表作之一，重点讨论汉代经学。但它与“层累”说是否为独立两部分？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出现及发展，特别是殷墟发掘无疑会影响到顾颉刚。但他是否因此才“转向”研究“上古观念史”？

     在顾颉刚一生之中，其学术出现一些变化很正常，但他以“层累”说为核心的根本学术理念是否改变？如果改变存在，我们如实探明自是应当。如果改变不存在，诸多变化说法就容易造成人们对顾颉刚古史观念的误判，特别是在“疑古”争议颇多的当下，很可能会出现类似陆王心学宣扬所谓“朱子晚年定论”式的效应。因此，本文拟就1930年前后顾颉刚学术理念的变与不变问题，略抒浅见。

一、 《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与“层累”说的关系

 

     顾颉刚写就并发表于1930年的《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是否“自成体系”，是否意味着他回到了晚清今文经学的立场？讨论此问题，我们首先应明确：顾颉刚在1923年提出“层累”说所针对的旧有上古史系统，乃是传统社会意识形态立足的根基。正如王学典所说，对传统社会性命攸关的意识形态内容，君统、道统、学统、王制等，均立足于“历史”的叙述上，失去这个根基，“封建”意识形态将全部坍塌。“层累”说就是要颠覆这个“经学上古史系统”。

     顾颉刚创立中国古史的“层累”说，确实与他的经学认识密切相关。晚清民国以来，传统的经学发生嬗变，经历了所谓“以复古为解放”的发展历程，如梁启超、蒙文通、钱穆、周予同等均有此说。顾颉刚也有类似认识，但他不是讲“复古”，而是表述为逐级“打破”。就《顾颉刚读书笔记》来看，他最晚在1916至1917年间注意及此，此后屡见提及。只是到1930年才在《古史辨第二册自序》中公开表述出来，写道：

      

   我承认我的工作是清代学者把今古文问题讨论了百余年后所应有的工作，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工作应比清代的今文家更进一步。从前叶德辉（他是一个东汉训诂学的信徒）很痛心地说：

     有汉学之攘宋，必有西汉之攘东汉。吾恐异日必更有以战国诸子之学攘西汉者矣！（《与戴宣翘校官书》，《翼教丛编》卷七）

     想不到他的话竟实现在我的身上了！我真想拿了战国之学来打破西汉之学，还拿了战国以前的材料来打破战国之学：攻进这最后两道防线，完成清代学者所未完之工。  

  

     此处“打破”，比梁启超所言“以复古为解放”更具有迅猛和震撼的力量。此时顾颉刚已经构想要“完成清代学者所未完之工”，其实质是结束经学对古史的束缚，使中国上古史真实地获得解放。为此目标，他要承继与推进清代经学发展趋势，先“打破西汉之学”、再“打破战国之学”。顾颉刚持续、经常提及此问题，其史学理念应受此影响。而《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主要运用了先秦的材料来揭露汉代的编造”，正是“一次‘以战国诸子之学攘西汉’的精采表现”。“把每一个帝王怎样安排到这一体系（旧有上古史系统——笔者注）中的来龙去脉摆清楚，正是对‘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所作的一次精辟的解剖。”因此，从顾颉刚的学术理念与方法看，此文并非“自成体系”，而是整个“层累”说系统建构的组成部分。

     后来，顾颉刚对逐级“打破”有更系统、完善的表述，也证明了这一点。1948年，他在兰州大学开设上古史课程的讲义中，论述了“清代整理并研究经学的成绩及次第”。认为逐级“打破”最后一步是章学诚、龚自珍等“攻击《六经》”，“提出了《六经》皆史的主张，用历史的眼光来看经”，“以恢复《六经》本来的面目”。并说这“实是一种自然趋势，在他们（清代学者——笔者注）是本无意识，无关联的”。这恰说明了顾颉刚的“有意识”：既然清代经学在“逐级打破”道路上已开始“化经入史”，他要“完成清代学者所未完之工”，自当顺着“六经皆史”主张继续“化经入史”。也就是顾洪所说：顾颉刚始终认为自己所担当的任务是结束经学而开创古史学。

      “化经入史”首先必须解决经学问题，如顾颉刚后来所说：“现代学者，无论治考古学、古文字学、社会史、民族学，皆欲跳过经学的一重关，直接从经中整理出古史来（如王静安先生即是最显著之一例）”。“然此不可能。盖如不从辨别经学家派入手，结果仍必陷于家派的迷妄。必从家派中求出其调理，乃可各还其本来面目。还了他们的本来面目，始可以见古史之真相”。解决经学问题，顾颉刚首先选择从研究“汉学”入手。他认为经学派系、旧有上古史系统等基本学术文化范式，都在汉代凝结定型。历代信古的学者、信古的考据家也大多立足于“汉学”。但“汉代是一个‘通经致用’的时代”，“汉学是搅乱史迹的大本营”。故打破汉代经说、史说，也就成了顾颉刚贯彻治学理念、还原上古史真实记载的首要任务和先决问题。此即顾颉刚“化经入史”的基本理路。他要打破“经学上古史”系统，为建设新古史学扫清基础。因此，顾颉刚对经学问题颇有留意，宗旨却在于结束经学，厘清古史，并不是主张某一派经说，尽管利用了康有为等人的见解，也不能证明他“走了今文家派的老路”。

     《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所重点关注的，正是汉代经学及其对汉代古史观念的影响，顾颉刚明确提出要借此结束今、古经学问题，体现出结束经学、开创古史学的学术自觉精神。因此，“层累”说延伸到汉代经学的结果，乃是“使中国的史学脱离经学而独立”。此文无论与晚清今文经学有多少关联的痕迹，都不能表明顾颉刚回到了晚清今文经学的立场，正如刘巍所说：“‘古史辨’运动所讨论的经学今古文问题，只是由汉秦而上复三代的‘现代之古史研究’的一个环节，它与道咸间的今古文问题的讨论不可同日而语。” 

     《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之“化经入史”，与“层累”说打破“经学上古史系统”、开创古史学的理念一脉相承。“层累”说提出的是一个有待进一步论证的学说，1930年前后顾颉刚以《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为主，大量涉猎汉代学说、考辨汉代古史观念，则是证成该学说的关键，二者并非游离的关系。

 

二、 对后世“古史观念”的持续关注

 

     前述冯峰认为，1930年前后，顾颉刚关注点由上古史实转向文献中的后世“上古观念史”。那么，顾颉刚提出“层累”说时，焦点是否集中于“上古历史事实”？他是否受学界影响才转而关注后世“古史观念”？解决此问题，最直接的方式莫过于在他1930年前的治学计划中找寻线索。顾颉刚一生为自己制定过不少治学计划，虽然很少彻底实现，但却足以体现他的学术思想及走向。正如刘起釪所说：顾颉刚一生学术上的成就，无一不是由他所订研究计划中出来。

     1923年顾颉刚提出“层累”说，1924年因标点《崔东壁遗书》，无法如期恢复古史讨论，写下《我的研究古史的计划》。此文反映了他提出“层累”说时的史学理念，我们从中可以看出探讨后世“古史观念”与其古史研究的关系。

     这个计划共分六个学程。第一学程（1925～1930年）是读魏晋以前史书，时间最长，其中读《汉书》、《后汉书》要花四年，又占大部分时间。顾颉刚解释道：“分析之后，汉归汉，周秦归周秦，然后古史始可有切实的整理”。“汉学”研究在顾颉刚古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前已论及，不再赘述。第二学程（1931～1933年）中，他说：“汉人的附会拨去了，各种古书始可显出它们的本相，考证之事方才有所凭借。所以第二步接做这事，把古书的时代与地域统考一过。”第三学程（1934年）中说：“依据考定的经籍的时代和地域抽出古史料，排比起来，以见一时代或一地域对于古代的观念，并说明其承前启后的关系。”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第一，顾颉刚前三个学程的研究对象完全是文献及其中的“古史观念”。第二，从汉到秦再到周的研究，逐步逆推，环环相扣，紧密相关，顾颉刚强调了考辨“汉学”真伪是古史研究的先决性条件。第三，顾颉刚的落脚点是“见一时代或一地域对于古代的观念，并说明其承前启后的关系”，亦即文献中的“古史观念”。

     第四学程研究古器物学，“把传世的古器的时代厘正一过，使得它们与经籍相印证时可以减少许多错误”。第五学程研究民俗学，应用民俗学“研究古史的内部”，“解释古代的各种史话的意义”。“更把汉以后民众心中的古史钩稽出来，直到现在家家悬挂的‘神轴’为止，看出他们继续发展的次序。这个研究如能得到一个结果，古史在古代的地位更可确定了”。可见，顾颉刚研究古器物学、民俗学更多是其古史研究的辅助手段。他要考订民众心中古史发展的次序，显然是对人们“古史观念”的考辨。

     在第六学程中，顾颉刚给出了所要得到的结论：

     应将下列诸问题作为系统的说明：

     （1）某时代的古史观念如何？（2）这个古史观念是从何时，何地，或因何事来的？为什么要求[来]？（3）这个古史观念在当时及后来发生了什么影响？以上三条，为当时的古史观念。

     （1）这时的史事可以考实的有多少？（2）这时的实物遗留至今的有多少？（3）对于这时的民族和文化的大概情形的想像是怎样？以上三条，为当时的史事。

      “当时的古史观念”就是后世的“古史观念”，“当时的史事”即上古史事。这恰说明：第一，顾颉刚古史研究的第一步是考辨后世“古史观念”，而后才是上古史事，这在计划中有明显体现。第二，怀疑并打破旧有古史系统是顾颉刚古史研究的阶段特征，他最终是要考明“当时的史事”记载。可见，某些人所说顾颉刚古史研究“转向”后关注的内容，实际本是他早期古史研究计划的首步。顾颉刚自己也说：“我的目的既在辨论东周、秦、汉间发生的伪史。”

     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直接针对当时学界疑古思潮提出，批评“疑古之过，乃并尧舜禹之人物而亦疑之”，“惜于古史材料，未尝为充分之处理也”。通过“地下新材料”“补正纸上之材料”，证实《史记·殷本纪》的可信性，被誉为“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对疑古思潮的冲击，不可谓不大。这或许有提醒“以文献材料并不足以重构历史事实”的作用，但顾颉刚此时关注文献中的古史观念与此并无关系，因为“二重证据法”1925年被提出，而上述“计划”写就于1924年。因此，不能说顾颉刚关注文献中“古史观念”一定受了二重证据法影响。

   1926年，顾颉刚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提到自己打算在“辨证伪古史”方面做17个题目。到1930年前后，他发表的重要古史论著基本都与其中题目相合，如《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1930年）、《汉代学术史略》（1935年）与“春秋、战国、秦、汉间的中心问题和因了这种中心问题而生出来的古史”、“春秋、战国、秦、汉间的制度和因了这种制度而生出来的古史”及“汉初的经书和经师”等条相合。许冠三也指出：“《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1935年），亦是原订十七条之一的研究结果”，“他如知识阶级古史（视为正史的传说）与非知识阶级古史（民间自由传说）的异同，各民族祖先之传说的演化等，也都是他要探究的‘中心问题’”。这就说明1930年前后，顾颉刚研究古史依然在循着早期的治学计划“顺向”发展，其学术理念并无方向性转变。

     那认为顾颉刚关注点从上古史实转向后世“古史观念”的观点从何而来？或者说，为什么有学者认为顾颉刚古史研究最初的焦点集中于“上古历史事实”？这或许和“古史辨”运动的兴起有关。冯峰在其论文中深入分析了“古史辨”运动兴起的背景，论述了当时多方对顾颉刚古史学的批评，如学衡派、国民党政权等。指出身处“旧思潮”和新政权重塑现代“民族主义”的氛围中，“古史辨”借学术之力推动思想解放的一面更为突出。我们可看出，当时批评者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将目光聚集于“上古历史事实”。但这主要是批评者言，且部分已溢于学术之外，不应与顾颉刚的学术理念等量齐观。

     同时，“古史辨”运动与顾颉刚的学术理念也不应划一等同。“古史辨”运动虽然是由顾颉刚引发的，但刘掞藜等批评者对“古史辨”运动的走向同样具有很大影响。例如，顾颉刚阐释“层累”说时以禹为例的举动，激起了传统学人的强烈批评。禹存在与否也被认为是“古史辨”运动的关键问题之一。但如胡适提醒：“禹的问题只是一个例，不要忘了顾先生的主要观点在于研究传说的经历”，正说明了“古史辨”运动未必完全沿着顾颉刚的主要古史观念发展。

      其实，顾颉刚在当时即屡屡提及自己研究古史的旨趣所在。在《答刘胡两先生书》中，说自己的本意是要“看出传说中对于古史的变迁，汇集成一篇《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在《答李玄伯先生》中，说：“我对于古史的主要观点，不在它的真相而在它的变化”，提出“不立一真，惟穷流变”主张。在《答柳翼谋先生》中，说：“我的辨论古史的主要观点，在于传说的经历”，“我对于禹在传说中的地位特别注意”。上述“传说”实际更多是后世的“古史观念”。这就说明，顾颉刚提出“层累”说及“古史辨”初期，批评者或许聚焦于上古历史事实，但顾颉刚本人却主要关注“古史传说”、“古史观念”，他对此有着相当明确的自觉。因此，从上古史实转向关注文献中的后世“上古观念史”，用之评价整个“古史辨”运动及其反响或许可以，但将之完全等同于顾颉刚的学术理念则不尽合理。

 

三、 考古学等新治史路径对顾颉刚的影响

 

     现代考古学在中国出现及发展，特别是安阳殷墟发掘，的确影响到了顾颉刚。近年来，学界对此有如下观点：一是认为顾颉刚古史学受地下考古发现新证据的影响出现了变化。二是认为顾颉刚熟知考古学并“适以为疑古之资”，但自觉地“与考古学拉开距离”，对其持保守态度。三是认为顾颉刚没有将疑古辨伪与考古学对立两分，而是主张考古学既可用来建设真古史，又可以作破坏伪古史的工具。三说各有立论角度，那么考古学对顾颉刚古史学的影响究竟在何种层面？顾颉刚又有什么回应？我们首先应了解1930年前后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发展状况。

     1930年现代考古学在中国刚起步不久，足以影响到顾颉刚古史学的，当属中研院史语所主持的安阳殷墟发掘，它证实了晚商存在并已进入铜器时代。除此之外，历史考古学在1930年左右取得的成绩相对而言并不丰富。它对顾颉刚古史学造成什么影响？

      首先是安阳考古证实晚商存在的事实本身，会让人觉得考古实物发掘已经证明了顾颉刚的错误，“东周以上无史”已立不住脚。而且在“疑古”思潮影响下，当时多数人将谱写中国上古信史寄望于考古学，而安阳发现在一定程度上正迎合这种需要。因此，“虽然安阳的发掘并不能和《史记·殷本纪》完全对应，但是古史体系急不可待地征引了安阳发掘，并且轻率地扩大了安阳‘证实’的范畴”。但前文已述，顾颉刚“层累”说主要针对旧有古史系统、古史观念。而“东周以上无史”更多强调也是缺少确切的文本史料记载，不是东周以上的历史不存在。加之安阳考古证实的仅仅是晚商，因此它未能动摇顾颉刚的学术理念，1930年他就说道：“有许多古史是考古学上无法证明的，例如三皇、五帝，我敢预言到将来考古学十分发达的时候也寻不出这种人的痕迹来。”

     第二，顾颉刚古史学与考古学之间更重要的，是一起推动了学术视角转变，即由纠结于打破旧有上古史系统问题，转而关注如何正确解释史料重建上古史。对顾颉刚而言，问题则在于疑古辨伪及其方法在此是否依然有效。1929年傅斯年就说：顾颉刚是“中等的方法、下等的材料”，他“所用方法只有历史的和结帐的两种”，而“历史方法不过一个历史观念而已”。此时，方法和材料正是学界主要关注点，这其中也加入了当时正在兴起的社会史研究一方。如郭沫若强调古史研究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倡导辩证唯物论的方法和观念。更有人直接声明反对顾颉刚的“思想方法”，认为古史传说、神话并非全伪，真的因素仍占一大部分，如马乘风、李季等，这些说法其实是节外生枝，与“古史辨”要讨论的问题游离甚远，平添淆乱，学界已有对此说法的剖析和批评。 

   第三，考古学发展导致胡适古史观转变。1930年左右，胡适改变了“疑古”立场，公开承认对商朝的错误观念被安阳发掘纠正过来。据王汎森研究，胡适转变受了傅斯年两方面影响，即由“疑古”到“重建”和多元的古史观。“多元的古史观其实解决了古文献中的一些矛盾，而使得原来认为是古人作伪的，现在可以别有合理的解释”。正是新的解释视角，使胡适古史观发生了改变。胡适作为引导顾颉刚走上疑古辨伪道路的重要人物之一，深受顾颉刚信赖甚至是依赖，一度作为疑古辨伪领军人物出现在学界。这就使得他的转变具有了重大示范意义。对顾颉刚而言，这意味着自己学术群体的分化，他作为该群体领军形象被进一步凸显，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了批评者的众矢之的。这是顾颉刚无法回避的。

     顾颉刚主要通过“分工”说予以回应。对疑古辨伪及其方法在解释、重建上古史中是否依然有效问题，顾颉刚首先通过“分工”说诠释了疑古辨伪无可替代的基础价值。他批评当时古史研究“惟取遗物而不取经书”的倾向，坚持文献、考古材料在古史研究中不可偏废，信心十足地指出史料辨伪是研究古史的初步工作。对当时社会史研究他略带警告道：若因“填表格”需要，罔顾材料真伪，“将来一定可以证明，这种工夫是白费的！”其次，他指出“破坏”与“建设”，在上古史研究中“只是一事的两面，不是根本的歧异”。二者都为了“建设”真实上古史，疑古辨伪至少替考古学家做了扫除工作。但是，一事两面并不代表可以化约等同，顾颉刚认为这种“扫除工作”是研究古史不可跨越的一步，他说：“近来有些人主张不破坏而建设。话自然好听，但可惜只是一种空想。”可见，“分工”说实际在强调，正确解释史料、重建上古历史依然离不开疑古辨伪及其方法。显然，这是顾颉刚要为自己在解释、重建上古史中争得应有位置。

     对胡适古史观转变造成的影响。首先，顾颉刚通过“分工”说有意淡化自己作为疑古辨伪领军的形象。他在提出古史研究应该分工时说道：“能够这样，我便可不做‘古史辨’的中心人物，而只做‘古史辨’的分工中的一员”。“人们的责望也自然会得对于古史学界而发，不对于某一个人而发”。但顾颉刚并未因此放缓古史研究，而是加快了建构自己史学体系的步伐。据顾洪说，1930年顾颉刚发表《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正因“急欲立一系统”。此文属于顾颉刚为彻底清理旧有上古史系统，拟编“古史四考”中“帝系考”的一部分。刘起釪曾评价道：它“使人看清了一部欺骗了后世近二千年的整齐完备的古史体系，原来是一个层累地造成的古史最生动的例子”。1935年顾颉刚出版的《汉代学术史略》对此文宗旨一以贯之。这就说明顾颉刚的学术理念并没有转向。

     学界有观点认为“分工”说反映了顾颉刚在古史研究上的“收缩”、“自守”。如果顾颉刚学术理念没有改变，他“收缩”、“自守”的表象又如何解释？这可视为20世纪20～30年代中国史学发展的一种体现。1923年顾颉刚提出“层累”说时，考古学尚未成气候。因而有先把古史缩短二三千年，等考古学上了科学轨道，再慢慢地拉长东周以前古史的主张。但到1920年代末30年代初，殷墟考古轰动一时，社会史研究日渐兴起，上古史研究出现了不同的路径与视角。因此，顾颉刚提出“分工”说，调整了疑古辨伪与另外二者在该领域的相对关系，将其定为上古史研究的基础工作。这是顾颉刚的改变，但这种改变是面对整个上古史研究领域，而不是疑古辨伪本身，更不是顾颉刚疑辨古史的退缩。

     1930年，他就学界指责“只有破坏，没有建设”的“求全之毁”说道：你们“不要对于这个未成功者作成功的攻击，把全国家之力所不能成事者而责备于他一人之身，把二千数百年来所层累地构成且有坚固的基础者而责望他在短时间内完成破坏的工作，逼得他无以自免于罪戾。”“未成功者”是顾颉刚的自指，这种略带无奈的澄清，已然说明顾颉刚当时旨在考辨旧古史系统的伪谬，并未主动承担建设新古史体系的任务。

   另外，由于此时学界对上古史的关注点，由“打破”逐渐转移到了“解释”、“重建”。因此，围绕顾颉刚古史学的争论焦点自然也随之转移。相较提出“层累”说时，顾颉刚也应从不同角度予以回应。但在这些视角不同的文字背后，有一个始终不变的学术理念：打破旧有古史系统，为开创新古史学扫清基础。

 结语

      1930年以后，顾颉刚逐渐关注边疆地理学，其原因不在于纯学术研究，与当时中国国情有关，不再详论。本文意在说明：顾颉刚提出“层累”说是要打破旧有古史系统，为整个古史的重建扫清基础，从这一角度看，他在1930年发表的《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并非“自成体系”。从顾颉刚1924年和1926年的治学计划看，他一直关注“古史观念”，这与“二重证据法”、现代考古学并无必然联系。现代考古学、社会史研究在中国史学界出现与发展，使上古史研究出现了不同的路径与视角，顾颉刚因此提出“分工”说，调整其古史研究在该领域的相对位置，诠释了疑古辨伪无可替代的基础价值。这与其说是顾颉刚古史研究范围的收缩，不如说是应时性调整，以利于更好地坚持自己的学术理念。20世纪20～30年代，史学界许多人把关注古史是否可信的问题，引导到如何解释古史和重建古史的思考，围绕上古史的研讨，主要视角也随之出现变化。但我们不应把学术界视角的转变，也视为顾颉刚学术理念的转变。

 

 本文原刊

 本文原刊 《史学月刊》2014年第6期，感谢李政君老师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