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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守护佛母是指大随求佛母（Mahāpratisarā）、大千摧碎佛母（Mahāsāhasrapramardanī）、大孔雀佛母（Mahāmāyūrī）、大秘咒随持佛母（Mahāmantrānusāri?ī）、大寒林佛母（Mahā?ītavatī）五位具有守护功能的女性尊神，这五尊佛母原本为五种陀罗尼（即长篇咒文），随着佛教的发展演变成为具有实际形象的尊神。五佛母分别与克服疾病、获得财富、长寿得子等世俗愿望相对应，而人类趋吉避凶的本能，使得五守护佛母信仰在后世长盛不衰，并最终成为一种固定组合，一直留存至密教后期，广受人们的爱戴和尊崇。 五守护佛母形象在藏传佛教中普遍存在，她们的身影遍及尼泊尔、西藏、丝绸之路与内陆，从现有美术遗存来看，绘画作品多于雕塑。五守护佛母的组合虽然相对固定，但她们在每种组合当中的样貌却不尽相同。本文以故宫现藏的几种五守护佛母为例，来解析她们的图像特征与经典依据。 一、三面十臂大随求佛母等五尊 故宫雨花阁一楼现存一套以三面十臂大随求佛母为主尊的五守护佛母铜造像，作为一套五尊的雕塑作品，极为罕见。这五尊像在清宫记载中被称为“番造”，从铸造工艺和风格来看，应是西藏18世纪前后的作品。
经笔者查阅，这套五守护佛母与成书于12世纪的梵文文献《成就法鬘》第201篇的记述完全一致，其中大随求佛母三面十臂，大千摧碎佛母一面六臂。然而由于对《成就法鬘》第201篇的不同理解，在后世西藏文献叙述的相同五守护佛母中，大千摧碎佛母出现了一面二臂和三面十臂两种形象，而后者正是《五百佛像集》中的一幅。
二、四面八臂大随求佛母等五尊 以四面八臂的大随求佛母为主尊的组合有两种，一种与《成就法鬘》194-200篇一致，其中的大秘咒随持佛母一面四臂，大孔雀佛母三面六臂，大千摧碎佛母一面六臂，大寒林佛母一面四臂。现存实例在西藏和尼泊尔少见，却与清宫关系密切。雨花阁二层清代宫廷制作的五守护佛母唐卡，图像所绘与此文献描述高度一致。
相似的五尊也出现在《诸佛菩萨圣像赞》和梵华楼。
另一种四面八臂的大随求佛母五尊当中，大秘咒随持佛母为三面十二臂，大孔雀佛母三面八臂，大千摧碎佛母四面八臂，大寒林佛母三面六臂。这是目前西藏、尼泊尔最为常见的一种，也出现在清宫所藏佛教美术遗存之中。图像流行的背后是经典的广泛传承，记述这五尊组合的梵文、藏文文献不在少数。清宫佛日楼所藏的一套罗汉唐卡中，就绘有这五尊佛母。 清宫旧藏18罗汉唐卡中的五守护佛母 甘肃敦煌的榆林第三窟也有这样的五守护佛母像，为西夏时期的作品。
敦煌榆林第三窟的五守护佛母壁画 在藏西古格故城红殿，大门内上方的五守护佛母约绘制于15世纪，从图像特征可以清晰辨认出她们的身份，但五尊下方的墨书藏文与图像不符。
这种组合还见于白居寺吉祥多门塔第二层门廊，以及白居寺大殿一层大门内上方。
鲁宾美术馆（Rubin Museum of Art）藏有16世纪的一枚护经板，雕刻有此种组合的五守护佛母。
波士顿美术馆藏有一幅西藏唐卡，从风格来看应绘制于15世纪，画面正中是大随求佛母，结跏趺端坐于狮子座上。左下方（观者面朝画面）是坐于象座的大千摧碎佛母，左上方是马座上的大孔雀佛母，右上方是孔雀座上的大秘咒随持佛母，右下方是坐于金翅鸟座的大寒林佛母。这幅唐卡显示了五守护佛母与五佛的对应关系。
加德满都国立博物馆藏有一幅十万塔供养图，也出现了这五尊佛母的身影。画面最上方端坐五佛，五守护佛母围绕白色的塔瓶配置，白色塔瓶下方中央是大随求佛母，按顺时针方向旋转，其他四尊为大孔雀佛母、大秘咒随持佛母、大千摧碎佛母和大寒林佛母。
《俄尔寺曼荼罗集》（The Ngor Mandalas of Tibet）绘制于19世纪，其中的第五幅为五守护佛母曼荼罗，五尊的身色与持物等特征，与此种五守护组合完全相符。类似的美术作品在西藏和尼泊尔地区较为常见，不一一举例。
三、四面十二臂大随求佛母等五尊 这组五守护佛母的图像普遍多面多臂，是其最为显著的特征，其中大随求佛母四面十二臂，大千摧碎佛母四面十臂，大秘咒随持佛母三面十二臂，红色大寒林佛母三面八臂，绿色大孔雀佛母三面八臂。记载这组五守护佛母的文献，现存较早的是成书于12世纪前后的《究竟瑜伽鬘》（Ni?pannayogāvalī）。与清代宫廷佛教关系密切的国师若必多吉还曾著有专文叙述这五尊成就法，收录于若必多吉文集之中。这种五守护实例在西藏偶能遇到，但不见于清宫。江孜白居寺大塔的二层楼梯间绘有这五尊守护佛母，位于门内侧上方，一字排开。左侧是大秘咒随持佛母，向右依次是大千摧碎佛母，大随求佛母，大寒林佛母和大孔雀佛母。
另有一幅西藏的曼荼罗唐卡，绘制于14世纪前后，现为美国私人收藏，五佛母特征与方位均与文献描述一致。
在甘肃永登妙音寺多杰羌殿天花板所绘曼荼罗中，也绘有这五尊，多杰羌殿修建于明成化年间，但壁画、塑像多为清代作品。这幅曼荼罗应绘制于清代，由于画面距地面很高，且年久污损，各尊的持物和细节不清，但从面数、臂数以及主尊大随求佛母的持物来看，应是这五尊的组合，只是南北两尊位置相反。在现有的五守护曼荼罗文献中，五尊的方位确实常有不同，这种现象也反应了密教初期尊神配置方位不稳定的特征。
甘肃永登妙音寺多杰羌殿平綦顶绘五守护佛母曼荼罗
甘肃永登妙音寺多杰羌殿平綦顶绘五守护佛母曼荼罗（局部） 通过上文分析，辨明了故宫现藏几种五守护佛母组合的图像特征及其文献依据，然而她们出现于清宫的契机却不甚明了。清宫档案中对许多佛像的记载十分有限，并不涉及制造者和设计者的信息。章嘉国师若必多吉曾著有四面十二臂大随求五尊成就法，表面看来这种五守护佛母似与清宫关系最为密切，在故宫却未见踪迹。四面八臂大随求佛母与三面十二臂秘咒随持佛母的组合，在西藏与尼泊尔比比皆是，却只在佛日楼一套罗汉唐卡中偏安一隅。包含四面八臂大随求佛母与一面四臂大秘咒随持佛母的五守护，在西藏并不常见，却被清宫绘成大像悬挂于雨花阁二层。而与《成就法鬘》所述一致的三面十臂大随求佛母等五尊，同样在西藏等地罕见，不知是清宫定制还是西藏进献，在18世纪被铸成一组铜像，供奉于雨花阁一层。深入探究清宫之中这些尊像出现的原因，或许能够从不同角度揭示清代宫廷的佛教发展图景，这是今后需要继续研究的课题。 本文摘自：张雅静《故宫藏五守护佛母图像解读》，《故宫博物院院刊》2015年第4期，页11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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