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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初中时，因学了一篇《岳阳楼记》，那时便认定滕子京是一位了不起的历史人物。不仅是因为范仲淹在文中说他“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更是因为范仲淹把他当作一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知己。我想，能得到范仲淹如此厚爱的人，能力人品自然不会差到哪里去的。可近代有些学者，却硬生生地把滕子京说成是一个贪官，更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架势，连范仲淹这样早有历史定论的一代名相不放过，认为范仲淹和滕子京交好，有意溢美。笔者通过查阅大量的历史资料，证实滕子京不仅不是贪官，而且还是一位敢于担当，勤政有为的政治家。
滕子京(网络图片) 历史真实的滕子京。 滕子京(990-1047)名宗谅，河南洛阳人，幼年丧父。大中祥符八年(1015)与范仲淹同举进士。一生仕途坎坷，屡贬屡谪，历经磨难，最高官职只是宫廷中天章阁待制。北宋诗人苏舜钦称他“忠义平生事，声名夷翟闻。言皆出诸老，勇复冠全军”。宋人王辟之在《渑水燕谈录》中称“庆历史，滕子京谪守巴陵，治最为天下第一。”《宋史》滕子京传说：“宗谅尚气，倜傥自任，好施予，及卒，无余财。所莅州喜建学，而湖州最盛，学者倾江、淮间。” 从苏舜钦、王辟之和《宋史》对滕子京的评价，可以看出滕子京应该是一位可圈可点的历史人物，并非像有些学者所说的那样是一个贪官。 敢于担当的滕子京。 说滕子京敢于担当，并非笔者凭空臆造，请看以下三个关于滕子京的故事。 据范仲淹《天章阁待制滕公墓志铭》记载，滕子京在泰州修筑捍海堰时，一日，风暴潮涨，兵吏皆惊骇逃散，惟有他临危不惧，从容地阻止了欲奔离海岸的兵民，晓以利害，并率先赴险，捍卫了海堤。同在现场督工的范仲淹对他顿生敬意，遂成莫逆之交，直至终老。 《续资治通鉴》记载：滕任殿中丞时，因宫中发生两次大火，他曾与秘书丞刘越多次上言献章太后，“请太后还政”宋仁宗，其曰：“国家以火德王，火失其性，由政失其本。”景佑初，宋仁宗内宠颇盛，身体多疾。时任左司谏的滕子京又犯颜直谏：“陛下日居深宫，留连荒宴，临朝则多羸形倦色，决事如不挂圣怀。”因此触怒仁宗，将他贬到信州。 1040年，滕子京在湖州知州任上，得知家居该州德清县乡间的的同年进士沈叔宽病逝，因家贫停棺在家无力安葬，滕即亲往其家祭奠，并出资择善地将其安葬，且厚抚其子女，还请范仲淹为他写了《宁海军节度掌书记沈君墓志铭》。 通过以上三个故事，可以看出滕子京敢于担当的本色！ “泾州公案”再显滕子京敢于担当的本色。 一些学者认定滕子京是贪官，大多都是拿“泾州公案”说事，当你了解了“泾州公案”的详情后，你就会发现，次公案却恰恰显示了滕子京敢于担当的本色。 康定元年（1040）“元昊反，(滕)除刑部员外郎、直集贤院、知泾州。葛怀敏兵败于定川，诸郡震恐，宗谅顾城中兵少，乃集农民数千戎服乘城，又募勇敢，谍知寇远近及其形势，檄报旁郡使为备。会范仲俺自环庆引蕃汉兵来援，时天阴晦十余日，人情忧沮，宗谅乃大设牛酒迎犒士卒。又籍定川战没者于佛寺祭酹之，厚抚其孥，使各得所，于是边民稍安。”范仲淹视其治边有方，乃“急难可用之人”，即“荐以自代，擢天章阁待制，知庆州。”可是“御史梁坚劾奏宗谅前在泾州费公使钱十六万贯，及遣中使检视，乃至部日，以故事犒赍诸部属羌，又间以馈遗游士故人。宗谅恐连逮者众，因焚其籍以灭姓名。”(《宋史.滕宗谅传》)。滕子京烧毁馈赠名单，其不计个人安危，以国家利益为重，独自承担了责任。 范仲淹在《天章阁待制滕公墓志铭》中说：“御史梁坚奏劾，君用度不节，至本路费库钱16万缗。及遣中使检察，乃君受署之始，诸部属羌之长千余人皆来谒见，悉遗劳之，其费仅三千缗，盖故事也。坚以诸军月饷并而言之，诬其数尔。”也就是说，此事是梁坚的蓄意诬陷。 《续资治通鉴.宋纪卷四十六》说：“燕度勘到滕宗谅所用钱数分明，并无侵欺入己。”此公案可以说在宋代就了结了，并非贪污案。 保守派为什么抓住“泾州公案”做文章？因为庆历三年八月，范仲淹出任参知政事，向仁宗上奏十事，推行“庆历新政”，触犯了保守派的利益，所以保守派以“泾州公案”发难，其矛头就是直指范仲淹的，因为庆历二年发生此事时范是征西主帅。在滕被二贬到虢州后，王拱辰仍论奏不已，竟以辞官不做来要挟皇上，宋仁宗为了平息论战，只得以滕子京“前在回中日馈遗往来逾制”，将他三贬而至当时只有12.8万人口的荒州草郡岳州。因此滕子京只是“庆历新政”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但从整个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出藤子京敢于担当的本色。 主政巴陵，励精图治，更显敢于担当的本色。 滕子京到巴陵后，不计个人荣辱得失，以国事为重，勤政为民。在岳阳的3年，承前制，重修岳阳楼；崇教化，兴建岳州学宫；治水患，拟筑偃虹堤。三年治政，成就三件大事，同朝史学家司马光赞其在岳州“治为天下第一”。一个负罪的贬官，仕途的失意，人生的坎坷，要消沉当可消沉，论哀怨亦可悲之，而这位滕公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他是不喜不悲，不艾不怨，上任一年便“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于治政是如此的投入，于黎民是如此的体恤！此种襟怀，问谁领会得来！当岳阳楼重修落成之日，滕子京也只是“痛饮一场，凭栏大恸（恸，大哭）十数声而已”，可见其忍辱负重仍然勤于政绩的惨淡心境。男儿有泪不轻弹，这“凭栏大恸十数声”是何等的悲怆，何等的壮烈！ 岳阳楼是重新耸立起来了。如果没有滕子京重修岳阳楼，何来此大观？没有滕子京修书求记范仲淹，又何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岳阳楼记》传诸后世？范仲淹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精神的宣扬者，滕子京更是这精神的践行者。 滕子京一生坎坷，却始终保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良好心态，充分发扬“古仁人”先忧后乐的优秀品德，是范仲淹认为可以引为知己的“斯人”。滕子京敢于担当，勤政爱民，不仅在当时深受百姓的爱戴，即使在今天，他也是为官者的楷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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