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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池肉林的紂王形象是如何出現——談武王征商的歷史論述 許雅惠（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中國歷史經常被視為是一連串的循環，重複著王朝的興盛與衰亡。一個王朝滅亡的原因有很多，但不外乎無能的君主搞得天怒民怨，一位英雄揭竿而起，率領他的正義之師歷經失敗，最終推翻無道昏君，建立新政權（其中不少為「農民革命」——二十世紀共產主義的史學家如此稱呼）。這是一種歷史書寫的模式，以昏君與英雄的對比，解釋舊王朝之所以亡、新王朝之所以興的原因。 究竟一個無道昏君是否無道？一支正義之師有多正義？現代的我們無從下這種道德判斷，但我們知道在這個歷史事件中，一個統治者被另一個統治者取代了，而且經常是通過血腥暴力的手段。這樣的亡國／開國論述起源很早，東周文獻經常將亡國的夏桀、商紂並稱為暴君，對比於開國的商湯、西周文武之好德。《史記?殷本紀》還生動地列舉紂王的罪狀，包括以酒為池、懸肉為林，使男女裸體追逐其間，通宵達旦縱情聲色。有意思的是，據說牧野會戰之前，姬發也曾列舉商紂一連串的罪名，說他聽婦人言、疏於祭祀、遺棄兄弟、任用罪人，當中並沒有提到他沈溺於酒（《尚書?牧誓》）。商亡之後，紂王的罪行似乎隨著時間被越放越大。在歷史書寫中，這個好酒淫樂的紂王形象是如何出現？周人的征商論述又是如何形成？ 且讓我們回到公元前十一世紀中葉冬季十二月的甲子日。 清晨天還未亮，周人在姬發的率領之下，結合友邦，歃血為盟。牧野會戰，姬發打敗紂王帝辛，迫使紂王穿上他的寶玉衣，登上鹿臺，自焚而死。戰勝的姬發將商紂的頭砍下，掛於白旗上，以示勝利。這場戰爭據說「血流漂杵」，死傷無數。《尚書?武成》樂觀地說，經過這場戰役，「天下大定」；《史記?殷本紀》也說「殷民大悅」，試圖說明這場戰役不但順乎歷史發展，而且符合眾人期待。但我們必須注意，無論《尚書?武成》或《史記?殷本紀》，距離事件發生均已超過百年、甚至將近千年，相當程度是後人從他們的角度來詮釋這個歷史事件。 圖1 商、周之際重要的歷史地點：殷（今河南安陽小屯村）為商後期首都，鎬（今陝西西安西南）為西周早期都城，又稱「宗周」。成王時，周公於雒邑（今河南洛陽）營建東都以經營東方，稱「成周」。 若是回到歷史現場，姬發雖在牧野一戰逼得紂王自焚，但周人代商的情勢似乎沒有如此樂觀明朗，一連串的挑戰正迎接著武王姬發與剛建立的周王國。首先是姬發的亡故，緊接著是紂王之子武庚聯合管叔、蔡叔與東邊的方國起兵。這是商人勢力的大反撲，若是成功，歷史便要稱頌武庚為中興之主，而姬發領導的盟軍便從正義之師一變而成叛亂勢力。武王征商一役究竟是正義之師？還是叛亂勢力？周人在牧野戰後便有信心周王朝就此建立？而商人及其友邦就此甘心商王朝已成為過去？數千年後，歷史的後見之明讓我們對這些問題的答案都確定無疑，但身處歷史現場中的人們，無法預見未來，答案自然也無法這般肯定。 周代商是中國史上第一個考古可稽的朝代更迭，從出土的青銅器銘文，可見周王朝對於朝代更迭的歷史論述逐步確立。武王征商一役確定為正義之師，並且發展出一套論述來解釋商人之所以失敗、周人之所以成功的原因。從中我們也看到一個新興的政治勢力，從面對不確定的未來，到政權漸趨穩定的過程。 武王征商 【利簋】銘文一開頭便說「武王征商，唯甲子朝」（圖2），指的便是牧野之戰。這場戰爭發生在甲子日清晨，到了傍晚，大勢抵定，商人被打敗了。戰爭結束後的第七日，也就是辛未日，武王賞賜青銅給有功的大臣利，他擔任王的史官，利於是作了這個祭祀用的簋（ㄍㄨㄟˇ，盛裝黍稷的容器，比今日的飯碗要大）。 圖2 利簋，陝西臨潼窖藏出土，藏於中國國家博物館，通高28公分。 【利簋】的製作時間應在牧野戰後不久〔1〕，對於這場戰爭，銘文平實地記錄這個事件：「武王征商」、「夙有商」，沒有細節，也沒有加油添醋的評論。器物表面裝飾的仍是商人典型的獸面紋，使用的是商人的文字。可以想像，武王在征服商人之後，也接收了商人先進的青銅作坊與工匠。 另一件作於武王克商後不久的是【天亡簋】，這件器與【利簋】外形相似，碗形的器身底下均帶有方座，這種造型在西周早期特別流行，大概是周人喜好的樣式（圖3）。作器的人是天亡，他輔佐武王祭祀文王，藉此感謝文王的庇祐，讓武王得以打敗商人。這件器應該也作於牧野戰後不久，銘文將武王的勝利，歸於文王保佑。周人歷經文王、武王二代經營，乃於牧野一戰打敗商人的論述基調已然可見。 【利簋】與【天亡簋】銘文均作於武王征商之後，周人固然享受著勝利的果實，但商人即使戰敗，仍是周人眼中的「大邑商」（見下圖6【何尊】），勢力不可小覷。牧野戰後如何安頓殷商貴族？歷史記載武王立紂子武庚，以延續殷的祭祀，並令管叔、蔡叔、霍叔為「三監」，以就近監管。 二次伐商 武王在牧野戰後二年便生了場大病，據說他的弟弟周公姬旦在武王危急時，「植璧秉珪」向太王、王季、文王三位祖先祈求，說自己「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希望代武王而死（《尚書?金滕》）。不久，武王駕崩，年少的成王姬誦即位，由周公居國攝政。 圖4 康侯丰方鼎，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通高27.8公分。 圖5 西周早期衞國文物，出土自河南濬縣辛村，藏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經過這一連串的舉措，商人再起的機會渺茫，周王朝成為天下之主的大勢已定。在此王朝逐漸穩定發展的情況下，武王征商戰役的歷史地位確立了，但小邦周取代大邑商如何可能？又如何合理化戰爭中的殺戮行為？面對這段歷史，文王受命、武王克商的論述在成王時的【何尊】正式出現。 文王受命，武王克商 【何尊】是西周早期名器，記載二次伐商後，周王在剛營建完成的成周向宗室小子訓話，告誡他們要效法父祖，盡忠王室（圖6），這位訓話的周王應為成王無疑。放到二次伐商的背景下，這則團結族群內部的誥命別具意義，文中「文王受命、武王克商」這樣的論述正式出現：「肆文王受茲大命，唯武王既克大邑商」（見附錄二）。之前【天亡簋】將武王的勝利歸因於文王的庇佑，【何尊】進一步將之提升到「天」的層次，是文王膺受「天命」的結果。暗示商人失德，上天於是轉而眷顧周人。周代商，周人的「天」也取代商人的「帝」，成為宇宙間至高無上的神祗。「天」是周王祭祀的對象，也是周王的權力來源，武王克商之後告天，成周營建完畢也要祭天。 【何尊】之所以備受重視，還因為「中國」一詞首次出現於此。當中的「國」寫成「或」，與疆域之「域」通。全句「宅茲中國」是說周人打敗大邑商後，取代商人領有這個天下的中心，也就是周王朝新營建的都城——成周。此處的「中國」還是個地理的概念、中性的語詞，它被進一步用來指稱民族或文化，作為我群與他群的區分，可能要晚到春秋之時，如《左傳》：「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將「中國」與「蠻夷」對稱，以劃分族群與文化的界線。 酗酒亡國的殷商形象
圖7 大盂鼎，陝西岐山出土，現藏中國國家博物館，通高102公分。 餘論 康王之時，武王克商的歷史地位已經確立無疑，周人代商的政治論述也已完成。西周中期以後的青銅器銘文基本重複著文王受命、武王克商的論述基調，例如世代作為周王史官的商人後裔——微史家族，在西周中期偏晚的【史墻盤】中，對周代諸王的功績進行回顧時，便強調文王有懿德，受到萬邦愛戴，武王則完成了伐商大業。 大約一百年後，【逨盤】再度回顧周初建業，不過不再區分文、武二王的功績，而是將二人合稱，他們共同完成「達殷，受天魯命，匍有四方」的大業。【逨盤】銘文所記為宣王年間之事，時間已至西周晚期。故宮博物院的鎮院之寶【毛公鼎】（圖8，它的銘文字數至今仍為世界第一），同樣也是宣王時器，內容也將文、武二王合稱，不刻意區別二人功勳。是否隨著時間久遠，建國之初的驚心動魄不再，文王、武王的功績渺遠，區別逐漸消泯？又或者文、武二王的事蹟早已深入人心，不再需要刻意區別？ 圖8 毛公鼎，傳道光年間陝西岐山出土，現藏國立故宮博物院，通高53.8公分 面對波濤起伏的朝代更迭，身處歷史現場的人們，無法預知未來，對於新起的政治勢力是否成為穩固的王朝，無法如我們這般肯定。而流傳的歷史記錄，多半書寫於新王朝穩定之後，當中有歷史事實，也糾纏著揭竿而起時的政治宣傳，以及王朝穩定後合理化戰爭殺戮的歷史論述。要在傳世文獻中，將這些不同的層次梳理分明，可說是不可能的任務。文中討論的青銅器銘文主要來自武王、成王、康王三個王世，作為最直接的一手材料，它們清晰地體現了官方的歷史論述，也見證了新王朝漸趨穩定的建業過程。 許雅惠／酒池肉林的紂王形象是如何出現——談武王征商的歷史論述（http://kam-a-tiam./blog/2017/02/酒池肉林的紂王形象是如何出現談武王征商的歷史論述.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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