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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今河南路与鞍山道交口附近 日本民族是醉心于宗教的，住在那片天灾频仍的土地上，还要承受统治者的高压，人们迫切地需要心灵的安慰，于是便出现了天神地祗八百万，还有具有本土特色的大大小小各种教派。在他们走出国门、乃至占领侵略其它土地，或在他乡撒播下住民的同时，这千百年来的习惯也不曾改变。身在海外，日本侨民也需要树立自己的信仰，于是各种教门、教会所、寺庙，便在他们的聚居处与租界里花开遍地。各教派根据本部指示，制定自己的教规，成立自己的财团，发展自己的信徒，各自独立。租界地窄人多，这其中有侨民一身兼信几教；还有属性截然不同的宗教门派，在同一条道路上，做了紧紧相依的邻居，即使它们的教义、成立时间、所提倡的思想完全不同。 和平区原日租界的部分里，河南路是一条很普通、甚至有些逼仄的道路，它在那个租界年代叫春日街，“春日”在日本是一个含义古老的词汇，奈良有自古作为圣地神体被崇拜的春日山，其侧即是日本皇室千年以来外戚藤原氏所崇敬的春日大社所在，因此，这个词多少也具有了神性。日本其它地方的“春日”地名，则多为该神社在其地分布的结果；日俄战争时期又有春日巡洋舰，也是据此命名。且说春日街，这名字大约得于1919年左右，其间这条道路被日人土木承包商贞森利一承包修筑，1920年修峻。此文要说的两处宗教场所，春日街20、22番，就坐落在这条街的中段。
金光教天津教会所 金光教是一门创立于近代的新宗教。明治维新后，历经千年的“神佛习合”习惯被大范围废除，新政府下达了《神佛分离令》，在全国各地掀起“废佛毁释”运动，神道系列的信仰得到扶持，一些原本在民间传播、信仰人数较多、同时又积极拥护新政府的大教派被承认独立，这些新兴宗教被统称“神道十三派”，金光教即是“神道十三派”之一。金光教来源于日本阴阳道的方位和星宿理念，而阴阳道，来源于中国古代的五行学说及自然哲学思想。教祖赤泽文治出身于冈山县的农家，笃信传统阴阳道方位神之一的金神，1855年，42岁的他在一次大病中，梦到“天地金乃神”给他启示，自此开始奠定金光教的雏形。彼时正是江户末期，该期间日本神道分别以朝廷和幕府为背景的两大派别——白川家的伯家神道与吉田家的吉田神道呈并立竞争之势，两派各自发展拉拢神道新派别，授予他们准许状；而新宗教也利用原神道教的理论与地位来补充壮大自己，金光教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金光教倡导修行，积极践行教祖的训导和忠君爱国观念，强调宗教信仰要有国家的观念，尊崇为国牺牲的精神。1900年独立成为一教，转年即开始海外传教。 图：1939年高处摄影本文涉及区域 图：1931年发行地图中所示天津金光教教会所 图：金光教天津教会长·杉本董 1918年8月，金光教布教师杉本董受到总部派遣，来到天津。此人是金光教在租界传播的核心人物，也是充分体现了日人史料字形讹误繁多、后世照抄以讹传讹的人物。当年九月份，杉本从总领事馆得到设置教会的许可，在吾妻街十八番租用东京建物会社的一间房屋，将其作为天津金光教小教会所，供奉合称“天地金乃神”的“日乃大神”、“月乃大神”、“金乃大神”以及日本皇室祖神天照大神和教祖，定期举办春秋祭典、遥拜式和宣教讲话；杉本则得到了教主、金光教首任管长金光萩雄颁发的任命书，在转年九月正式成为天津金光教会长。随着教徒逐渐增多，杉本将平房增建为二层，但终究觉得狭小，又是借用的房屋，于是又在1924年，买下春日街20番的土地，建了一座“外观雄伟”的建筑，将教会转移至此。房屋主体是平家建瓦葺炼瓦造，也就是带有覆瓦屋顶的平砖房，在该番地192.292坪土地中，占有94.245坪，其中教会殿堂50坪，住家部分44.245坪；此外还有砖建的仓库和下人房。 同其他宗教一样，襄助杉本的有一群忠实的檀家信徒。这其中有土木业友泽商行的老板友泽友次郎、和服商长冈号的主人长冈八十吉、“敷岛”料理的女老板藤田龟（意译）、郡茂洋行行主郡茂行等人，这些人不仅有着实业背景，且均在民团等行政部门担任要职，他们作为天津金光教的信徒总代，有力地维持着金光教的活动。杉本董除了召集到这些人，更在传教活动中把亲人都投入了宣讲工作中。1937年，杉本董的女儿、毕业于天津高等女学校的津子被二代管长金光家邦叙任为该教的权训导；转年，杉本董的妻子阿玉（意译）又被叙任为权中讲义；真可谓是全家上阵。此外，尚有一位叫做浅野光夫的教师，他来自金光教发源的冈山县浅口郡，但却毕业于天津华语专门学校，当过京津日日新闻的记者，还当过宪兵队的中国话翻译，不知金光教是否想要通过他，达到向华人传教的目的，才把他安排在这里。 图：金光教首任管长在1919年颁给杉本董的任命书 杉本的努力当然被总部看在眼里，在此之前的1921年，只排位八等的天津小教会所就被提升为三等，由总部直辖；金光教内采取明治初期“大教宣布”运动中设置的教导职制度，杉本本人也由当年普通教师级别的权训导，连升七级，1931年即升任为可统领一方教务的权大讲义。金光教教主还任命杉本董在汉口、营口、赤峰、北京各地开设小教会，并允许其兼任教会长或在当地选定负责人，作为天津布教所的下属，可见天津“教区”在该教的重要地位。 有了教主的提携、实业家的支持、布教师全家的配合，金光教的发展颇为蓬勃，1931年，该教拥有信徒约五百人；五年后，增至250户；1939年，信徒数就达到320户。要知道，作为“别派独立”神道的金光教，即使在当时的日本本土，也不过是新兴宗教的一种，并没有本土佛教与传统神道教般深广的基础；而在天津的日本租界，金光教的信者数仅次于净土真宗与曹洞宗，而同时期兴起、同为神道十三派且更为知名的天理教，五个传教所的信徒加在一起也没有金光教多。 图：1931年，金光教第二任管长颁发给杉本的升任书 金光教作为宗教，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下，势必也会为政治所利用；而宗教中本来平常、但在那个年代被掺入浓厚政治色彩的活动，就是慰灵祭。就在杉本升任权大讲义那年十二月，金光教本部举行了一场盛大的慰灵祭，这场祭典是为金光教内一般信仰民众举办的，被安慰的是在同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死去的日本非军事人员的“殉难诸灵”。这其中有一位叫做冈田静子的女性，住在天津租界，是金光教天津教会在籍的教徒，1931年11月8日晚中流弹死亡。事情原本不复杂，然而在政治与宗教的双重宣传和利用下，就多了些不可名状的意味。杉本董为此人举办了葬礼，并将事情前后汇总写信给金光教总部，请求军部对其慰问；金光教也派出新闻记者对其作出报道。在杉本的书信和记者们带有明显感情倾向的笔下，冈田是为国捐躯，即使死，也应死得喜悦而满足。他们这样写道：“这是不劣于军人战死的尊贵的牺牲”，“为国捐躯喜悦瞑目的冈田感到满足的话，也是聊以慰藉之事”；冈田的丈夫热泪盈眶地说“遭遇横死的妻子蒙受如此深厚的同情，离不开大神和教祖生神的神德垂顾……静子是幸福的。”甚至连天津日租界的侨民和附近的中国人都会说“那位为人不错的夫人亡故了，她是位尊贵的妇人，能成为国家国民的牺牲，一定会化作神明守护我们，在这样的国难中与大神一同救度我们。”如此，一位战争受害者，被宗教和政治宣传涂抹上如此浓墨重彩，纵做鬼也幸福，也堪称史上奇谈了。 前文说过，杉本董是位体现史料讹误繁多的人物。他在不同资料上，共被记载三个名字，说来也是字形相近与日人书写习惯的缘故。日人虽使用汉字，但还是以单字读音为准，因此偶尔会出现字形讹误。可今人知缘由，后人却难寻觅，于是金光教天津教会长就有了“杉本董”、“杉本堇”、“杉本薰”三个名字。后两个或在今日日本金光教内资料中被记载，或在昔日租界文书中留影，鲁鱼亥豕，乱人耳目；但终究有决定性的证据来说明真相，那就是两代金光教主颁发的叙任书和用金光教天津教会所信笺手书的、盖有名章的“杉本董”签名。 图：带有杉本董盖章签名的文书 光复后，金光教寺庙暂由教育局接收，后转交社会局，市立美术馆还试图保管利用其建筑。而杉本董，遣返归国后在大阪的阿倍野开设了金光教的分会所黄金教会，成为该教会的初代会长，并被誉为信心笃厚的“展现了神性的先师”，至今仍被追怀。然而，在他们的出版物上，这位先师的名字一会儿是杉本薰，一会儿是杉本堇，一如海这边，我们的地方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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