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世界文化遗产30年

20 世纪80年代，随着中国外交、文化、经济的发展和一系列政策的调整，在政府、学者和国际组织的多方努力下，中国于1985 年正式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以下简称为《公约》)，至2015年已有 30 年。

这 30 年来，中国积极参与世界遗产多方面的事务，已申报成功48处世界遗产，总数已稳居世界第二。特别是从2003年开始，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申报连续 13 年获得成功，使中国成为世界遗产领域实行申报限额制以来，唯一一个文化遗产申报连续成功的国家。

中国历年世界文化遗产申报历程回顾

如果我们以 1985 年至今每十年为一个阶段，从遗产数量、遗产类型、遗产所属历史分期、遗产主题等方面，对中国世界文化遗产(文化遗产和混合遗产的文化部分)进行统计分析，可以反映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申报工作的总体趋势。

中国第一批申报项目共 6 项，含 5 项文化遗产及 1 项混合遗产，于 1987 年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标志着中国世界遗产申报工作颇为成功的开端。

这 6项文化遗产均是世界上最负盛名的中国文化遗产，也是反映在中国历史、文化特征方面最具代表性的实物遗存。这些遗产的申报得到了世界遗产委员会极大的欢迎，对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产生了鼓舞作用。

但对于刚刚加入《公约》的中国而言，仍然处在了解、熟悉《公约》相关程序和世界遗产规则的过程当中。从1987 年至1995年的9年中，遗产申报工作并未非常系统地开展--1988年、1989年、1991年、1992 年、1993 年、1995 年均未有世界文化遗产申报。在第一个十年，即便部分年份有多项遗产列入，但成功列入《名录》的文化遗产和混合遗产总量仅为 11 项。

与此同时，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世界遗产并没有为中国国内社会所熟识;直到 1998 年 5 月 25 日，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国家文物局和建设部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隆重仪式，向1997 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丽江古城、平遥古城和苏州古典园林等世界遗产所在地政府颁发世界遗产证书、"中国世界遗产"标牌。这是我国政府第一次为世界遗产举行大规模的庆祝活动，世界遗产和世界遗产保护理念逐渐为中国广大公众所认识。

在遗产类型上，从 1985 年到 1995 年的第一个十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世界文化遗产以建筑群为主，所占比例超过一半以上;纪念物类型遗产为 2 项，占总量的 22%。

在遗产历史时期的分布上，如参考 ICOMOS 所著《填补空白》报告 对中国历史发展阶段的划分，即分为史前阶段、早期王国，夏商周时期、中华帝国，秦至南北朝时期、隋唐至元时期、明清时期、近现代时期几个阶段。那么，在文化遗产所属历史时期的分布上，第一个十年列入的文化遗产涵盖了以上 6 个历史阶段中的 4 个，包括史前、秦至南北朝、隋唐至元、明清，在分布上则以明清文化遗产为主体，占总量的 67%。

而在遗产主题的分布上，列入文化遗产的项目以曾经是文化政治中心的"宫殿"和反映古代宗教信仰的纪念物或建筑群为主，如北京故宫(1987)、武当山古建筑群(1994)、曲阜孔庙、孔林和孔府(1994)、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1994)、西藏布达拉宫(1994)。这反映出当时中国对于世界文化遗产突出普遍价值的基本认识:中国古代传统文化、艺术、建筑最高水平的代表作。

从 1996 年开始的第二个十年是中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数量最多的一个阶段，共有 16 项文化遗产和混合遗产列入。

其中，在 1996 年至 2000 年间历年均有多项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而这一时期仅在 2002 年和 2003 年没有新增世界文化遗产项目。2000 年更是有 4 项文化遗产同时列入，这反映出中国从国家到地方不同层面对世界遗产申报工作的重视程度持续提升，对世界遗产申报工作的程序、标准和要求逐渐熟悉。

在遗产类型的分布上，虽然申报项目的主体仍为建筑群，占总量的 57%，但项目的规模和主题已较此前大幅扩展，开始使用"历史城镇和城镇中心"、"系列遗产"等新概念作为申报策略，成功列入了丽江古城、平遥古城、苏州古典园林、明清皇家陵寝等文化遗产;同时，庐山国家公园成为中国第一处得到国际认可的文化景观类型遗产。在遗产历史时期的分布上，项目分布更加集中于秦代以后的历史时期，并出现了 2 处反映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世界文化遗产，即庐山国家公园和澳门历史城区，填补了中国世界遗产中近现代历史的空白。

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后半期，随着世界遗产在中国知名度的大幅提升，一大批遗产地在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后出现游客人数激增的情况。这显著地带动了当地文化旅游的发展，起到了助力遗产地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对遗产地的保护和管理造成了挑战。

新千年伊始，中国学术界和公众普遍开始讨论和反思"申遗热"过程中遗产地保护和地方管理层面面临的切实问题。国家文物局也迅速意识到，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急需尽快实现规范化和制度化，应加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与中国已有文物保护法律体系的衔接，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管理提供切实有效的法律保障。为此，国家文物局在世界文化遗产管理机构建设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

在国际层面，20 世纪初提出的《凯恩斯决议》要求严格限制已有世界遗产的缔约国每年申报世界遗产的数量。对于中国这样具有丰富遗产资源的国家而言，这直接导致世界遗产提名地在国内"竞争"日益激烈，同时，也使得中国意识到遗产申报、筛选、管理程序系统化以及清晰的遗产申报策略、更加完善且可靠的预备名单的重要性。世界遗产全球战略提出的目标无疑为中国制定世界文化遗产国家策略指明方向，并提供了技术方法上的参考。同时，国家文物局执行了更加严格、规范的申报审核标准和程序，在申遗的技术路线上，多次采用"系列遗产"的申报方式，使得在同一个项目名称下能够列入更多的遗产内容。

而在学术研究领域，文化景观、遗产线路、遗产运河、工业遗产、二十世纪遗产、农业遗产等新类型遗产引发了中国遗产保护领域对相关概念界定、保护管理策略、实践的广泛讨论和研究。

这一时期，中国遗产保护领域逐渐开始主动引进、积极消化和研究国际遗产理论，与国际同行联系更加紧密，更为积极地参与、推动遗产领域的理念发展。2006 年，中国国家文物局成立了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以下简称"专家委员会")，进一步整合了世界文化遗产领域的专家力量，使得一大批具有丰富经验的考古、文物保护、规划、历史等相关领域专家深入参与到世界文化遗产相关研究、申报、保护和管理工作中，负责中国申报世界遗产的文化遗产项目的评估和咨询工作。

在这样的背景下，近十年中国开始着手编制一系列和世界遗产申报和保护管理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管理办法，希望为相关工作搭建切实有效的制度保障。

具体包括:《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法》(文化部令第 41 号)、《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监测巡视管理办法》和《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专家咨询管理办法》(2006 年12 月 8 日)、《世界文化遗产申报项目审核管理规定》(2010 年 7 月 6 日)、《世界文化遗产申报工作规程(试行)》(2013 年 8 月 28 日)等。

2006 年至 2015 年的近十年中，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的申报在系统的制度保障下，大胆尝试新类型遗产的申报，关注活态遗产的保护管理，关注遗产对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带动作用，希望以此填补中国乃至亚太地区《世界遗产名录》中存在的空白，表达中国多元的文化特色。

这一时期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的数量基本以每年 1 处的速度递增。在遗产类型的分布上，以文化景观、遗产线路、遗产运河为代表的特殊类型遗产所占比例显著增长，占总量的 45%。

图 2-1 中国历年世界文化遗产数量的增长情况(含混合遗产)

图 2-2 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类型的分布情况(以 10 年为阶段)

图 2-3 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的遗产类型比例(以 10 年为阶段)

图 2-4 中国世界文化遗产历史时期的分布(以 10 年为阶段)

图 2-5 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的主题分布(以 10 年为阶段)

新类型遗产申遗的连续成功，与国家文物局持续推动相关研究储备密不可分。从2006 年起，国家文物局开始举办一年一届的中国文化遗产保护无锡论坛，聚焦特定的遗产类型论题，如工业遗产(2006)、乡土建筑(2007)、二十世纪遗产(2008)、文化线路(2009)、文化景观(2010)、运河遗产(2011)等。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世界遗产"全球战略"所提出的基本目标，即建立具有代表性并能反映自然与文化多样性的《世界遗产名录》，慢慢为中国遗产保护领域所认识并接受。

在遗产历史时期的分布上，列入遗产仍以明清时期为主体，占总量的 82%;殷墟的成功列入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夏商周时期的遗产空白。而在遗产主题的分布上，虽然城镇和乡村住区、宗教信仰等遗产主题仍在这一时期占有相当的比例，但已出现了反映人类可持续使用自然资源(红河哈尼梯田)，反映人类迁移、贸易交通体系(丝绸之路:长安 - 天山廊道的路网、大运河)，反映文化景观和文化传统相关性(杭州西湖文化景观)，反映多元统治制度共存、多民族和多元文化共存(土司遗址)，反映农业文明阶段杰出工程营造、管理技术成就(大运河)等主题的文化遗产。随着丝绸之路跨国申报项目的成功，以及中国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构想的提出，世界遗产已经在国家策略层面具有区域空间上的文化、社会、经济带动效益。

本文摘编自国家文物局，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编《中国世界文化遗产30年》第2章，内容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