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滥觞于远古先民的祭祀活动，自有国家以来一直被帝王尊崇为国祭大典，帝王们无不将《左传·成公十三年》中“国之大事，在祭与戎”之语奉为圭臬。简单的说，“祭”——祭祀天地神祇以及先祖的亡灵。主要为了达到这样三个目的：一，以期与天地诸神灵和先人的亡魂和谐相处并求得庇佑；二，宣扬“君权神授”的思想观念，用以维护统治者的权威；三，在尊天礼地之最高礼仪的规范下制定国内的社会道德规范，以及尊卑贵贱的等级地位。至于“戎”，就是强军护国。“祭”与“戎”乃治国要略，“祭”对内，“戎”对外。中国的历史始终贯穿着一部祀神祭祖的历史，几千年来维护封建社会秩序的各种法律条文和道德礼仪行为规范，都是在遵循着祀神祭祖这种祭祀礼仪制度的大前提下制定的。 …… 皇帝举办作为最重要国事活动的祭祀大典，主要场所有两个，一个是在郊外，祭祀的对象是以昊天大帝和皇地祗为首，配祀日月、星宿、山川、林泽、社稷等大小百神，称为郊祭。郊祭又分南郊祭天，北郊祀地。《文献通考·社考一》云：“莫尊于天，莫重于郊祀。”各种祭祀活动中以南郊祭天为重、为大。 还有一个祭祀场所是在皇宫中最崇隆的大殿里，称之为明堂。明堂祭祀的对象也是以昊天大帝为首，但配祀则有区别，配祀的是五帝、本朝列祖列宗、前朝历代帝王、于国家有大功的文臣武将、以及忠义贤良之士的亡灵。 除此之外，还有根据不同的时势举行的各类祭祀活动，例如逢丰年祭谷神；遇旱涝等不同灾年，则祭祀雨神、龙神、江河等神祇。 有时候在南郊合祭昊天大帝和皇地祗等众神。又由于种种原因，有时候将郊祭的内容全都移至明堂合祭。不论分祭还是合祭，因时而易，都是国家大事，经由皇帝与群臣廷议后慎重决定的。每次国祭大典，供奉的神祇和亡灵的牌位总数少则数百个，多达一千几百个牌位。前面《文献通考·郊社考四》中提到，北宋“自真宗以来，三岁一郊”成为制度。 再从精神思想层面上考量祭祀文化的内涵，我们不应回避这样一个史实，即人类的文明进程始终是在神灵的陪伴下一路走来，任何民族都不能例外。中国古代自有文字以来记载着从黄帝到老子、庄子、墨子等先哲们孜孜以求一个与大自然、与神鬼和谐相处的理想国度，但并没有将其中的某位神灵塑造成主宰宇宙、人生的命运之神，而是认为天、地、人三极之间，人也占有一极。对各种神或鬼予以祭祀供奉，尊崇礼敬，强调人类要与天地之间的万物和谐相处、与冥冥中的神鬼和谐相处，这就是祭祀文化中蕴含着的尊天礼地——即发轫于远古先民、成熟于先秦的华夏民族天道哲学理念。这种天道理念对以后汉民族的精神思想和文化艺术等诸方面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人类的文明进程，从石器时代走向青铜器时代的过程中有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这就是陶器的诞生。2003～2005年，中美联合考古队在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进行考古发掘，系统采集了该遗址碳十四测年样品，确定此处陶器出现的时间约为距今一万八千年。除此之外，我国万年县仙人洞遗址发现的两万年前的陶器，被美国《考古学》杂志评为2012年十大考古发现世界最早陶器。这一发现，标志着人类经过数百万年的进化历程，终于破天荒地使用上了自己发明创造的盛放和蒸煮食物的器皿，这是多么了不起的突破！人类的文明从这一刻起进入了启蒙期。 为了茹毛饮血一路艰辛走来的我们共同祖先的荣光，笔者不得不再多说几句。 西方学者认为，判定人类文明的出现有三个标准，除了文字的产生，国家制度的建立之外，其中最重要的前提条件是城市的出现。这种观点值得商榷。 与“文明”一词相对立的词是“野蛮”、“蒙昧”，是区别人与动物的标志之一。当远古时期的人类开始创造出工具，进而萌发出宗教的（如神鬼信仰）、哲学的（如思考人从哪来、到哪去？以及与万物的关系）、艺术的（如远古的岩画、彩陶画）意识的时候，毫无疑问，人类在这个时间节点上便启动了文明的进程。中华民族的远祖早期活动的物证，除了两万年前的陶瓷之外，通过考古还在河姆渡文化遗址（7000年前）、仰韶文化遗址（6000年前）、良渚文化遗址（5000年前）中发现了原始的纺织工具和麻布残片。这些遗存古物，以及与之同时期的其它出土器物，都是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的实物证据，纵使这时的人类仍处于莽荒时期或原始部落时期。至于城市的出现，则证明人类在科学技术层面已经发展到了一个较高的物质文明阶段，进入了物质方面较为丰富的“城市文明时期”，这并不能包含文明一词所赋予的哲学的、文化的、宗教的、艺术的等等有关精神文明层面的各个领域，故而不能将城市的出现视为人类文明的源点。 中国现代考古学奠基人之一、中科院院士夏鼐先生在其《中国文明的起源》一书中说：“……一般学者仍以为小屯殷墟文化（笔者注：中国商朝晚期都城遗址，距今约3100～3400年）便是中国最早的文明。有人以为这便是中国文明的诞生。我们知道小屯殷虚文化是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如果这是中国文明的诞生，这未免有点像传说中老子，生下来便有了白胡子。所以有些人以为中国文明是西来的，是把近东西河流域成熟了的文明整个拿过来。这是中国文明西来说者用最简单的办法以解决中国文明起源这一个复杂问题。” 诚如夏老所言，人们尽可把城市出现之前的人类文明进程称之为“莽荒文明时期”或“原始部落文明时期”，恰当的称谓由史学界来界定，但不能将城市出现之前的人类在启蒙时期的文明进程全部阉割掉。 纵然前辈夏老用自己毕生的田野考古成就否定了西方学者的人类文明起源学说，证明了华夏文明的源远流长，然而笔者不无遗憾地看到，夏老的观点面对西方学术界的话语权显得过分微弱了，以至于国内一些知名学者也不作采信而拱手相让本民族文明起源的话语权；以至于夏老阐述自己国家的文明起源这类重大问题是被邀在日本的演讲。《中国文明的起源》一书即是这次的演讲稿，先是在1983年被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直到1986年夏老去世14年以后的2009年才在国内出版。 再回到本章的主题。《唐会要·卷十七》载：“祭祀之典，肇于太古。人所饮食，必先荐献。”肇于太古的祭祀活动即是宗教的启蒙，且每饭必先荐献神明。故而笔者有理由推断，肇于太古而又延续数千年甚或上万年的祭祀活动中的华夏先祖们首先想到的是：这么美妙的器皿（请莫以今人的标准衡量）和盛放在器皿中的佳肴（亦请莫以今人的标准衡量），应该供奉给庇佑着他们子嗣绵延不绝一路走来的天地大神与先祖们的在天之灵。这，就是历代国祭大典，以及华夏礼仪之邦的源头所在。 于是，我们应该面对这样一个史实：承载着华夏文明发展特殊印记的陶、玉和青铜的起源都与远古时期华夏先民的祭祀活动息息相关。 ……《乐府诗集》是一部汇集了秦汉以来乐府诗歌的总集，该书卷帙浩大，涉及面极广。我们不妨进一步领略一下古人的祭祀场景，以期读者能进一步加深对我国古代祭祀文化的印象，……《乐府诗集·郊庙歌辞四》云： “周祀方泽乐：降神及奠玉帛并奏《昭夏》，初献奏《登歌》，舞词同圆丘，望坎位奏《皇夏》。 《昭夏》：报功阴泽，展礼玄郊。平琮镇瑞，方鼎升庖。调歌孙竹，缩酒江茅。声舒钟鼓，器质陶匏。列荔秀华，凝芳都荔。川泽茂祉，丘陵容卫。云饰山罍，兰浮泛齐。日至之礼，歆兹大祭。” 我们仿佛看到了古代冬至日国祭大典中一个生动隆大的场景：祭坛上堆积得高高的燔柴烈焰升腾上达天庭。陈列着的方鼎、陶匏等各种礼器中盛满佳馔美酒，浓郁的馨香以飨神明。奉上玉帛的同时钟鼓齐鸣。有司载歌载舞，唱诵起迎神曲《昭夏》的敬辞妙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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