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菁 | 唐宋诗词与大运河

苗菁：唐宋诗词与大运河

内容提要：隋炀帝下令开凿的“大运河”始终是唐宋时期连接经济中心与政治中心的交通大动脉，与当时各阶层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在现实社会中发挥着难以估量的作用。这一时期又是中国诗词发展的高峰期，因此，这一时期的诗词创作中，必然会出现为数不少的反映、描写运河的作品，也必然会有因运河开凿与通航影响而产生的作品及文学现象。总体地看，运河开凿与通航对唐宋诗词创作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出现了不少反思、总结运河开凿、运行功过的作品；其次，出现了较多的描写、吟咏人们行进在运河上的感受与心绪的作品；再次，对诗词创作中的体式与表达产生过一定影响。

作者简介：苗菁(1963- )，山东聊城人，聊城大学文学院教授。

原文出处：《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

　　隋炀帝下令开挖的贯穿南北的“大运河”，入唐直至宋代，还没有后来所说的“京杭大运河”、“大运河”、“运河”这样的统一称谓，但毋庸置疑的是，“大运河”是唐宋时期连接经济中心(江南地区)与政治中心(北方洛阳、开封)，并进一步辐射整个中国的交通大动脉，它与当时各阶层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在现实社会中发挥着难以估量的作用。①

　　而这一时期，又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诗词创作的繁荣时期，因此，这一时期的诗词创作中，必然会出现为数不少的反映、描写运河的作品，也必然会有不少受到运河开凿与通航影响的文学现象发生。

　　总体地看，运河开凿与通航对唐宋诗词创作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出现了不少反思、总结运河开凿、运行功过的作品；其次，出现了较多描写、吟咏人们行进在运河上的感受与心绪的作品；再次，对诗词创作中的体式与表达产生过一定影响。

　　唐宋诗歌中，对运河开凿与运行的功过很早就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从现存资料看，至少在中唐时期，人们就已在诗歌中开始反思开凿运河的功过。唐人的这种反思，都是和下令开凿运河的隋炀帝联系在一起的唐人面对着的运河，船来舟往，十分繁忙，在现实生活中发挥着巨大作用，但它是由前朝留下的，开凿的主要决策者是隋炀帝。而隋朝既是一个强盛、统一的王朝，又是一个短命的王朝。它的兴亡和隋炀帝开凿运河有很大关系。因此，反思运河开凿的历史，就不能不联系到隋炀帝。将运河开凿与隋炀帝联系在一起的诗歌作品，较早出现的是白居易的《隋堤柳》：

隋堤柳，岁久年深尽衰朽。风飘飘兮雨萧萧，三株两株汴河口。老枝病叶愁杀人，曾经大业年中春。大业年中炀天子，种柳成行夹流水。西自黄河东至淮，绿阴一千三百里。大业末年春暮月，柳色如烟絮如雪。南幸江都恣佚游，应将此柳系龙舟。紫髯郎将护锦缆，青娥御史直迷楼。海内财力此时竭，舟中歌笑何日休。上荒下困势不久，宗社之危如缀旒。炀天子，自言福祚长无穷，岂知皇子封酅公。龙舟未过彭城阁，义旗已入长安宫。萧墙祸生人事变，晏驾不得归秦中。土坟数尺何处葬，吴公台下多悲风。二百年来汴河路，沙草和烟朝复暮。后王何以鉴前王，请看隋堤亡国树。”②

　　在这首诗歌中，白居易对隋炀帝开凿运河是持彻底否定态度的。在他看来，正是因为隋炀帝开凿汴河(运河)而用之“南幸江都恣佚游”，才导致“海内财力此时竭”，最终“上荒下困势不久”，导致个人身丧江都(扬州)、隋朝亡国的结局。在作品中，对隋炀帝的丧身亡国，作者的笔触虽流露出些许同情，但基本上对“开河”是否定的，认为“开河”是导致隋炀帝“丧身亡国”的重要原因。

　　在白居易同时及前后，关注这类题材的诗人逐渐增多。总体上看，他们的作品对隋炀帝开河基本上持否定态度。而这种否定，又主要采用了如下两种写法：

　　一种是在作品中只吟咏运河开凿史事，不对史事进行评述与议论，可作品的整体基调却含有否定的意味。如李益的《汴河曲》：“汴水东流无限春，隋家宫阙已成尘。行人莫上长堤望，风起杨花愁杀人。”③杜牧的《汴河怀古》：“锦缆龙舟隋炀帝，平台复道汉梁王。游人闲起前朝念，《折柳》孤吟断杀肠。”④汪遵的《汴河》：“隋皇意欲泛龙舟，千里昆仑水别流。还待春风锦帆暖，柳阴相送到迷楼。”⑤这些诗篇无一句是直接对隋炀帝开凿汴河(运河)进行评述的，但那“愁杀人”、“断杀肠”、“水别流”的字里行间无不透出对隋炀帝行事荒唐和不计后果的叹息与否定。

　　一种是在吟咏运河开凿史事时，直接写出作者对这种举措的否定。如张祜的《隋堤怀古》：“隋季穷兵复浚川，自为猛虎可周旋。锦帆东去不归日，汴水西来无尽年。本欲山河传百二，谁知钟鼎已三千。那堪重问江都事，回望空悲绿树烟。”⑥许浑的《汴河亭》：“广陵花盛帝东游，先劈昆仑一派流。百二禁兵辞象阙，三千宫女下龙舟。凝云鼓震星辰动，拂浪旗开日月浮。四海义师归有道，迷楼还似景阳楼。”⑦李商隐的《隋宫》：“乘兴南游不戒严，九重谁省谏书函。春风举国裁宫锦，半作障泥半作帆。”⑧罗隐的《汴河》：“当时天子是闲游，今日行人特地愁。柳色纵饶妆故国，水声何忍到扬州。乾坤有意终难会，黎庶无情岂自由。应笑秦皇用心错，谩驱神鬼海东头。”⑨胡曾的《汴水》：“千里长河一旦开，亡隋波浪九天来。锦帆未落干戈过，惆怅龙舟更不回。”⑩这些诗篇或指出隋炀帝亡国的根源是穷兵与开河，或指出开河只是为了隋炀帝一己之荒游，或指出开河导致民疲国空，或指出开河直接导致国家灭亡。总之，在总结历史经验时，这类诗歌都是把隋朝灭亡的根源归结为隋炀帝开河，或者说，在这些作品中诗人对隋炀帝开河是持直接否定态度的。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越来越感受到运河的开通对南北经济与文化的交流，对全国的统一和中央集权的维护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给人们的日常生活与出行带来巨大的便利。于是对运河的开凿与通航，人们开始有了一分为二的认识与评价。也就是说，既指出其过，又指出其功。晚唐时的皮日休在其《汴河铭》一文中就说道：

隋之疏淇汴，凿太行，在隋之民，不胜其害也，在唐之民，不胜其利也。今自九河外，复有淇汴，北通涿郡之渔商，南运江都之转输，其为利也博哉！不劳一夫之荷畚，一卒之凿险，而先功巍巍，得非天假暴隋，成我大利哉！”(11)

　　在他看来，隋炀帝开通汴河(运河)对隋朝是害与过，但对于唐朝来说，就是利与功。正是以这种认识为指导，晚唐开始出现了辩证地评价运河开凿功与过的诗歌作品。代表作品如许棠的《汴河十二韵》：

昔年开汴水，元应别有由。或兼通楚塞，宁独为扬州。直断平芜色，横分积石流。所思千里便，岂计万方忧。首甚资功济，终难弭宴游。空怀龙舸下，不见锦帆收。浪倒长汀柳，风欹远岸楼。奔逾怀许竭，澄彻泗滨休。路要多行客，鱼稀少钓舟。日开天际晚，雁合碛西秋。一派注沧海，几人生白头。常期身事毕，于此泳东浮。”(12)

　　诗的前段主要讨论了开河的动机，作者认为，隋炀帝开汴河(运河)，不仅仅是为了个人的嬉游，还有“或兼通楚塞”、“所思千里便”的目的。另一首代表作品是皮日休的《汴河怀古》(其二)，这首作品更大力赞扬隋炀帝的开河之功：“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13)作品认为，虽然人们多说隋朝覆亡和隋炀帝开凿汴河(运河)有直接关系，但实质上汴河(运河)的开凿却使南北交通有极大改善，由此也加强了整个国家经济的联系与政治的统一。如果没有“水殿龙舟”这类事的奢糜与荒唐，单就开凿运河而言，隋炀帝的功绩并不在大禹之下。这实际上是指出，汴河(运河)开凿不为过，荒唐嬉游才是过。

　　随着对运河开凿的认识与评价越来越懂得一分为二，在诗歌作品中，人们也就愈来愈能辩证地看待这个问题。于是，晚唐又出现了一首更为别致的讨论运河开通是非功过的诗歌作品，那就是李敬方的《汴河直进船》：“汴水通淮利最多，生人为害亦相和。东南四十三州地，取尽脂膏是此河。”(14)作品认为：汴河(运河)开通对现实社会(唐朝)有利似乎成了定论，但这样的认识还不全面。就现实社会而言，仍然有利与弊的问题。汴河(运河)通航对朝廷是利，对百姓却是害，因为东南地区的“民脂民膏”不都是通过这条河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朝廷中去的吗？因此，不仅从历史角度看，汴河(运河)开凿有功有过，即使从当代来看，汴河(运河)通航仍然有功有过。这种诗歌作品中，对运河功过利弊的分析更进了一层，也更加辩证。

　　五代至北宋，人们在诗歌作品中仍然继续着对运河开凿是非功过的反思与评价。如朱存的《金陵览古·直渎》：“昼役人功夜鬼功，阳开阴阖几时终。不闻掷土江中语，争得盈流一水通。”(15)易士达的《汴水》：“千里通渠竟达河，万民力役怨声多。锦帆不送龙舟返，并覆亡隋入巨波。”(16)总的看来，这类宋人作品，基本上还是走的某些唐代诗歌作品的老路子，即只是站在历史的角度，对隋炀帝开凿运河进行单纯的否定与批判。因此，诗歌作品仍然是只讲其过不讲其功，也就没有什么新的认识与见解。

　　但另一方面，对于北宋来说，运河发挥的作用比唐代更加重要。北宋统治者定都开封，使历史上长期以陕、洛地区为全国政治中心的格局得以打破。其时，北宋与辽、夏形成长期对峙局面，北宋政府又实行“守内虚外”政策，经济上更加仰仗东南，因此，南北水运对密切京城与全国各地政治、经济联系的作用更加显著，于是，北宋政府加大了对运河改造、治理、疏浚的力度，由此形成了以开封为中心向四方辐射的运河水系。这个运河水系向南沟通了淮水、长江、钱塘江，向北沟通了济水、黄河、卫河。其时，中央政府对南方粮食的依赖程度进一步提高。运河是北宋南粮北运的最主要水道，每年调入中央政府高达600万石的粮食中，大部分是取道运河(主要是汴河)运入的。正是这些“输粮来万国，积庾下千艘”的南粮，保证了以开封为中心的“中州无饿殍”。(17)因此，北宋政府特别重视这条水道的维护和治理。如淳化二年(991)汴河决口，宋太宗就强调说：“东京(宋以汴京，即开封为东京，洛阳为西京)养甲兵数十万，居人百万家，天下转漕，仰给在此一渠水，朕安得不顾！”(18)整个北宋从上到下，都十分重视运河的畅通。但其时，运河水系因与黄河连接，受黄河有涨有落与泥沙的影响，水量时大时小，泥沙常常淤积，河床逐渐抬高。正如梅尧臣在《送王正仲长官》诗中所言：汴河经常是“黄流半泥沙，势浅见蹙澳”。(19)因此，宋王朝必须不时动用大量人力、物力对运河进行维护，这就给宋王朝造成了极大的经济负担。

　　所以，在谈到运河时，宋代诗人有时就不再只是着眼于写隋炀帝开凿运河的得与失，而是完全着眼于现实，就北宋运河的畅通与治理等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从写作时间上看，这些诗篇主要创作于北宋仁宗时期(1023-1063)。

　　这些诗篇中有的主张停罢漕运，如石介的《汴渠》：

隋帝荒宴游，厚地刳为沟。万舸东南行，四海困横流。义旗举晋阳，锦帆入扬州。扬州竟不返，京邑为墟丘。吁哉汴渠水！至今病不瘳。世言汴水利，我为汴水忧。利害我岂知，吾试言其由。汴水濬且长，汴水湍且遒。千里泻地气，万世劳人谋。舳鲈相属进，馈运曾无休。一人奉口腹，百姓竭膏油。民力输公家，斗粟不敢收。州侯共王都，尺租不敢留。太仓粟峨峨，冗兵食无羞。上林钱朽贯，乐官求要优。吾欲塞汴水，吾欲坏官舟。请君简赐予，请君节财求。王畿方千里，邦国用足周。尽省转运使，重封富民侯。天下无移粟，一州食一州。”(20)

　　这首诗认为汴河(运河)的通航不仅榨取了四海的民脂民膏，使沿途的百姓、官府不堪骚扰，还造成了朝廷奢侈靡费之风，因此主张停罢漕运，朝廷实行节俭政策，重点发展中央政府周边地区的农业生产，各州不再向朝廷转运粮食，各州粮食只用于供应各州。

　　有的主张不能罢漕运，但朝廷要节俭开支，如梅尧臣的《汴渠》：

我实山野人，不识经济宜。闻歌汴渠劳，谩缀汴渠诗。汴水源本清，随分黄河枝。浊流方已盛，清派不可推。天王居大梁，龙举云必随。设无通舟航，百货当陆驰。人肩牛骡驴，定应无完皮。苟欲东南苏，要省聚敛为。兵卫讵能削，乃须雄京师。今来虽太平，尽罢未是时。愿循祖宗规，勿益群息之。譬竭两川赋，岂由此水施？纵有三峡下，率皆粗冗资。慎莫尤汴渠，非渠取膏脂。”(21)

　　黄庶的《汴河》：

汴都峨峨在平地，宋恃其德为金汤。先帝始初有深意，不使子孙生怠荒。万艘北来食京师，汴水遂作东南吭。甲兵百万以为命，千里天下之腑肠。人心爱惜此流水，不啻布帛与稻粱。汉唐关中数百年，木牛可以腐太仓。舟楫利今百于古，奈何益见府库疮。天心正欲医造化，人间岂无针石良。窟沉但去钱谷蠹，此水何必求桑羊。”(22)

　　这两首诗歌虽然意见有些差异，但都或直接或间接表达了这样一个意思，即汴河(运河)不能停止通航，但为了减少天下的供应，朝廷要省俭节约，杜绝浪费和奢侈。

　　有的主张另外疏凿秦汉时期通往关中的旧渠，如郑獬的《汴河曲》：

朝漕百舟金，暮漕百舟粟。一岁漕几舟，京师犹不足。此河百馀年，此舟日往复。自从有河来，宜积万千屋。如何尚虚乏，仅若填空谷。岁或数未登，飞传日逼促。嗷嗷众兵食，已忧不相属。东南虽奠安，亦宜少储蓄。奈何尽取之，曾不留斗斛。秦汉都关中，厥田号衍沃。二渠如肥膏，凶年亦生谷。公私富囷仓，何必收珠玉。因以转实边，边兵皆饱腹。不闻漕汴渠，尾尾舟衔轴。关中地故存，存渠失淘斸。或能寻旧源，鸠工凿其陆。少缓东南民，俾之具饘粥。兹岂少利哉，可为天下福。”(23)

　　这首诗歌提出可以通过疏浚秦汉旧渠，从汉中调运粮食，以纾解汴河(运河)运输压力，进一步减轻东南百姓负担的主张。

　　总之，在对运河功过进行思考与评价时，唐朝前期离隋朝亡国不远，因此诗歌作品多从兴亡观上着眼，强调运河与隋朝亡国的关系，以劝诫当政者，后期则看到运河对唐朝社会的巨大价值，开始辩证地看待运河的功与过。宋代诗人和政治关系密切，比较关注现实，因此诗歌在写到运河时，多就现实问题展开叙述与议论，在这些叙述与议论中，我们可以看到，到了宋朝，运河又出现了这样那样的新问题。

　　以洛阳、开封为交通枢纽的运河水系，因为连接了当时的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并能辐射到更遥远的地区，就和唐宋时期人们的日常生活产生了密切关系，人们的仕宦、游历等，都离不开这条水系。如果靠近这个既是天成，又是人工的水系，唐宋人在出行时，首选是这条河流，哪怕要多走些路程，也要走这条水路。有一个事例能说明这个问题，如王安石有首脍炙人口的诗篇《泊船瓜洲》，这是他晚年退居江宁(今南京)又重新被宋神宗启用，去汴京(开封)途中的作品。汴京在江宁西北，瓜洲(今扬州邗江区)在江宁东北，但王安石却不从江宁渡长江直接奔东北而去，而是又沿长江东去百里之遥，从京口(今镇江)北渡长江。当他停留在瓜洲时，写了这首名篇。王安石去汴京为什么要绕远而行？原因是他选择了相对舒适的交通工具——舟船。只有从江宁东去京口，渡江瓜洲，转入运河水系，才能一路舟船直达汴京。因此，唐宋人留下的诗词作品中有大量的篇章是和运河发生着这样那样的关联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运河是唐宋人的一条生命之河，在其上不断展示着唐宋人为生计，为前程，为理想而奔波、奋斗的心理脉动，也不断上演着他们送亲别友的离别图像。

　　这是条能牵动思乡之愁的河流。如崔颢《晚入汴水》：“昨晚南行楚，今朝北泝河。客愁能几日？乡路渐无多。晴景摇津树，春风起棹歌。长淮亦已尽，宁复畏潮波。”(24)作为开封人的崔颢，很早就离开家乡到长安赶考，中进士后到各地漫游近20年，其间曾回到过家乡，这首诗就是他这次的回乡之作。离家乡越来越近，人的情绪变得愉快起来，似乎连景色都让人感觉到一种惬意，那长长的淮河水似乎也要走到尽头，起伏的波涛也让人不再感到畏惧。行走在汴河(运河)上的人们虽然感受千差万别，但有一点是相似的，就是经常会在这条河上涌动起思乡怀友之情。

　　这是条引发客愁的河流。如许棠的《汴上暮秋》：“独立长堤上，西风满客衣。日临秋草广，山接远天微。岸叶随波尽，沙云与鸟飞。秦人宁有素，去意自知归。”(25)欧阳修的《自河北贬滁州初入汴河闻雁》：“阳城淀里新来雁，趁伴南飞逐越船。野岸柳黄霜正白，五更惊破客愁眠。”(26)韩驹的《夜泊宁陵》：“汴水日驰三百里，扁舟东下更开帆。旦辞杞国风微北，夜泊宁陵月正南。老树挟霜鸣窣窣，寒花垂露落毶毶。茫然不悟身何处，水色天光共蔚蓝。”(27)读这些写在汴河(运河)的诗歌作品，会感受到数百年来，无数人行进在这条河流上，往往会有相似的感觉，那就是“客愁”。这种客愁是离开亲朋、离开熟悉环境的异地之愁，是居无定所的漂泊之愁，是孤独失意之愁。总之，这是无数中国人只要离开家乡、离开熟悉的环境，都可能会涌动出的一种心态。

　　这是条能给人以精神追求的河流。如孟云卿的《汴河阻风》所言：

清晨自梁宋，挂席之楚荆。出浦风渐恶，傍滩舟欲横。大河喷东注，群动皆窅冥。白雾鱼龙气，黑云牛马形。苍茫迷所适，危安惧暂宁。信此天地内，孰为身命轻。丈夫苟未达，所向须存诚。前路舍舟去，东南仍晓晴。”(28)

　　无数的唐宋人行进在这条河流上，他们在追求着自己的前程，自己的理想，自己的目标。有人失意，有人得意。尤其是那些位居下僚的人们，他们行走在这条河流上时，可能在个人生命中已经历过多次的碰壁，也会有多次的无用之功。面对着汴河(运河)这滔滔流水，有人会有惆怅与失意，也有人如孟云卿那样，虽已有多次的不如意，但仍然能坚定信心，矢志不渝地追求下去。在孟云卿看来，人生和自然界一样，有阴就有晴，狂风过后将是晴空万里的美好前程，因此，只要心无旁骛，诚心正意，前途仍然充满光明。

　　这也是条不断消逝、消磨人的生命的河流。如白居易的《汴河路有感》：“三十年前路，孤舟重往还。绕身新眷属，举目旧乡关。事去唯留水，人非但见山。啼襟与愁鬓，此日两成斑。”(29)杜牧的《汴河阻冻》：“千里长河初冻时，玉珂瑶佩响参差。浮生却似冰底水，日夜东流人不知。”(30)王安石的《汴水》：“汴水无情日夜流，不肯为我少淹留。相逢故人昨夜去，不知今日到何州。州州人物不相似，处处蝉鸣令客愁。可怜南北意不就，二十起家今白头。”(31)数百年来，这条河上有无数的人走过，其中许多人应是多次的往返。无论是中唐的白居易，晚唐的杜牧，还是宋代的王安石，他们的感觉是相通的，那就是行走在这条河上，生命在不尽的往返中不知不觉地被消磨掉，物是人非、生命衰老，是谁也无法挽回的事实。

　　这更是一条送别的河流。在这条河上，唐代就曾上演过无数次的送亲别友的剧目，也留下了大量的写离别之情的诗歌作品。在这条河上，崔颢写下《维扬送友还苏州》，对朋友能归老苏州，垂钓鲈鱼表示了欣羡：“渚畔鲈鱼舟上钓，羡君归老向东吴。”(32)岑参写下《送张秘书充刘相公通汴河判官，便赴江外觐省》，勉励朋友还是离开“路最难”的长安城，离开那些“珂珮声珊珊”的权贵们，因为离开了这个环境，就会有：“万里江海通，九州天地宽”的心境与新天地。”(33)孟郊写下《汴州留别韩愈》：“不饮浊水澜，空滞此汴河。坐见绕岸水，尽为还海波。四时不在家，弊服断线多。远客独憔悴，春英落婆娑。汴水饶曲流，野桑无直柯。但为君子心，叹息终靡他。”(34)流落他乡让诗人憔悴，不愿与官场合污让诗人感到生命的无助，但是汴河(运河)边上的离别又让他感受到韩愈对自己的赏识及友情，也让他感觉到离开“浊水”般的环境，会有“尽力还海波”的生命释放。此外，顾况的《送大理张卿》、卢纶的《送张成季往江上赋得垂杨》、李端的《送新城戴叔伦明府》、刘商的《送杨行元赴举》、张籍的《别段生》、姚合的《送刘詹事赴寿州》、张祜的《汴上送客》、许浑的《送上元王明府赴任》等等，这些诗歌作品都是唐人留给我们的写发生在这条河上送别或离别之事的名篇。

　　到了宋代，仍然有很多诗人写过发生在这条河上的送别与离别的诗歌作品。当林逋正在江淮之间的汴河(运河)上漫游时，听到友人东归，他写下《闻叶初秀才东归》诗篇相送：“高鸿多北向，极目雨余天。春满吴山树，人登汴水船。吟生千里月，醉尽一囊钱。肯便怀乡邑，时清复少年。”(35)故乡已是春天，此时回乡让人有心旷神怡之感。家乡虽隔千里，但走得是安然舒适的水路，又有明月可赏，有美酒供饮，更让人倍感惬意。由于受乌台诗案牵连，苏辙坐贬监筠州盐酒税，赴贬所经过高邮(秦观家乡)，秦观相送60里，于是，苏辙写下了《高邮别秦观三首》：

蒙蒙春雨湿邗沟，蓬底安眠画拥裘。知有故人家在此，速将诗卷洗闲愁(之一)。笔端大字鸦栖壁，袖里清诗句琢冰。送我扁舟六十里，不嫌罪垢污交朋(之二)。高安此去风涛恶，犹有庐山得纵游。便欲携君解船去，念君无罪去何求(之三)。”(36)

　　在依依不舍中，他感谢秦观对友情的重视，又不愿因这种交往连累“交朋”。此外，如梅尧臣的《刁景纯将之海陵与二三子送於都门外遂宿舟中》、苏洵的《送王吏部知徐州》、张耒的《初离淮阴闻汴水已下呈七兄》、曾几的《适越留别朱新仲》、王炎的《通守赵侯改倅会稽以诗饯行》等，许多宋人的送别或离别诗，其本事都是发生在这条河流上。

　　送别与离别也是唐宋词擅长的题材。尤其是北宋时期，国都设在开封，许多送别与离别都是发生在开封城外或沿途的运河(主要是汴河)之上的，所以宋词中，关于这方面题材的作品是很多的。如柳永所写的那些表现“羁旅行役”题材的作品多数是以江淮及江浙一带为背景的，这和他曾在这些地方有过长期的漫游有很大关系，因此，他所写的那些“楚天阔，浪浸斜阳，千里溶溶”的景象有许多是在汴河(运河)及其它运河水道上所看到的景色。(37)而他的那首著名的离别词《雨霖铃》：

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38)

　　词中所写的送别地点是在汴京都门外的运河(汴河)畔，其“执手相看泪眼”的送别场合是在汴河(运河)上，其“念去去”而登舟远行的路程是延伸向漫漫“楚天”的汴河(运河)水。很明显这首词写的是发生在汴河(运河)上的离别。可以说，柳永能够确指的那些写具体离别场景的词作，写的基本上都是开封城外汴河(运河)上的送别。

　　和柳永同时代的词人张先，也有多首写汴河(运河)之上送别的作品。如他的《江南柳》以“自关情”为抒情基点，用女子的口吻写别情，开篇就是“隋堤柳，波急路尘轻”(39)，这两句词迅速展示了一个典型的送别环境——汴河(运河)岸边。另一首追忆送别的词作《惜琼花》，下片开端就用“汴河流，如带窄。任身轻似叶，何计归得”(40)写临高目击之景：人已被送至远方，即使汴河水如带一样窄，人身如飘叶一样轻，也是无法回来了。这四句也明显交代送别是在汴河(运河)上。其后，开豪放一派的苏轼，喜爱用词送别寄远，其送别或离别词中也有多首是以运河(汴河)为背景的。如他的《江城子》在写要到达的目的地时，便说“隋堤三月水溶溶。背归鸿，去吴中。”(41)即他要从汴河(运河)上坐船直达吴中。北宋后期，出现了另外一个擅长写“羁旅行役”的大家周邦彦。由于他早年与晚年曾很长一段时间生活在开封，十分熟悉京城送别的情况，自己也有过多次送客和被送的经历，因此他的词作在写到离别时，也曾多次把离别和“羁旅行役”的背景放在了汴河(运河)上，他的《氐州第一》写旅途怀人，那句“官柳萧疏，甚尚挂、微微参照”就点出这是写人在汴河(运河)上的经历(42)。他的《夜飞鹊》写自己重经旧地，回忆曾送别他人的情景，开篇用“河桥送人处，良夜何其”两句交代送别的地点和时间(43)。“河桥”就显示出这是作者在回忆运河(汴河)边上曾发生的一次送别。他的《兰陵王》“柳荫直，烟里丝丝弄碧”(44)和《尉迟杯》“隋堤路。渐日晚、密霭生深树”(45)，写“京华倦客”的“客中送客”，更是把送别的地点放在了隋堤之上，运河(汴河)之畔。读周邦彦的词作就会发现，和柳永一样，他的许多词作虽没有直接的提示是写汴河(运河)，但反复咀嚼其作品，联系写作背景，就可以知道他所写的送别与漫游，也多是发生在汴河(运河)上。

　　因为是为了供人传唱之用，词人写的多是“常人之情”，因此，在写送别与离别时，其送别与离别的地点、对象一般不宜确指，其写到的景象，也多没有确凿的提示，但是，如果考察作者的生活经历，并结合作品去具体分析，就可知道，宋词中所写的河流，有不少是写运河水系；词中抒情主人公或水路兼程，或登高望远的所见所闻，有不少是运河水系沿途的景象；词人们描写的种种情事，有不少发生在运河水系之上。这种情况在北宋之前十分明显，到了南宋，政权偏安在淮水以南，宋金形成长期对峙局面，南北运河阻断，所以，以运河水系为背景的送别与离别之词才少了起来。

　　因隋炀帝开河而产生的乐曲对唐宋诗词某些体式的形成产生过一定的影响。诗体与词体的产生，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受当时流行音乐中乐曲体式的影响。从现存文献资料看，伴随着运河的开凿，曾产生过一些乐曲，这些乐曲有的是隋炀帝自己创作的，有的则是当时乐工们创作的。这些乐曲在当时广为流传，与唐宋诗词中一些著名体式的产生有着直接的关联。

　　如从《水调》到《水调歌头》。关于《水调》，杜牧《扬州》诗之一曾云：“谁家唱《水调》，明月满扬州。”自注：“炀帝凿汴河，自造《水调》。”(46)此外，《碧鸡漫志》引《隋唐嘉话》云：“炀帝凿汴河，自制水调歌。”又引《脞说》云：“水调河传，炀帝将幸江都时所制，声韵悲切，帝喜之。乐工王令言谓其弟子曰：不返矣。水调河传，但有去声”。(47)单从乐曲本身看，《水调》是在隋炀帝开凿运河的背景下产生的。入唐之后，《水调》成为流行曲子，很多诗人的诗歌作品曾被引入这种曲子中演唱，很多诗人也曾为之撰写过歌词。对于诗人而言，这种可以依之写作诗歌(歌词)作品的形式，无疑就成为了一种具体诗体。并且，需注意的是，《水调》在乐工的参与下，以其基本旋律或基本曲调为核心，又不断丰富和发展出新的音乐形式，或撰写出新腔，或延展成大曲。特别是《水调》大曲，结构庞大，艺术性高，是唐人的重大贡献。唐代大曲的典型结构由“散序(主要是器乐)——中序(主要是歌)——破(主要是舞，有时有歌)”三部分组成，其中凡歌唱部分，其歌词都是由五言诗或七言诗相间组合而成。

　　到了宋代，据《文献通考》记载，《水调》这类大曲仍在教坊中奏唱，但乐曲曲调及结构都发生了许多变化，因此，歌词也就由五七言诗变成了长短句。(48)而宋人在奏唱大曲时，并不喜奏唱其全部，而只用其部分，称为“摘遍”。这种风气，也影响到文人创作歌词。于是一些词人便用《水调》大曲中序中比较好听的第一章，即“歌头”部分填制歌词，“水调歌头”便逐渐演化成一种词调。“水调歌头”由于像苏舜钦、苏轼等著名词人的创作，成为宋词中最具影响力的词调之一，用此调作词者众多，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当在80人以上。(49)著名的词人，如黄庭坚、贺铸、张元干、张孝祥、晁端礼、陆游、范成大、辛弃疾、陈亮、刘过、毛滂、戴复古、刘克庄、吴文英、刘辰翁，等等，都曾用此调填过词。尤其是张孝祥、辛弃疾更喜用此词调。其后，元明清时期，更成了常用词调之一。因此，可以这样说，没有隋炀帝的开河，就没有《水调》，没有《水调》就没有《水调歌头》，没有《水调歌头》就没有那些传世的名篇。

　　再如从《柳枝》到《杨柳枝》。在谈到亡国之音的时候，《鉴戒录》卷七曾说：“《后庭花》者，亡陈之曲，……《思越人》者，亡吴之曲，……《柳枝》者，亡隋之曲。炀帝将幸江都，开汴河种柳，至今号曰隋堤，有是曲也。”(50)在《鉴戒录》里，作者列举了三个著名的亡国之曲，其中《柳枝》是亡隋之曲。从这段文字可知，《柳枝》是隋炀帝开汴河(运河)种柳的产物，或者说，汴河(运河)开挖并沿堤种植柳树是导致《柳枝》一曲产生的直接因素。入唐，这个曲子仍然传唱不绝，唐玄宗曾以笛依其声，贺知章等人为之撰写过歌词，因此和《水调》一样，在唐人那里，《柳枝》也可以成为创作或填制歌词(诗歌)的一种体式。这个曲子后来又被称为《杨柳枝》。到了中唐，在老的《杨柳枝》基础上，衍生出新的乐曲《杨柳枝》，所以，白居易在《杨柳枝二十韵》序中说：“杨柳枝，洛下新声也。”(51)但郭茂倩在《乐府诗集》中说：“《杨柳枝》，白居易洛中所制也。”(52)即认为此曲为白居易所作，此言不确。因为无论是白居易，还是同时的刘禹锡，在他们所创作的《杨柳枝》中，只是说是“新翻《杨柳枝》”，(53)即用旧曲翻新声的意思，并没有说新翻的作者，或者说此曲的改编者是谁。所以，不能说白居易是《杨柳枝》新曲的作者。白居易在此曲流传中的作用，如王灼《碧鸡漫志》所言：“而所谓乐天作《杨柳枝》者，称其别创词也。”(54)也就是说，白居易只是为《杨柳枝》新声创作(或填制)新歌词的第一人。在白居易与刘禹锡等人为《杨柳枝》新曲创作歌词之后，《杨柳枝》传唱更为广泛，也就愈来愈受到人们的喜爱，于是，如薛能《杨柳枝序》中所言：“此曲盛传，为词者甚众”，(55)许多诗人纷纷用《杨柳枝》曲调写作歌词，据统计，李商隐、张祜、滕迈、施肩吾、姚合、薛能、何希尧、杨巨源、卢肇、裴諴、僧齐己、裴夷直、韩琮、段成式、崔涂、司空图、崔道融、孙鲂、和凝、温庭筠、皇甫松、王贞白、牛峤、孙光宪、徐铉等唐至五代诗人都曾用《杨柳枝》创作过诗歌。

　　其后，在晚唐五代时期，《杨柳枝》曲子又有新的变化，出现了《花间集》中的《新添声杨柳枝》和敦煌曲子词中的《杨柳枝》，这两种体制的《杨柳枝》，虽填词体式不一样(一个是73737373式，一个是74757475式)，但基本倾向是向长短句发展。入宋，《杨柳枝》(或称《柳枝》)虽不如《水调歌头》那样流行，但无疑也成为大家熟知的词调。

　　此外，《安公子》、《河传》，都是和开河有关的词调。虽然这些词调在发展演进过程中，多少都和当初的歌调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其源头来自开河是毋庸置疑的。

　　围绕开河进行评价、议论而产生的一些诗题对唐宋诗词，甚至后世的诗歌创作产生过一定影响。最典型的要属白居易的《隋堤柳》。当白居易以《隋堤柳》写下他的新乐府之时或之后不久，以《隋堤柳》为题目的作品，还出现过几首。如杜牧的《隋堤柳》：“夹岸垂杨三百里，只应图画最相宜。自嫌流落西归疾，不见东风二月时。”(56)李山甫的《隋堤柳》：“曾傍龙舟拂翠华，至今凝恨倚天涯。但经春色还秋色，不觉杨家是李家。背日古阴从北朽，逐波疏影向南斜。年年只有晴风便，遥为雷塘送雪花。”(57)罗隐的《隋堤柳》：“夹路依依千里遥，路人回首认隋朝。春风未借宣华意，犹费工夫长绿条。”(58)翁承赞的《隋堤柳》：“春半烟深汴水东，黄金丝软不胜风。轻笼行殿迷天子，抛掷长安似梦中。”(59)江为的《隋堤柳》：“锦缆龙舟万里来，醉乡繁盛忽尘埃。空余两岸千株柳，雨叶风花作恨媒。”(60)这些作品的情调或惆怅，或感伤，但都没有对运河的开凿给予充分的肯定。及至宋代，仍有人在以《隋堤柳》为题材，就隋炀帝凿运河之事进行吟诵。如曹勋的《隋堤柳》：

隋堤柳，千里夹隋堤。堤中有平道，百尺隐金鎚。柳色间桃李，行客迷芳菲。牙樯从西来，云表开龙旗。一舟挽千人，万舟若鱼丽。舟中尽绝色，不厌荒淫饥。锦帆压奔流，日夜东南驰。龙舟未及返，身辱吴公泥。神器朱所托，化作迷楼灰。向来桃与李，花色犹不衰。向来堤上柳，柳色犹依依。唐公已举晋阳甲，草木虽小知无隋。”(61)

　　虽然所采用的史事和白居易的《隋堤柳》不尽相同，但是其构思是完全一致的，就是否定开河，认为开河是导致隋朝亡国的重要原因。

　　因此，《隋堤柳》成为了当时及后世诗人创作中的一个重要诗题。明清时期，仍不断有人以此诗题为题目来作诗，如明代的任彪、朱曰藩、许邦才等都写过这种诗题的诗歌。(62)直到清末，李叔同有感于中国乐歌有丢失传统之势，于是用《隋堤柳》为题写作了一首“别体唱歌”的歌词，在这首歌词后面他加了一小注：“此歌仿词体”。(63)这首歌词没有借咏柳反思隋朝灭亡历史，但却表达了比历史上同题之作更深沉的“杜鹃啼血哭神州”的爱国情感，歌词被李叔同用美国流行歌曲《黛茜·贝尔》相配，成为代表性的学堂乐歌作品。

　　因开河而形成的运河水系中的一些河名、地名及其相关的称谓、景点成了唐宋人在创作诗词时常使用的文化符号。如宋之问的《夜渡吴松江怀古》、吴融的《祝风三十二韵》都是写的经过南运河时的情景，他们分别写下了：“宿帆震泽口，晓渡松江濆”(64)、“松江流其旁，春夏多苦水”(65)的句子，这里的“松江”实际上说的就是这段南运河。再如白居易的《久雨闲闷，对酒偶吟》写的是洛阳，于是写出了：“凄凄苦雨暗铜驼，袅袅凉风起漕河”(66)的诗句，把“漕河”作为洛阳代表性的景致来进行描写。此外，牟融的《寄范使君》：“未秋为别已终秋，咫尺娄江路阻修”(67)、薛逢的《送刘郎中牧杭州》：“吴江水色连堤阔，越俗舂声隔岸还”(68)、韦庄的《过扬州》：“二十四桥空寂寂，绿杨摧折旧官河”(69)，这些诗中所写的“娄江”、“吴江”、“旧官河”都是运河水系在不同河段的具体称谓。

　　特别是隋堤、隋堤柳、汴水等和运河有关的景物成了唐宋诗词中经常提到和描写到的景象(或意象)。“隋堤”及“隋堤柳”等在唐宋人那里，首先成了代表隋朝特征，代称隋朝遗迹，评论隋炀帝功过是非及亡国结局的一种符号。其次逐渐成了泛指“柳树”与“柳絮”的代名词。如耿湋的《送郭秀才赴举》：“海雨沾隋柳，江潮赴楚船。”(70)许浑的《和宾客相国咏雪》：“尽日隋堤絮，经冬越岭梅。”(71)赵令畴的《清平乐》：“春风依旧，着意隋堤柳。”(72)这些诗词作品中所说的“隋柳”、“隋堤柳”、“隋堤絮”就不再是特指，而成了一种泛指。最后，到了北宋，更成为最能体现都城汴京(开封)繁盛景象的一种象征。这一点在词的创作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如裴湘的《浪淘沙》：“万国仰神京。礼乐纵横。葱葱佳气锁龙城。日御明堂天子圣，朝会簪缨。九陌六街平。万国充盈。青楼弦管酒如渑。别有隋堤烟柳暮，千古含情。”(73)曾觌的《沁园春》：“且喜见捷书来帝乡。看锐师云合，妖氛电扫，隋堤宫柳，依旧成行。”(74)这些词作都是把“隋堤”、“隋堤柳”当做描写汴京“帝王都”的突出景观来表现的。

　　汴水(汴河)也是唐宋诗词中经常出现的景象(或意象)。写到汴河(运河)沿岸的城市如洛阳、开封时，汴水(汴河)往往成了诗人描写该地景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姚合《寄汴州令狐楚相公》：“汴水从今不复浑，秋风鼙鼓动城根”，(75)起句就从汴水写起，以凸显其地方色彩。描写和这些城市有关的历史遗迹或人物事件时，汴水(汴河)也多成了重要的抒情元素，如李白的《梁园吟》以“空余汴水东流海，沉吟此事泪满衣”来写物是人非的伤感；(76)许浑的《伤虞将军》用“可怜身死家犹远，汴水东流无哭声”来吊念一位死在异乡的将军，都是明显的例子。(77)写到沿运河南归与北上的情景时，汴水(汴河)也成了人们必然要提到的景象。如宋之问的《初宿淮口》：“孤舟汴河水，去国情无已。晚泊投楚乡，明月清淮里。汴河东泻路穷兹，洛阳西顾日增悲。夜闻楚歌思欲断，况值淮南木落时。”(78)欧阳修的《病中闻梅二南归》：“闻君解舟去，秋水正沄沄。野岸旷归思，都门辞世纷。稍逐商帆伴，初随征雁群。山多淮甸出，柳尽汴河分。楚色芜尚绿，江烟日半曛。客意浩已远，离怀宁复云。宣城好风月，归信几时闻？”(79)行进在南迁途中，宋之问以“汴河东泻路穷兹”来表现他失魂落魄的神伤；闻听好友梅尧臣回归故乡，欧阳修以“柳尽汴河分”来想象好友归途的漫漫悠长。

　　到了南宋，汴水(汴河)更成了沦陷于金人之手的汴京故都的象征，如朱敦儒的《浪淘沙》：

圆月又中秋。南海西头。蛮云瘴雨晚难收。北客相逢弹泪坐，合恨分愁。无酒可销忧。但说皇州。天家宫阙酒家楼。今夜只应清汴水，呜咽东流。”(80)

　　在朱敦儒的心中，东流不尽的汴水是他对故都最难忘怀的典型景象。成了中原故土的象征，如周密的《高阳台·送陈君衡被召》：

照野旌旗，朝天车马，平沙万里天低。宝带金章，尊前茸帽风欹。秦关汴水经行地，想登临、都付新诗。纵英游、叠鼓清笳，骏马名妓。酒酣应对燕山雪，正冰河月冻，晓陇云飞。投老残年，江南谁念方回。东风渐绿西湖柳，雁已还，人未南归。最关情，折尽梅花，难寄相思。”(81)

　　词中用“秦关汴水”概指北宋旧地，委婉地透露出作者对故国的思念和山河依旧、人事已非的感叹。再如汪元量的《满江红·和王昭仪韵》：

　　天上人家，醉王母、蟠桃春色。被午夜、漏声催箭，晓光侵阙。花覆千官鸾阁外，香浮九鼎龙楼侧。恨黑风、吹雨湿霓裳，歌声歇。人去后，书应绝。肠断处，心难说。更那堪杜宇，满山啼血。事去空流东汴水，愁来不见西湖月。有谁知、海上泣婵娟，菱花缺。”(82)

　　“事去”一联，不仅对偶精工，而且内容深广：“东汴水”句指北宋旧地被金所陷，“西湖月”句指南宋故土为元所占，十四个字将南北两宋亡国历史概括无遗。

　　在一般性的诗词作品中，汴水(汴河)这种景象也被诗人赋予多种功能而广泛地运用。可用之起兴，如刘禹锡的《浪淘沙》：“汴水东流虎眼纹，清淮晓色鸭头春。君看渡口淘沙处，渡却人间多少人。”(83)张咏的《孤舟》：“汴水汤汤，维舟中央。其去也茫茫，其来也茫茫。与其济兮，焉知古之人不同舟而乐康。”(84)这样的作品，汴水是重要的起兴景象。或者说，它们在诗歌中起着从具象到议论与抒情的引发、引领的作用。可用之作比，如欧阳修的《答圣俞》：

　　“翁居南方我北走，世路离合安可期。汴渠千艘日上下，来及水门犹未知。五年不见劳梦寐，三日始往何其迟？城东赚河有名字，万家弃水为污池。人居其上苟贤者，我视此水犹涟漪”(85)

　　诗中用舟船已驶近汴渠水门却浑然不知，来比喻已靠近真正的诗人但人们却毫无感觉。可用之抒情，如卢仝《冬行三首》之三：

不敢唾汴水，汴水入东海。污泥龙王宫，恐获不敬罪。不敢蹋汴堤，汴堤连秦宫。蹋尽天子土，馈餫无由通。此言虽太阔，且是臣心肠。野风结阴兵，千里鸣刀枪。海月护羁魄，到晓点孤光。上不事天子，下不识侯王。夜半睡独觉，爽气盈心堂。颜子甚年少，孔圣同行藏。我年过颜子，敢道不自强。船人虽奴兵，亦有意智长。问我何所得，乐色填清扬。我报果有为，孔经在衣裳。”(86)

　　诗篇连用“不敢唾汴水”与“不敢蹋汴堤”两个句子，以之为引领，展开情感的倾诉，这就把诗人那在人格上狷介正直，在心理上避世危祸的矛盾特征充分展示出来。

注释

　　①隋炀帝命人通过开挖河道，使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得以沟通的水利工程，当时没有统一称谓，都是分段命名，如命名为通济渠、江南河、永济渠等。唐代总称为漕渠或漕河，但这个统一称谓并不经常使用，多数情况下还是分段命名，如将通济渠的东段称之为汴河(汴渠、汴水)，将江南河(包括邗沟)称之为官河，永济渠仍称之为永济渠。宋代有了运河的称谓，也不常用，仍分段命名，通济渠东段仍称汴河(汴渠、汴水)，为“漕运四渠”之一，其它三渠是惠民河(开封西南通闵水、蔡河诸运河的统称，宋人开凿)；广济河(由开封东流下接济水的运河，宋人开凿)；金水河(由开封接西北京、索二水的运河，宋人开凿)。通济渠统称御河。隋唐时的江南河(包括邗沟)经过改造，每段也都有新的称谓。各段运河中，汴河是整个运河各段中最重要、利用频率最高的河道，因此，也是唐宋诗词作品中提到最多的河段。本文中把这些分段命名的河道统一称作“运河”或“大运河”。

　　②③④⑤⑦⑧⑨《全唐诗》(上、下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049页，第717页，第1327页，第1527页，第1527页，第1348页，第1364页。

　　⑥《全唐诗补编·全唐诗外编》(全三册)，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201页。

　　⑩(12)(13)(14)《全唐诗》(上、下册)，第1655页，第1632页，第1534页，第1558页，第1284页。

　　(11)皮日休：《皮子文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41页。

　　(15)《全宋诗》(第1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5页。

　　(16)《全宋诗》(第72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45242页。

　　(17)梅尧臣：《永济仓书事》，《梅尧臣集编年笺注》(中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691页。

　　(18)《宋史·卷九三·志第四十六》(全四十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2317页。

　　(19)梅尧臣：《送王正仲长官》，《梅尧臣集编年校注》(中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574页。

　　(20)石介：《徂徕石先生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1页。

　　(21)梅尧臣：《汴渠》，《梅尧臣集编年校注》(中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796页。

　　(22)黄庶：《伐檀集》卷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3)郑獬：《郧溪集》卷23，《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4)(25)(28)(29)(30)(32)《全唐诗》(上、下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304页，第1 532页，第367页，第1119页，第1327页，第305页。

　　(26)欧阳修：《欧阳修全集》(上册)，北京：中国书店，1986年，第77页。

　　(27)张景星等：《宋诗别裁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41页。

　　(31)王安石：《王安石全集》(第1册)，上海：上海大东书局，1935年，第53页。

　　(33)(34)《全唐诗》(上、下册)，第463页，第943页。

　　(35)林逋：《林和靖诗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9页。

　　(36)苏辙：《栾城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13页。

　　(37)柳永：《雪梅香·景萧索》，《全宋词》(全五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3页。

　　(38)《全宋词》(全五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1页。

　　(39)(40)(41)(42)(43)(44)(45)《全宋词》(全五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60页，第82页，第299页，第606页，第617页，第611页，第614页。

　　(46)杜牧：《樊川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42页。

　　(47)王灼：《碧鸡漫志》，《羯鼓录·乐府杂录·碧鸡漫志》，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82页。

　　(48)马端临：《文献通考·乐考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49)笔者据《全宋词》(全五册)统计。

　　(50)何光远：《鉴戒录》卷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1)白居易：《白居易集》(全四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724页。

　　(52)郭茂倩：《乐府诗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862页。

　　(53)如白居易在其《杨柳枝词》中说：“古歌旧曲君休听，听取新翻杨柳枝”，《白居易集》(全四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714页。刘禹锡在其《杨柳枝词》中说：“请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上下册)，长沙：岳麓书社，2003年，第596页。

　　(54)王灼：《碧鸡漫志》，《羯鼓录·乐府杂录·碧鸡漫志》，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94页。

　　(55)薛能：《杨柳枝序》，《全唐诗》(上、下册)，第1437页。

　　(56)(57)(58)(59)(60)(64)(65)《全唐诗》(上、下册)，第1324页，第1619页，第1660页，第1774页，第1849页，第161页，第1728页。

　　(61)曹勋：《松隐集》卷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2)分别见钱谦益的《列朝诗集》(全12册，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及陈田的《明诗纪事》(全六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63)郭长海、金菊贞编：《李叔同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66页。

　　(66)(67)(68)(69)(70)(71)(75)(76)(77)(78)《全唐诗》(上、下册)，第1158页，第1184页，第1397页，第1759页，第670页，第1257页，第1357页，第392页，第1347页，第156页。

　　(72)(73)(74)(80)(81)《全宋词》(全五册)，第498页，第203页，第1313页，第850页，第3292页。

　　(79)欧阳修：《欧阳修全集》(上册)，第362页。

　　(82)《全宋词》(全五册)，第3340页。

　　(83)(86)《全唐诗》(上、下册)，第911页，第970页。

　　(84)《全宋诗》(第1册)，第550页。

　　(85)欧阳修：《欧阳修全集》(上册)，第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