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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宗庆历以后，古文运动、儒道复兴运动大势渐成，带动了整个社会、政治、文化风尚的更新，一批宋朝自己培养的新兴士人阶层的代表人物登上历史舞台，如范仲淹、欧阳修、韩琦、富弼、孙复、石介、胡瑗，等等，他们提出新的社会政治理想、新的学术思想主张，也以自己的人生实践树立起新的人格典范和生活方式。 庆历以后涌现的宋朝文化、政治方面的代表人物，所谓“名士”、“名臣”者，纷纷撰写笔记，蔚然成风。他们对于自身所处的时代和历史地位有着充分的自觉，如苏辙自叙其撰写《龙川别志》的旨趣：“所见朝廷遗老……如欧阳公永叔、张公安道皆一世伟人，苏子容、刘贡父博学强识，亦可以名世，予幸获与之周旋，听其所请说，后世有不闻者矣。贡父尝与予对直紫微阁下，喟然太息曰：‘予一二人死，前言往行堙灭不载矣。君苟能记之，尚有传也’”。他们知道自己是本朝历史的重要参与者、见证者，有意识地以历史人物的身份留下权威性的历史记录，为此，他们强调要自觉继承和发展中唐以来兴起的历史笔记传统。欧阳修致仕前撰写《归田录》，表示要以李肇《唐国史补》为法，“言报应，叙鬼神，述梦卜，近帷箔，悉去之；纪事实，探物理，辨疑惑，示劝诫，采风俗，助谈笑，则书之”。王得臣的《麈史》尤其值得一提，他自从学于京师就养成了随笔记录见闻的习惯，在其后三十年的仕宦生涯中，“自师友之余论、宾僚之燕谈与耳目之所及，苟有所得，辄皆记之”。“其间自朝廷至州里，有可训、可法、可鉴、可诫者无不载”。王得臣致仕后重加刊定，以事类相从，别为四十四门，标以名目，内容涉及国政、典制、名公事迹、学术、风俗以至博弈、谐谑。这种见闻笔记撰述态度之严肃、体例之严整、内容之价值、记载之精核，已足以当一部史著。而这种史著的特殊之处，在于个人的经历与家国历史水乳交融，我们不仅可以从中考求史料，更可贵的是从中得见身处当时历史时代之中的生动具体的个体情感、立场和判断。 名臣名公之子弟也重视撰写笔记，并形成一种传统，在两宋笔记中占有相当分量。这些人大多并不通显，但他们因为家世的缘故，亲炙当朝名士重臣，熟悉当朝掌故，了解内情，所见所闻往往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如，宰相庞籍之子庞元英的《文昌杂录》，宰相王旦之孙、工部尚书王素之子王巩的《闻见旧录》、《甲申杂记》、《随手杂录》三书，等等。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不少后世子孙记录先人言行事迹的别传、家传类笔记，如王素为其父王旦撰《文正王公遗事》，王钦臣记录其父王洙言论辑成《王氏谈录》，程颐记《家世旧事》等，反映了北宋著名士大夫的“士族”意识，他们注重以先祖言行作为规范，形成门风，教育后世。 地位不高的地方官、未入仕的布衣甚至僧人也热衷于撰著笔记，所记多为与名流交游之所闻见，往往事关朝政、士风。僧人文莹曾自叙其撰写《玉壶清话》之旨意：“古之所以有史者，必欲其传，无其传，则圣贤治乱之迹，都寂寥于天地间。当知传者，亦古今之大劝也。”不够闻达的有志有才之士之所以撰写历史笔记也正是为了“传”，试图凭借书写历史争取在历史中的一席之地。这些中下层士人对自身见闻之历史价值的珍视，对本朝史书写的积极参与，尤能反映当时士人社会历史意识的深化。 北宋中后期日趋复杂激烈的党争直接促动了野史笔记的发展。有关庆历党争，就有托名梅圣俞的《碧云騢》、田况的《儒林公议》。王安石变法以来，党派斗争日趋白热化。自熙宁年间之后，野史笔记的撰写越来越深地参与到党争之中。正如四库馆臣所说：“考私史记载，惟宋、明二代为多。盖宋、明人皆好议论，议论异则门户分，门户分则朋党立，朋党立则恩怨结。恩怨既结，得志则排挤于朝廷，不得志则以笔墨相报复。其中是非颠倒，颇亦荧听。”这样一来，历史记忆和撰写就成为一个与现实政治关系复杂且密切的斗争场域，并形成了多元的历史叙事和价值立场。 （作者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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