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船山学刊》2011年第3期，作者：刘兴亮，原题：《仁宗朝士人群与北宋中期士风的转变》
引言
有关北宋士风转变的问题，过去史学界多有论述，大抵认为士风从宋初开始逐渐经历了一个由低迷、保守向高昂转变并最终回落的弧型发展过程，而仁宗朝所处的北宋中期则是这一弧线的峰顶所在。也就是说，仁宗时期北宋士风一扫以往之乱局，逐渐展现出一种积极向上，暗合于理想儒家精神的新局面。因此就有学者认为这一局面的出现，正是仁宗朝范仲淹、欧阳修等文坛领袖士风建设的结果。笔者看来，对于上述士风发展理路的描述，自或无可怀疑。但是如将中期士风的转变原因单纯与范、欧等文坛领袖人物挂钩，则似乎欠妥。
纵观仁宗朝历史，范仲淹、欧阳修等古文运动的骨干，利用自身影响力倡导士气，革新文风，的确对当时士风的转变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如拿今天群体心理学的眼光来看，“在每个社会领域，从最高贵者到最低贱者，人只要一脱离孤独状态，立刻便处于某个领袖的影响之下”，“领袖的作用就是充当他们的领路人”。也就是说，风气的形成实则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决策者的个人素质，以及统治集团的群体表现。而仁宗一朝，范仲淹及其同道，实际上并没有长期占据朝政的核心，尤其是“庆历党争”发生后，范氏及其追随者大都被外放，完全脱离了朝政的中心，后虽有起伏但终无大用。因此简单认定范仲淹及其庆历党人，在仁宗朝推动了北宋中期士风的转变或许是有所夸大的。
笔者以为，庆历党人之外的士大夫，固然无庆历党人逞才使气、慷慨激昂的名士风流，也绝少范、欧一派才赡学博、功名成就的显赫声名，但他们人数众多，亦不乏权要，且多科场出身。此辈淳孝仁厚、明哲保身的道德操守，自甘淡泊、平和隐忍的处世方式，发而为政则同样呈现出一种为国尽忠、誓报君王的政治情怀。他们的行为对士风转变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基于此，笔者拟据史料，以任职中书门下、枢密院的士大夫即所谓“二府”士人，及备位三司士大夫为个案，对此问题加以关注，以期有所发覆。
天圣年间（1023-1032）
天圣时期，朝政尚由刘太后主掌，刘太后先后以冯拯、王钦若、王曾、王钦若、张知白、吕夷简等为相，在内政外交上颇多变革，革除了真宗后期所生的诸种乱象，朝政为之一新。而就此时所历宰相来看，除冯拯在任时间短促，王钦若号为奸邪，其他人的品质则不乏为后世所赞誉者。如王曾居相位七年，史言其“方严持重，每禁见，言厉害事，审而中理，多所荐拔，尤恶侥幸。”又如张士逊，其本传言其奉公守法、厉行忠义。张知白，史家则谓“在相位，慎名器，无毫发私。常以盛满为戒，虽显贵，其清约如寒士，”更有当时任职御史的王嘉评价其“守道徇公，当官不挠，可谓正矣”。而就是被后世目为奸邪的吕夷简所做也非尽如人言。吕夷简天圣年间身居中枢，为政干练。在此期间，他成功化解了有碍政局稳定的仁宗生母问题。同时，一手安排了对小皇帝的教育，间接铸就了仁宗为政品质，这些都不能不说是吕夷简之功劳。
而这一时期所任参政先后有鲁宗道、陈尧佐、薛奎、王曙等人。鲁宗道为人自不必说，终于宋世，其忠直都足以与包拯齐名，正是因其耿介敢言，故被同僚赘以“鱼头参政”之雅号。陈尧佐任参政期间则敢于公然法办吕夷简的亲属，丝毫不为权势所沮，使权臣贵戚为之侧目。其余如薛奎、王曙。薛奎久以严整闻名，人送外号“薛出油”。欧阳修言其诗文，即以“直而有气，如其为人”誉之，王曙则“辨奸断狱，为时良吏”。此外，天圣间担任枢密使的曹利用、张耆、钱惟演。担任枢密副使的晏殊、夏竦、姜尊、赵稹、范雍。权三司使的王博文、胡则、寇瑊等人。除钱惟演为人奸邪，不为时人所重，张耆长于军旅，此处不做统计，其余诸人之德行则多有可取处。
如曹利用，史传所论虽有贬损，但客观的说，他在天圣年间任职枢密院，“务革侥幸，而中官尤被裁抑，”这些都是应予称道的。又如，此时的晏殊在枢密副使任上，屡次忤权要之旨，“荐拔人才，乐善不倦。”还有如夏竦，早在真宗时就以文学才华而名世。丁谓柄政期间，夏竦多次作诗对其讥讽，天圣间任职地方还曾勒令巫觋一千九百余家还农，毁其淫祠，劝课农桑；枢密任上则不附权相吕夷简，全然不似《宋史》著者所谓“急于进取，喜交结，任数术，倾侧反覆”者。清代学者王夫之在其所作《宋论》一书中即言：“夏竦之恶，莫大于重诬石介，而介之始进而被黜，以争录五代之后，……矜气以争，黜之亦非已甚。”其余诸人，如姜遵长於吏事，其为治尚严猛，铁面无私，刑罚严，时人称其为“姜擦子”。范雍“为治尚恕”、“颇知人、喜荐士”亦颇得众心。赵稹，史言其“诚质宽厚。”而王博文、胡则、寇瑊等天圣间亦多有善政，评价颇高。
明道至康定年间（1032-1041）
明道二年（1033）刘太后亡故，仁宗开始真正掌权。他先后罢免了吕夷简、张耆、晏殊、陈尧佐等人的职位。以张士逊、薛奎、李迪为宰相，王随为参知政事，李谘为枢密副使、王德运为签书枢密院事、蔡齐为权三司使。朝廷面貌看似焕然一新。但只数月，吕夷简即告复相，且随着郭皇后被废，群臣争论不休，逐渐形成了两派势力。一方大致以吕夷简为首。而另一方则以范仲淹、孔道辅等为代表。范仲淹等人认为吕夷简为政奸险，不宜为相，并划定吕夷简亲党若干人，进行攻击。
然而值得深思的是，从后世评价及历史事实来看，那些被目为吕夷简亲党者，如高若讷、宋绶、张方平、章得像、梁适等人，形象实非尽皆糟糕。
如宋绶，史誉其“性孝谨清介，言动有常。……朝廷大议论，多绶所财定。”至于梁适为政，则“明于法令，临事果敢，辞气不变，所下教条严而难。”又如章得像，虽颇保守，但范仲淹仍称其实为“同心忧国”者。欧阳修亦赞其“为相务以厚重，镇止浮竞，时人称其徳量”。还有如高若讷不苟同权要，“凡内降恩，若讷多覆奏不行”。后世所谓其投机依附之评语，实多源于庆历党人之口。再者，考虑到其非久居枢要之人，对士风影响自当有限。
而至后来，随着所谓“知贡举之争”的大幕掀起，士大夫阶层更是表现出一种群情激奋的精神状态。观点固有不同，但所论实多尽心竭力。无论是哪一派上台，其言论实多政治宣讲，少有确指其人品者。
此外，在此前后备位枢府者还有如李迪，世称“贤相”。又如王随，为相短促，虽于政务“无所建明”，但其“外若方严”，内实宽和，常居以唐代名相裴休为范，不汲汲于功利，但存惠民之念。又，仁宗之世茶法之变，李谘功为最多，“虽浮议动摇，乍行乍止，卒无能易其说，”其居枢府后“专务革滥赏，抑侥幸，人以为称识。”而宋庠居相三年，不附吕夷简，“为相儒雅，练习故事，自执政，遇事辄分别是非”。杜衍，“清介不殖私产，致仕后居南京十年，第室卑陋，才数十楹”。与李迪、王曾、张知白一起，并称“贤相”。陈执中主政时“权势所引者，皆奏罢之，内外为之肃然。”，平日家居“人莫敢干以私，四方问遗不及门。”还有任同知枢密院事的张观，世推其“德性淳易”，“趣尚恬旷，持廉少欲，平生书必为楷字，无一行草，类其为人。”仁宗皇帝曾亲赐楷体“清”字，以褒其声名。
而其他人等除夏守赟品行不佳，叶清臣、王博文历官日短外，像王鬷、盛度、蔡齐、晁宗慤、李若谷、郑戬、石中立等均在道德节操方面有可谘表扬处。《宋史》言郑戬打击豪恶，“明伟豪放，”为“一时之俊。”石中立“练习台阁故事，不汲汲近名”，“校雠秘书，凡更中立者，人争传之。”王鬷“为政有大体，不为苛察，”人称“姿仪硕俨，举动方正，外若庄峻，中存宽裕，简言默识，韶宇冲迈”。李若谷“性资端重，在政府，论议常近宽厚。治民多智虑，恺悌爱人，其去，多见思。”盛度虽性格怪异，但通晓边事，居参政位，逢李（迪）、吕（夷简）纷争，无蛇鼠两端之举，且其为官清廉，怒斥奔竞，凡“下贫无赖，多所纵舍；稍有赀者，一切绳之以法。”蔡齐，不依附于权贵，“方重有风采，性谦退，不妄言。有善未尝自伐。”晁宗慤颇有干才，所陈边策，多为朝廷采纳，且史赞其“性敦厚，事父母孝，笃于故旧，凡任子恩皆先其族人。在翰林，一夕草将相五制，褒扬训戒，人得所宜。”
不难看出，明道至康定年间，朝廷枢要之位虽频易其人，宰相轮替达数十人之多。姑不论此辈政治才干如何，但就品行而论，可予赞誉者仍然为多。正如元人修《宋史》时所言“时治平而文德用，则士之负艺者致位政府，宜矣。”可以说，正是在这种相对开明、自由的政治环境中，士大夫群体之精神才得以洗涤。
庆历年间（1041-1049）
如果说，仁宗天圣至康定以来的二十多年，士风较之于宋初三朝趋于高昂的话，那么至庆历年间，这种高昂则已经完全达到了一种巅峰状态。当时，士大夫们面对日益严峻的内外形势纷纷表述各自立场，妄图救社稷于危难，扶大厦于将倾。范仲淹等人固然有借“庆历新政”之机挥臂疾呼，然其余诸臣，亦尽心国是、检举非法，作用同样巨大。
庆历三年三月（1043）控御枢府前后达二十八年之久的吕夷简罢相。《宋史》评价吕夷简，“自上初立，太后临朝十余年，内外无间，天下晏然，夷简之功。……夷简当国柄最久，虽数为言者所诋，帝眷倚不衰，旋复收用，亦不终废，其于天下事，屈伸舒卷，动有操数，后卒配食庙廷，为世名相。”〔34〕此语或有溢美之处，但是客观地说夷简为政不计前嫌，雍容大度，用贤使能，其德操多有善处。范仲淹虽与吕夷简不能相容，亦曾直言“乡论盖国家事，于夷简无憾也。”
吕夷简罢相后，当时朝中宰相尚有章得像、晏殊二人。是年四月，仁宗调范仲淹、韩琦入京，并除枢密副使。七月又升仲淹为参知政事，发起“庆历新政”。此后，范仲淹、欧阳修、韩琦等人因新政被后世共誉为“君子”，而反新政者则多被目为“小人”。对于新政中之“君子”，因其历来广受赞誉，故不拟多论。那么所谓的“小人”其品质到底如何呢？
庆历新政后，被归为小人者大抵有，贾昌朝、宋祁、王拱辰等人。然据《宋史》记载，贾昌朝“在侍从，多得名誉。”及执政，其被人所罗织的所谓“结宦官、宫人”之罪，则多“验问无事实”。又，宋祁为人谦虚谨慎、“治事明峻”，无论在朝在野，每有直言谠论，多切实之见。如所论财政“三冗”、“三费”，河北军备等，在当时诸家改革意见中都较为中肯。而张方平、王拱辰诸人则豪迈刚正，立朝无所阿附。改革主张虽不同于范仲淹等，但亦非泛泛之言。可以说，被范仲淹等人目为“小人”者，并非都为恶德败行的真“小人”，他们中亦不乏君子之风。
庆历后期，新进“二府”、“三司”诸人之贤名则更有目共睹，多无争议。如吴育，史称其“刚毅不挠而设施无间。”姚仲孙勤政廉洁，“以才力自奋于时，论事著效，号为能吏。”田况，“宽厚明敏，有文武材。与人若无不可，至其所守，人亦不能移。”明镐，“端挺寡言，所至安静有体，而遇事不苟，为世所推重。”又有诸如王举正、任中师、任布、丁度、明镐、姚仲孙等，为政虽不彰其名，但就人品而论，亦无逊色。王举正《宋史》就言其“厚重寡言”，不事奔竞“文章亦雅如其人。”任中师“性乐易，平居自奉甚俭约，”任布“纯约自守”居无恶性。丁度也是“性淳质，不为威仪，居一室十余年，左右无姬侍，”并与张观、孙抃一道为时人仰慕。
可见，庆历年间，各派力量虽就政治改革的论争中各有短长。但不容否认，此间处于权力之巅的士大夫群体，品行还是值得称道的，远非范仲淹等人嘲讽之状。
皇祐至嘉祐年间（1049-1063）
皇祐至嘉祐时期，是仁宗朝内政外交方面都较为平和的时期。从外部来看，康定直至庆历长期处于剑拔弩张状态下的宋夏关系，逐渐开始好转，双方贸易往来增多，边地重归安宁。而宋与北方辽国的关系亦大体保持稳定，无大的战事发生。从内部来看，皇祐以来政局基本稳定，期间虽有侬智高之叛，但影响甚微。在中央，随着庆历新政的失败，范仲淹一派的政治人物很多已经逐渐退出了权力的核心舞台，此时虽有如欧阳修、文彦博等人的重新归位，可在内政方面已少有革新之举。同时不容否认，庆历以来士风的高昂状态在此期间依然得以保持，士大夫政事论战逐渐常态化，但尚无异化之表现。
据笔者统计，这一时期任职二府、三司官员共有三十四人。除了像富弼、韩琦、宋庠、庞籍等旧任官员以外，所用新人较多。蔡襄、包拯，人所共知，自不必论。除此之外，如曾公亮，“方厚庄重，沈深周密，平居谨绳墨，蹈规矩，为政有能声”，御己极严。刘沆为相，“性豪率，少仪矩”，大有真宗朝寇准之风采，且敢于启用贤人，纠正时弊。富弼为相，亦多受其影响，常感叹“每辱公勉以尽瘁”云云。而又如张昪则“为人忠谨清直，不可干以私。”杨察“遇事明决，勤于吏职，虽多益喜不厌，”直至临终尚为国事计。孙抃虽“性笃厚寡言，质略无威仪。”但“在台数言事，不为矫激，尤喜称荐人才。”赵槩“气势宏远，为一时名辈称许。”另外像吴奎，《宋史》言其“达于从政，应事敏捷，吏不敢欺”。又赞其“喜奖廉善，有所知辄言之，言之不从，不止也。”胡宿为人清廉谨慎，忠诚朴实，内刚外柔。叶清臣，“天资爽迈，遇事敢行，奏对无所屈，”不但与范仲淹多有唱和，且因与宋庠、郑戬、宋祁同年登第，皆有名称，趣尚既同，被同誉为“天圣四友”。又如李参，虽被批无学术，但其为官亦能“刚果严深”，“喜发擿奸伏，不假贷，事至即决，虽簿书纤悉不遗，时称能吏。”当然，此时所任官员中亦有如孙沔，“跌荡自放，不守士节，”陈旭（升之）“深狡多数，善傅会以取富贵。”但就二人任职时间看，其列于中枢均不足一年，且相对于醇厚者而言，此类士人在中枢毕竟只为少数，因此说他们对士风的影响实则甚微。
小结
北宋士风能够在仁宗朝得以扭转，其原因或许是多方面的。只就史料记载来看，当有前代士大夫完美人格之遗留，亦有传统意义上所谓范仲淹、欧阳修等“庆历党人”文坛、政坛改革之激冲。同时，通过梳理这段历史，我们还可发现，在历史的光环照耀者的背后，一些为政默默者、一些为后世政论所毁弃者，其个人品质亦多有可称道处。且他们的所作所为同样对士风的转变起到了潜移默化的引导。正如清人王夫之所言：“仁宗之称盛治，至于今而闻者羡之。帝躬慈俭之德，而宰执、台谏、侍从之臣，皆所谓君子人也。”
可以说，北宋仁宗一朝，身具文学、经术、吏事、节义这四种儒家理想士人标准的全才型士人应当不在少数。特别是文学、节义两种标准，已成了当时品藻人物的主要砝码和士人间思想交流的源头。从这一角度来看，仁宗朝的政坛上，实际普遍形成了一个文学修养，尤其是儒学修养深厚，注重气节的士大夫集团。他们的价值取向塑造着后来的士风，并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因此，或可这样认为：作为一个群体而存在的士人阶层，就其政治意识而言并不能归为一类，文学成就也各不相同，部分主张甚至分歧极大。但不能否认，作为精英阶层的代表，他们都为后来士风的转变，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至于为何出现这种状况，依笔者观之，原因或许有二：
首先，仁宗一朝，长达四十余年，期间虽屡有波澜，但政局仍相对平稳。在皇权的关照下文人士大夫地位得以空前提高，并初步形成了那种被后世所景仰的“共治天下”的局面。正如《宋史》著者所言，“时治平而文德用，则士之负艺者致位政府，宜矣”。可以说，正是这种治平局面的形成，让士大夫们将自身业已存在的儒家理想与国家兴亡的责任意识有机的联系起来，使大家均愿意以一种“士为知己者死”的主人翁状态投入到朝政的建设之中。当然，从文中所考察的诸人行迹来看，该群体为政虽互有短长，理念亦或不同，但不容否认这种精神熏染在道德层面上是普遍存在的。
其次，亦如表中所反映，范仲淹、欧阳修等作为新政的核心成员，他们在仁宗时期居官中枢确实不长，但是作为文坛的主将，此辈对当时的文风，及后世文化之影响则非常巨大，其优美的文字，极易侵染后学，使传习之人因爱文而厚爱及人。或许历史就是这样，受褒扬者，自可万世流芳，虽有瑕疵，史传亦不欲见其恶，颂者更纷然言其好，终成一代精神之坐标。同时正如前人所言，由于历史总归是由人来书写的，故那些政治上与“精神坐标”相背离者，为“精神坐标”所诋毁者，其人虽有良善之举，历史记载则纷然避其好。后世论者更是不加分辨的痛加贬斥，关门打狗。至于那些为政为学都较平庸者，其道德精神又易于被历史所忽略，最终变得湮没而无所闻。
因此，我们今天来考察历史，往往会发现无论是传世典籍之记载，还是后世文人之评说，多有与传主之任事、生平不相合者。但是，无论是放大还是缩小，或许都正如学界之于士风问题的评述一样，有一种误读之嫌疑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