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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因 寇丁之争：宋真宗晚期，宰相寇准与丁谓针对王位继承和刘皇后专权问题发生争斗与冲突，由此将士大夫阶层内部的分化引向了党争之列，这才有了宋仁宗时期的范仲淹与吕夷简之争。 公元1036年，也就是宋仁宗的景祐三年，堪称宋代第一人物的范仲淹向仁宗进献了一幅《百官图》，由此引发了范仲淹、吕夷简二人的互相攻击，这就是宋史上著名的景祐党争。 最终，仁宗为了平衡党争，采取了留吕夷简、贬范仲淹的处置方法，这样就可以达到“两用无猜“的效果。所谓”两用无猜“就是既能发挥吕夷简的圆融谋划特长，又利用了范仲淹的铮铮铁骨。 那么，范仲淹为什么要进献这副《百官图》，它又有什么威力可以引起朝堂纷争呢？  两年前，耿直的范仲淹刚刚从苏州调回京师，升任吏部员外郎，他开始在京城大力整顿官僚机构，开封府一时间肃然称治，可宋朝”冗官“的问题历来就有，其中牵扯的关系盘根错节，这就要从根本上进行改革。 于是，范仲淹将矛头对准了选人用人的宰执大臣吕夷简，这副《百官图》就是他的武器，这幅图全称《百官升迁次序图》，是范仲淹绘制的所有京官的晋升路径。他以此指责当朝宰相吕夷简任人唯亲，对官员的升迁不公，甚至在图中还指明了哪些人是吕夷简私人安排的。  吕夷简听了心里不高兴，可当庭并没有撕破脸，只是在背后说范仲淹是一个只会纸上谈兵的迂腐之人。 面对吕夷简背后的攻击，范仲淹见招拆招，接下来他连上四份奏章，分别从帝王的好恶、选贤任能等方面指出时政的弊端，还暗示吕夷简好比汉成帝时期的张禹，吕夷简会像张禹造成王莽之乱一样，最终“坏陛下家法“。 对于这样误国的指责，吕夷简当场大怒，开始在皇帝面前与范仲淹辩驳，吕夷简控诉范仲淹“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 结交朋党的罪名可不轻，这就触碰了宋朝立国的红线，因为太祖赵匡胤立国初期就制定了一套祖宗家法，严禁大臣结党。 就这样，范仲淹被贬，出任饶州知州，看到范仲淹遭遇不公，很多士大夫都出来为他抱不平，最著名的就有秘书丞余靖、馆阁校勘尹洙、馆阁校勘欧阳修等人，但也都在“朋党“的罪名下相继被贬，反而是谏官、御史们都不敢出声，因为台谏多是吕夷简引荐的人，如侍御史韩渎和右司谏高若讷等。 所以，若论“荐引朋党”，双方都脱不了干系。 而仁宗的态度表面看是遵从了吕夷简的意见，处分了范仲淹，可其实是将君权置于党争之上，发挥了最后仲裁的作用，因为仁宗第二年就罢免了吕夷简的相位。 仁宗正是利用范仲淹等这群激进的改革派，打击了吕夷简等守旧势力，为谋划已久的庆历新政扫除障碍。果然，1043年，范仲淹再次得到重用，从此开始了庆历年间的一系列整顿吏治的改革。 这就是宋代党争不同于其他朝代的一点，既没有与宦官集团勾连，也不曾与皇权对抗，而是士大夫不同组合之间的内部分歧。 这样的好处是士大夫在分歧中互相监督，与皇权达到了平衡，就不会出现宦官专权或者政局不稳的情况，标志着士族阶层的功能发挥到了最大限度。 后果 庆历新政：范、吕两党势力在君权的平衡下，此消彼长。1041年，吕夷简因病辞官，范仲淹再次得到重用，从此开始了庆历年间的一系列整顿吏治的改革。 结论 景祐三年的范、吕党争实际上就是两个士大夫集团的分歧与冲突，凌驾于党争之上的君权得以自由调和矛盾，推动新政改革措施的施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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