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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约8100字，全文阅读大概需要12分钟左右） 记得当年在中学历史课上，老师讲到“牛李党争”时，曾经形象的比喻道“这是导致内外交困的唐王朝最终坠入覆亡深渊的一脚神奇助攻”。后来又了解到史上著名的党争还有北宋和明末两出，其间接把这两个王朝搞完蛋的神奇程度一点都不亚于晚唐。当时就有些奇怪——这帮当官的家伙相互勾心斗角、出阴招、使绊子不应该是很寻常的事情吗？为何到了晚唐才后知后觉的搞出些动静来？ 最后终于搞明白了，原来“党争”是士大夫们搞出来的新玩意——只有到了隋唐以后随着科举制的兴起，士大夫作为一个新兴的阶层群体才逐渐产生并迅速发展壮大，然后很快就搞出一堆幺蛾子，间接的把催生和养育了他们的唐王朝给搞死了——如此看来这帮家伙内斗拆台的本事来得非但不晚，而且简直是与生俱来、无师自通的，还几乎个个都是天赋异禀。
党争是随着士大夫群体的诞生才出现的，这帮家伙个个都是内斗小能手 在士大夫崛起之前，在中国与君权同列为统治阶层的，先有贵族后有士族。前者靠血统后者靠家世，差不多都能与君权同样享受世袭的待遇，所以小日子过得都比较爽。闲极无聊下想要玩点内斗的把戏的话，通常也是贵族（士族）相互拉帮结伙斗君权。不过君权从来都自以为是至高无上的，哪里容得挑战？所以从神话传说时代一直到隋唐，君权一直都在咬牙切齿的跟贵族或是士族死磕——先是用暴力手段，后来发现成本太高风险太大，然后就改成封建，效果不好再改成郡县、推恩令；等到终于把贵族搞垮了士族又冒出来了，于是继续掐，一直掐到灵机一动搞出科举制，再加上没完没了的战乱可算把士族也弄残废了，结果又弄出了士大夫这个副产品。
这些乱七八糟的诸侯国，其实就是贵族领地，而且还有武装 不过士大夫跟贵族、士族最大的区别就是没法世袭。就像因为太监生不了儿子所以皇帝才对其信任有加一样，没有封地和武装也无法世袭的士大夫对君权基本造不成什么威胁。皇帝想干掉他们往往就是一句话的事情，而且还有科举制提供源源不断的替补人选，根本不愁无人可用。而在宋太祖赵匡胤用一杯酒彻底打折了武人集团的脊梁以后，除了外患与那些不安分的“刁民”，起码在统治阶层内部已经再没有什么力量能够威胁到君权了。 所以自两宋开始一直到明清，曾经困扰过无数前朝的权臣（包括宗室、勋贵、外戚、阉宦等）擅政篡权、地方割据独立、武将造反作乱等源自统治阶层内部与君权间的激烈斗争，几乎统统不见了踪影。 不过人一旦吃饱喝足了想法就比较多，士大夫不敢、也斗不过皇帝，便只好内斗。单打独斗不过瘾，于是便拉帮结伙打群架——这便是党争的由来。 不过站在前台斗得死去活来的士大夫们，从来都不是党争的主角。他们就像一群木偶，躲在幕后操纵他们一举一动的那只手，永远都是皇帝。 今天我们要说的，就是发生在北宋的庆历党争。 背景：五代时期的恶劣风气 北宋自作孽结出的一颗恶果。 党争虽然是皇帝操纵的结果，但也不乏时代和制度的诱因。 五代十国是继两晋南北朝之后有一个混乱、分裂的时代，可以说是晚唐藩镇割据的延续。在这70多年的时间里，战争叛乱、杀戮破坏和尔虞我诈的阴谋层出不穷，传统华夏文明所倡导和秉持的诸如忠信节义之类的价值观遭到了极大的破坏。人无廉耻、气节扫地、仁义尽丧的恶劣风气司空见惯，带来了极坏的影响——当然这是普遍意义上的共识，但并不是对每个个体都是如此。
杀戮、背叛、破坏仅是乱世的表象，更可怕也影响更久远的是对人心和风气的败坏 比如宋太祖赵匡胤便是这样一个乱世的受益者，否则在正常的社会秩序下很难想象他可以篡国称帝。不过当上皇帝之后情况就完全不同，因为此时的老赵或者他的继任者很有可能又成为下一个受害者。 所以赵家皇帝心里很慌，于是赶紧拉上一大堆士大夫努力重建名教、宣扬义理。具体的办法一个是送书洗脑，比如宋太宗赵光义就下令大量刻印《礼记·儒行篇》，所有的大臣人手一本不说，还得认真学习深刻理解；他儿子宋真宗赵恒也有样学样，不过他发的是《中庸》和《大学》，洗脑对象瞄准的是官员的预备队——进士。另一种手段是修史，比如欧阳修就在皇帝挤眉弄眼的不断示意下，在他私修的《新五代史》中将礼义廉耻提高到了“国之大防”的高度： “《传》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乱败亡，亦无所不至，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无所不为，则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予读冯道《长乐老叙》，见其自述以为荣，其可谓无廉耻者矣，则天下国家可从而知也。”（《新五代史·卷五十四·杂传第四十二》） 冯道曾历仕四朝十帝，这在五代十国那个乱世其实没什么奇怪的。而且老冯性格宽厚，有治国之能，喜欢提携后进，在当时有“圣人”之称，形象还是很正面的。即便是在宋初成书的《旧五代史》中也称他“道之履行，郁有古人之风；道之宇量，深得大臣之礼。”（《旧五代史·卷一百二十六·列传第六》）
严于律人，宽于待己——士大夫的德性一向如此，老冯只不过是诸多牺牲品之一罢了 可是为了迎合“圣意”和士风，欧阳修只好骂他“不知廉耻”，司马光更是将其称为“奸臣之尤”——老冯的形象从此由红转黑，成了节操全无的典型代表，说起来也够冤的。 不过社会风气和思想观念这种东西，可不是“圣意”就能强行扭转的，弄不好还会造成截然相反的效果，北宋士风便是如此。礼义廉耻说白了就是个名声的问题，既然皇帝喜欢，士大夫自然要自我标榜、以君子自居；对于别人、尤其是看不顺眼的家伙当然要放在显微镜下严格审查，动辄斥之为小人。于是乎士大夫们一言不合或是出于意气之争便互相攻讦，往往还要扯上名教义理为依据，常常因为一件不起眼的小事就斗得不死不休。 不过士大夫们均自称君子，视意见不合者为小人，其结果就是在吃瓜群众眼中，这帮家伙的形象几乎个个都在君子小人间不断转换，让人完全分不清谁是真君子谁是真小人。越是分不清，这帮家伙就争得更厉害，争到了极致就成了宋儒所倡导的理学——理学这玩意又枯燥又难懂，我瞎琢磨了很久，唯一的领悟就是信理学的才是君子，不信的统统都是可耻的小人！ 这个威胁就很可怕了，所以大家乖乖的都去信，于是理学在两宋之后横扫天下，所向披靡。不过这一点也不耽误同为理学信徒的士大夫们继续自诩君子，然后指斥对方是小人。
君子小人之辩根本无解，所以士大夫们毫无心理负担的吵了几百年 再有就是北宋严重的偃武修文政策结出的恶果。 北宋立国后吸取了自晚唐以来的藩镇割据威胁皇权的教训，大力削夺兵权，实行文官治政。不过即便是对于像藤蔓一样依附君权的士大夫阶层，皇帝也无法放心，只好抬高台谏机构的权力（北宋的监察机构有谏院和御史台，简称台谏）。台谏的职责是“掌纠察官邪，肃正纲纪。大事则廷辨，小事则奏弹。”（《宋史·卷一百六十四·志第一百一十七》），而且与前朝御史监察官吏、谏议大夫监督皇帝不同，北宋台谏官员针对的对象几乎只有自己的同僚。而且北宋对于台谏监察的规定极其宽松，可以随时随意弹劾廷臣，且“许以风闻”——也就是说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就可以道听途说为理由对于官员或其治事进行指责，却无须承担任何责任。而且台谏往往被视为“清贵”之职，而且几乎是官员晋升为宰执的必经之路，往往一纸弹章成名就可青云直上，因此成为让人向往的“肥缺”。于是台谏官员纷纷以弹劾宰相、执政为荣，对于朝政不分青红皂白的无不持以批评的态度——当然，这也正是皇帝想要的结果，以达到约束宰相等重臣权力的目的。不过这显然是一种矫枉过正的制度，导致朝廷重臣人人自危、束手束脚不说，还严重影响了行政效率，搞得当政者事事掣肘、动辄得咎，台（台谏）省（三省）之间打嘴仗成了家常便饭。更重要的是，这种政治生态上的尖锐对立成为了党争滋生成长的丰沃土壤。
导火索——由一场宫斗引起的官场恶斗。 北宋的党争其实在真宗朝寇准和王钦若的相互攻讦就已经开始了，不过大体还能控制在政见异同的范围内。可是丛仁宗朝开始，事情的性质开始发生了变化。 事情源于一件极不相干的琐事，继而不受控制的扩大成为朝争，再因而结怨，形成意气之争，最终导致了基于人事上的集团倾轧。并且这场党争又臭又长，一直持续到北宋灭亡仍然余韵未绝，这就是所谓的庆历党争。 要说北宋皇室面临的最大危机，既不是辽金西夏等外患，也不是由“三冗”问题引起的财政危机，更不是那些无聊的文官内斗，而是……生不出儿子。 两宋共309年、历18帝，除了超级播种机宋徽宗赵佶大发神威生出了将近一个连的儿女以外，其他皇帝能出儿子、还能养活三五个都属于超水平发挥，连一个带把的都搞不出的也比比皆是。因为生不出儿子不得不兄死弟及、或者不得不找亲戚甚至旁支既宗的也不是什么稀罕事。
皇帝生不出儿子不奇怪，但像两宋这样几乎所有的皇帝生儿子都成了大难题，实在是见鬼了…… 比如宋真宗赵恒就只养活了赵祯这么一个儿子，而且因为生母李氏身份卑微，皇后刘氏又无子，所以赵祯从小就被刘氏抱养，并不知道自己的生母是李氏。等到李氏病死，小心眼的刘氏可能是出于妒忌心理或是宫斗本能，仅以宫人礼仪为其治丧，宰相吕夷简对她进行劝谏，并前后操持使得李氏得以厚葬。后来刘氏亦死，赵祯终于得知真相，于是非常感激和信任吕夷简。 同时，赵祯继位之后，刘氏一直以其年幼为借口代行军国政务，直到刘氏病死、赵祯24岁时才得以亲政。再加上在生母问题上的芥蒂以及政见不同，尽管赵祯为人宽厚和善，但也难免对刘氏有所不满，连带着对张耆、夏竦、陈尧佑等此前亲附刘氏的大臣也“恨屋及乌”，想将他们撵出朝堂，并得到了吕夷简的支持。
吕夷简能力没问题，人品不好说，不过他的几个儿子都非常厉害 不过他的皇后郭氏却有不同看法，却不想由此跟吕夷简结上了仇： “帝始与夷简谋，以张耆、夏竦皆太后所任用者也，悉罢之，退告郭皇后。后曰：'夷简独不附太后邪？但多机巧、善应变耳。’由是夷简亦罢为武胜军节度使、检校太傅、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判陈州。及宣制，夷简方押班，闻唱名，大骇，不知其故。而夷简素厚内侍副都知阎文应，因使为中诇，久之，乃知事由皇后也。”（《宋史·卷三百一十一·列传第七十》） 吕夷简的心胸不够开阔，还很记仇，但他毕竟是个能臣，所以很快得以复相，并终于等到了报复郭皇后的机会。 当时赵祯因为宠幸尚、杨两美人而与郭皇后产生了矛盾。有一次大老婆又跟俩小三干了起来，赵祯前来拉架，没想到大老婆在对可恶的小三使出龙抓手时误伤老公，在他的脖子上留下了几道血淋淋的记号——话说郭皇后的老公可不是普通的老公，人家的身体可是“龙体”，打不得也伤不得，这回被挠出几条大血道子，这还得了？ 赵祯大怒，便想废后。其实这也没啥大惊小怪的，夫妻之间磕磕绊绊是常有的事，气极之下谁没有吼过几嗓子“离婚”的经历？不过吕夷简得知此事之后借机报复，大力撺掇赵祯废后，这下事情就大条了。
作为第一个正式拿到“仁宗”这个庙号的皇帝，赵祯算得上名副其实 废后可不是件小事情，甚至可以上升到动摇国本的高度——反正士大夫都是靠嘴皮子吃饭，只要他们高兴啥玩意都能是“国本”。 于是早就看吕夷简不顺眼的台谏官如右司谏范仲淹、御史中丞孔道辅等人上书反对，于是此事由宫斗正是转入朝政的阶段。 此时赵祯废后的决心已经不可动摇，并将反对此事的范仲淹等人全部撵出朝堂。不过这事还没完——郭氏废居瑶华宫期间，赵祯想起大老婆的好处又颇有悔意，这下可把跟吕夷简一起撺掇皇帝废后的内侍阎文应吓坏了，生怕遭到报复。赶巧正值郭氏生病，赵祯让阎文应去送医送药，结果没几天郭氏暴卒，这下子阎内侍就成了最大的嫌疑犯，被刚刚还朝的范仲淹当棉花一顿猛弹，终于被流放岭南并死于途中。 阎文应虽死，范仲淹、余靖等人又把怀疑的目光转向了吕夷简，双方互相攻讦，从此拉开了庆历党争的序幕。 第一回合——范吕相攻引出“朋党”之论，结果还是同归于尽。 前边说过在皇帝的操纵下，北宋的台谏官跟宰相就是死对头，而台谏官的带头大哥范仲淹跟宰相头子吕夷简（北宋元丰改制之前，两府三司可称相者一大堆）更是新仇旧恨不断。所以这回仇人见面分外眼红，连惯常所用的小弟带头冲锋、大佬中枢坐镇的套路都不顾了，范吕两大佬直接赤膊上阵、当面死掐： “时吕夷简执政，进用者多出其门。仲淹上《百官图》，指其次第曰：'如此为序迁，如此为不次，如此则公，如此则私。况进退近臣，凡超格者，不宜全委之宰相。’夷简不悦。他日，论建都之事，仲淹曰：'洛阳险固，而汴为四战之地，太平宜居汴，即有事必居洛阳。当渐广储蓄，缮宫室。’帝问夷简，夷简曰：'此仲淹迂阔之论也。’仲淹乃为四论以献，大抵讥切时政。且曰：'汉成帝信张禹，不疑舅家，故有新莽之祸。臣恐今日亦有张禹，坏陛下家法。’夷简怒诉曰：'仲淹离间陛下君臣，所引用，皆朋党也。’仲淹对益切，由是罢知饶州。”（《宋史·卷三百一十四·列传第七十三》） 第一回合交锋，在后人口中与诸葛亮、杜甫、颜真卿、韩愈并列为“五君子”（《梅溪集序》南宋·刘珙）的老范虽然占据攻势，但嘚啵嘚了半天却全然抓不住重点，仿佛全场浪射却徒劳无功。而老吕的防守反击战术玩得绝妙，“离间”与“朋党”两论如天外飞仙的世界波，直接锁定了胜局。
范文正公是治世能臣，也能妙笔生花，但吵架的工夫显然比吕夷简差远了 台谏官们公然结党，虽然坐实了吕夷简的指控，但使得士林舆论对他愈发不利。此后又有御史韩缜为了迎合宰相，以范仲淹结党为名，奏请禁止百官越职言事。此举虽然得到了赵祯的同意，却是捅了文官集团马蜂窝之举——话说北宋不杀士大夫，轻易不以言论论罪，这么好的外部环境吕党竟企图为一己私利给破坏掉，不引起公愤就有鬼了。 于是吕夷简压力山大，挺了一阵还是受不了了，次年只好辞相。 第二回合——欧阳修和石介的“自摆乌龙”又把老范给害惨了。 对于皇帝来说，手底下的大臣们团结一致可不是件好事，穷极无聊之下弄不好就打算斗皇帝了；反过来太不团结也不行，成天光忙活内斗了，谁替他治理国家？最好的情况就是大臣们有合作又有斗争，既耽误不了国事，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还必须得求助皇帝帮忙，然后在后者的协调下取得平衡——这就是帝王心术中的所谓“异论相搅”。 所以皇帝不怕大臣结党，毕竟公然结党总比私下搞小团伙光明正大得多，对君权来说也安全得多。不过皇帝绝对不会允许哪个团体独大、破坏平衡，所以既然范仲淹被淘汰出局，那么吕夷简哪怕表现得再乖巧，相位也坐不稳当。
在皇帝看来，朋党并不可怕，但是重臣们哪怕私下串个门都是犯忌讳的事情 既然老吕下课了，越职言事之禁自然也维持不下去，赵祯很快顺水推舟予以解除。庆历三年，他又把欧阳修、余靖等人召回京师继续担任台谏官，还因西北战事之功尽召边臣入京，其中夏竦为枢密使，韩琦、范仲淹、富弼为枢密副使。不过老欧阳作为文坛领袖无人可比，但是在政治上却始终无比幼稚，所以一高兴就发挥特长作了一篇《朋党论》——文章自然是千古名篇，政治影响就让人无语了： “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自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钦定四库全书·文忠集卷十七·本论下》）
欧阳修是典型的书生意气，所以在官场没少被坑，更是没少误伤友军 而且因为夏竦这家伙人品有问题，所以欧阳修、蔡襄等人对其大肆弹劾，使得老夏刚刚上任就被罢免，由杜衍取代——而后者也是新政的支持者，这就是个非常危险的信号了——夏竦就是赵祯用来平衡新党势力的，可现在整个朝堂乌泱泱的几乎没一个够格的新党反对者，这还能让赵祯晚上睡个踏实觉了吗？ 结果新党中的一些人非但没嘚瑟够，还自认为“群贤并进，众邪并退”，为空前盛事。于是国子监直讲石介又跳出来献《庆历盛德颂》，其中有“皇帝明圣，忠邪辨别。举擢俊良，扫除妖魃。众贤之进，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脱”之句，其党同伐异之势简直是在欧阳修的《朋党论》基础上火上浇油。以至于国子监直讲孙复看过后哀叹“介祸始于此矣”，范仲淹闻之“颇为惶惧”，“亦谓韩琦曰：'为此鬼怪辈坏事也！’”（皆引自《宋史纪事本末·卷二十九》明·陈邦瞻） 果然不久以后，在赵祯的默许下，与新党结下深仇大恨的旧党以朋党论和新政进展不顺为由大肆攻讦范仲淹，使得后者因“谤毁丛集而仓皇求去”，再次被赶出了京城，富弼等人也相继外出。 范仲淹的政治头脑当然比欧阳修和石介等人强得多，比如对于赵祯朋党之惑的解释就不知道比那两位“猪队友”高明多少倍： “上谓辅臣曰：'自昔小人多为朋党，亦有君子党乎？’范仲淹对曰：'臣在边时，见好战者自为党，而怯战者亦自为党。其在朝廷，邪、正之党亦然，惟圣心所察尔。苛朋而为善，于国家何害也？’”（《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四十八·庆历四年》） 可惜老范就算进球如草芥，也架不住猪队友疯狂摆乌龙，结果只能是然并卵。 第三回合——随着庆历新政的失败，庆历党争也进入了尾声。 跑了范仲淹还有杜衍，于是后者被口水淹没。就在老杜挣扎求存之际，他的女婿苏舜钦也过了把猪队友的瘾头——小苏卖了公家的废纸用于公款吃喝，结果被王拱辰揪住小辫子往死里打，顺便还贡献了一个成语“一网打尽”： “舜钦娶宰相杜衍女，衍时与仲淹、富弼在政府，多引用一时闻人，欲更张庶事。御史中丞王拱辰等不便其所为。会进奏院祠神，舜钦与右班殿直刘巽辄用鬻故纸公钱召妓乐，间夕会宾客。拱辰廉得之，讽其属鱼周询等劾奏，因欲摇动衍。事下开封府劾治，于是舜钦与巽俱坐自盗除名，同时会者皆知名士，因缘得罪逐出四方者十余人。世以为过薄，而拱辰等方自喜曰：'吾一举网尽矣。’”（《宋史·卷四百四十二·列传第二百一十》）
杜衍的儿子不给力，本打算靠大才子女婿撑家门的，结果却反受其害 这都一网打尽了，杜衍这条大鱼自然没得跑，只能灰溜溜的自请离京。眼看大势已去，聪明的韩琦不等人撵自己先跑，只剩个傻乎乎的欧阳修不服气，还企图跟赵祯讲理： “修慨然上疏曰：'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贤，而不闻其有可罢之罪，自古小人谗害忠贤，其说不远。欲广陷良善，不过指为朋党，欲动摇大臣，必须诬以颛权，其故何也？……正士在朝，群邪所忌，谋臣不用，敌国之福也。今此四人一旦罢去，而使群邪相贺於内，四夷相贺于外，臣为朝廷惜之。’”（《宋史·卷三百一十九·列传第七十八》） 结果赵祯根本不搭理他不说，还一大脚把老欧阳踹到了滁州——这倒是件好事，因为《丰乐亭记》、《醉翁亭记》等一大堆千古名篇从此诞生啦！ 反正新政失败了，赵祯心灰意冷之下懒得再跟臣子们扯淡。没了皇帝的幕后操控，士大夫们就算再有内斗的欲望，也折腾不起多少水花了。 所以说白了，党争不过是皇帝操控下的一场大戏罢了。 尾声——赵祯开始混日子，党争也就消停了。 庆历新政的失败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赵祯的热情，但对他来说最大的打击依然是两宋皇帝的头号难题——生不出儿子…… 尤其是在进入晚年后嗣无望以后，赵祯开始怠政，也懒得跟大臣们玩那些勾心斗角的把戏。而没有皇帝跟着掺和，士大夫们斗起来也没啥意思，于是整个世界都太平了，党争也没了，一大群“名臣名相”也诞生了。 在赵祯晚年，富弼、文彦博、韩琦、曾公亮、欧阳修（参政知事）先后为相。此外还有包拯为枢密副使、司马光知谏院、王安石知制诰，史书称人才鼎盛，君子满朝而且团结友爱……嗯，这回终于没有小人了，或者大家都不说别人是小人了。
王安石变法后，富弼、司马光、文彦博等人均与前者决裂，彼此攻讦不休 也正是在这段时间，北宋在外战中屡战屡败，国内民变四起，朝中吏治败坏，因“三冗”引发的危机几乎导致财政破产，“百年之积，惟存空簿。”（《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零九》）北宋王朝几乎完蛋。 于是宋神宗不得不启用王安石主持变法——这么一折腾起来以后，庆历年间朝堂中“君子遍地走，小人多如狗”的热闹局面再度上演，新的一轮毫无底线和节操的党争也拉开了大幕，一直争吵到北宋亡国了，这些破事也没掰扯明白。 当然这跟本文就没啥关系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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