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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名臣 司马光 每每谈及误国害民之人，人们总会想到那些道貌岸然的奸邪之辈，例如东汉之王莽；唐之安禄山；南宋之秦桧等等不一而足。 可谁曾想到，就是一些为时人所称道的“君子”之辈也有因“意气”而误国害民的时候。 就像说起唐朝历史绕不开唐太宗李世民这个人一样，讲起宋朝历史特别是北宋历史的时候也躲不开两个鼎鼎大名的人物：一个是司马光，一个是王安石。 他们一个德高望重，一个位高权重，其举手投足间就可对整个帝国施加影响。 当然，影响也分好坏。所以他们很懂得在生活中约束自己的行为，避免不好的影响，就其私德来说两人几乎无可指摘。 据《宋史·卷三百三十六·列传第九十五》记载： “光于物澹然无所好，于学无所不通” “洛中有田三顷，丧妻，卖田以葬，恶衣菲食以终其身” 翻译成大白话就是说司马光老先生这个人对待名利的态度是淡泊的，但是却极其好学而且是学有所成。 他一生为官40年在洛阳仅有薄田三顷，所得收入也大多周济给了穷苦之人，以至于等到他的发妻去世之后竟无钱置办丧事儿且其一生也不喜欢华丽的衣服与肥美的饭食，一直过着极为简朴的生活。 而与司马光不同的是关于王安石的人品问题，或许他的政敌们能够给我们以最好的答案。 在我国悠久的历史传统下，政治对手在攻击彼此引以为敌的对手时总会自觉不自觉的发人隐私事儿。 即热衷于八卦别人的私人品德如何，不管事情是否属实，哪怕只是捕风捉影的一件事儿也要尽可能的予以大肆宣传、渲染，以借此把对手搞死、搞臭、搞得坐立不安。 就比如汉时有所谓陈平“盗嫂受金”事儿，南宋时有所谓朱熹“家妇不夫而孕”的事儿...... 从这里可见有些人在为了扳倒、打击政治对手时所用的手段有多么的下作及无底线。 在后来的“熙宁变法”（就是后世人所讲的“王安石变法”）中王安石得罪了大批人，其中既包括了像司马光这样的“君子”但也不乏一些奸邪之徒。 当然了像司马光这样的道德君子是不屑于用这些不入流的手段去攻击政治对手的，但不代表所有人都不会...... 王安石在后来的变法中虽然也受到过来自政敌方的攻击与诋毁。但从未因个人的私德而被人指摘。反倒是他身边的人，因为行为的不检点而多次被人拿住把柄。 在南宋詹大和《王安石年谱三种》中对于王安石的居所曾做了这样的描述： “其宅仅蔽风雨，又不设垣墙，望之若逆旅之舍。有劝筑垣墙，辄不答” 晚年的王安石的居所破破烂烂仅能做一个临时的避雨遮风之所，又不设围墙，完全没有避人之态。别人劝他修整一下屋舍、围墙之类的他还不乐意不愿搭理人家。 在道德修养方面司马光与王安石有很多相同之处，他们都不慕声色犬马之乐。他们的夫人都曾为他们选取过娇美的小妾以期更好的服侍他们的生活起居。但最后都被他们严词拒绝。 要知道那时士大夫娶个三妻四妾是很稀松平常的事儿，算不上道德有亏，反而是那时有身份的象征。 北宋王朝 赵宋从宋太祖赵匡胤立国之初就实行“重文抑武”的国策到后来宋太宗赵光义“雍熙北伐”失败则又加上了一个“虚外守内”的国策。 至此大宋成了任人宰割的羔羊，邻国契丹人耶律阿保机所建立的辽国与党项人李元昊所建立的西夏国则因此而每每有恃无恐的频频“撩拨”宋国。 宋朝君臣在累战累败的“优良战绩”和“重文抑武”、“虚外守内”的祖宗成法下次次都选择“议和”、“送布帛、岁币”的方式来讨好辽国与西夏，当然这种优良传统也一直被后来的宋朝皇帝所继承并用在了对后来的金国与蒙古汗国的关系上。 连一向有着“仁君”之称的宋仁宗赵祯也概莫能外。 宋仁宗有始无终的性格终使范仲淹等一干大臣的努力化为了泡影（这里指范仲淹等人发起的“庆历新政”，由于仁宗皇帝软弱犹豫的性格而最终归于失败，从而使赵宋失去了一次难得重新焕发生机的机会）。 宋仁宗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宋与西夏再一次成功“议和”。虽然这次“议和”有所谓西夏向宋“称臣”的名目。但实际上却是作为“君”的宋国向西夏“纳贡”。 而更令人搞笑的是宋的“好邻居”辽国人也早在此两年前的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狠狠地“敲诈”了宋朝君臣一笔。 宋朝君臣一味苟合，遂答应在每年原基础上再给辽国各增加10万的银、绢。心满意足的辽国才没有再一次兴兵来犯。 宋太祖赵匡胤有句名言：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 不过大话虽然说得震天响，“燕云十六州”在他的有生之年到底是没能收复回来？ 不仅失地没能收复回来，在他之后的宋朝帝王们在面对外侮时一个比一个消极应战，难道大宋王朝就此要这样终其一生么？难道再没有一个帝王一个大臣能够有志于挽狂澜于既倒吗？？ 不是的！！ 宋神宗 赵顼 北宋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正月年轻的血气方刚的一生极其崇拜商鞅的宋神宗赵顼即位了。 因为崇拜商鞅，宋神宗赵顼也想要寻找一位属于自己的商鞅。 他期望着他能够像战国时的秦孝公那样，幸运的找到属于自己的商鞅，从而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使大宋王朝也能像战国时的秦国那样国富兵强。 也希望能像当时的秦国那样因为“变法”的成功而把曾经鄙视秦国的“东方六国”（指战国时代韩、赵、魏、燕、楚、齐六国）踩在脚下一样，把如今正在欺压大宋的辽国人、西夏人统统踩在脚下、玩弄于股掌之中。 宋神宗赵顼是幸运的，他找到了那个和商鞅一样有着变法图强精神与意志的人——王安石。 但同时宋神宗赵顼也是不幸的，这个在他看来和商鞅颇为类似的中年男人王安石并不具有和商鞅一样的卓越的变法才能与手段。 结果显而易见，变法最后失败了，而且最终是一地鸡毛，大宋王朝不仅没能强行续命反而是愈发摇摇欲坠了。后来的后来更是有人直指王安石是导致北宋灭亡的罪魁祸首。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宋神宗赵顼与王安石君臣两人谁也不能未卜先知，在他们看来他们是君臣相得，是千年前秦孝公与改革名臣商鞅的又一次合体。 北宋改革名臣 王安石 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君臣两人第一次相见。神宗皇帝召问王安石富国强兵之策，安石对答如流，神宗皇帝很是满意。 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二月王安石被神宗皇帝正式任命为参知政事（副宰相），全权负责变法事宜。 由于那时正值宋神宗熙宁年间所以这次变法被称为“熙宁变法”，当然了又由于是王安石主持的这次变法所以又被后世人称为“王安石变法”。 话说，在这次变法之前王安石先生的风评还是挺不错的，而且司马光还和他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两人对彼此的道德、人品、学问都是持赞赏态度的。 但自从王安石主持这场变法后两人的关系便开始渐行渐远了，他个人的声誉也变得一落千丈。 当然了作为“北宋变法第一强人”的王安石当然是不会过多顾虑这些的，据《宋史·王安石列传》记载，他甚至大喊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样的话来。 这可惹恼了整个士大夫阶层。 别的且不说，据宋人叶梦得的《避暑录话》记载，宋太祖赵匡胤在立国之初曾密刻过一块誓碑，这块誓碑明确规定后嗣皇帝不得杀士大夫。 再加之宋朝自开国之初便拟定了“重文轻武”的国策，使得宋朝的文人们特别是士大夫阶层在获得优裕的生活、政治待遇之外又拥有了一张免死牌。 当然了有人对叶梦得《避暑录话》中关于宋太祖开国之初制定“不杀士大夫”条款的记载心存疑问，但事实是终宋一代士大夫确实是被杀的极少，特别是在北宋王朝时期。 面对着如此美妙的“祖宗成法”，你王安石居然口口声声喊着：祖宗不足法。怎么能不让身为士大夫阶层的同僚们生气？？ 且不说王安石在变法中是否有过过激的措施，仅此一句响亮的口号就已经让他在士大夫阶层大失人心从而为他的变法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霾！！ “王安石变法”大致分为以下几点主要内容： 1. 均输法 2. 免役法 3. 保甲法 4. 青苗法 5. 市易法 6. 将兵法 ...... 平心而论，王安石所领导的这场变法还是有着一定成绩的。 据《宋史》记载： “熙宁、元丰之间，中外府库，无不充衍，小邑岁积钱米，亦不减二十万” 又据《文献通考》描述： 变法后的北宋政府积蓄的钱粟达“数十百巨万”，作为户部经费，“可以支二十年之用”。 再据《宋会要辑稿》记载，在变法期间，北宋全国兴修水利工程17093处，受益民田达36177888亩。 可以说王安石与宋神宗赵顼最初的“国富兵强”的构想似乎已经得到了一定的实现，毕竟从短期来看大宋王朝确实变得“富裕”多了。 可王安石变法成绩很突出，问题也同样非常突出。 以“青苗法”和“保甲法”两法为例。 按“青苗法”最初的设想是荒年由政府发放粮食于农民播种并收取一定的利息。等到丰年时政府则改为收购农民手中的粮食，以防“谷贱伤农”，由此而循环往复。 而“保甲法”最初的设想则是将相邻住户每10户编为“一保”，实行一定的连带责任，预防犯罪的发生并且有利于追讨罪犯。并规定每户有两丁以上者需抽出一人为“保丁”，在特定的时间里接受一定的军事训练，以此来组成类似于今天“民兵”似的组织来替代地方军队管理地方治安。而原本负责维护地方治安的军队则可以派往更需要的地方。 可理想是丰满的现实却是骨感的。王安石诸多变法内容在现实生活的执行过程中却变了味。 下层的官吏为了圆满的完成既定任务或超额的完成长官交代下的任务，不管农民需不需要借贷种子之类的一律进行强行摊派。 即便是农民们忍气吞声的接受了宋朝官吏们的强行摊派，种子之类的也不会完全足量的发放到他们手中，于是导致的结果就是农民们的“入不敷出”。 渐渐地“青苗法”在大多数地方演变成了“高利贷”。农户们为此家破人亡者不计其数。 后来人们就索性逃亡他乡，可这时候原本设想为民的“保甲法”又成了助纣为孽者。 由于十户连保制度的存在，一户跑了不要紧，他的邻居可就遭了殃，要不为其代偿所欠青苗贷款和利息，要不和其一样亡命他乡。 当然了如果邻居们不愿主动代偿青苗贷款和利息又没有逃亡他乡，那么官府则会主动来他家查抄东西抵债。 由此，那时的官府牢房人满为患，府衙查抄的东西也是堆积如山。 之所以产生如此大的弊端，除了王安石在最初变法内容上的考虑不周外最大的问题还是在于用人不当。 前面也提到过了，王安石的变法几乎得罪了整个士大夫阶层。当然也包括相当多的道德、能力都堪称典范的一些士大夫。 这些人不仅会给王安石的变法带来阻力，更为令王安石挠头的是使他因此失去了大批本可为变法尽心竭力的忠实贯彻者。说白点就是王安石因为没有“贤人”可用而被迫选择了“小人”。 尽管“小人”们有时候看起来比“贤人、君子”们干活更卖力些，但当唯利是图的小人们为了利益而起争执的时候则是非常可怕的。 当然了我说这些也并非空穴来风，看看王安石与司马光两方阵营中各是些什么人就全都明白了： 王安石一党：有当时声名狼藉的吕惠卿；有贪恋禄位、母死不奔丧的李定；有两面三刀、数易其主的邓绾；有其后数次欲置好友苏东坡于死地而后快的章惇...... 司马光一党：有三朝元老的韩琦；有被范仲淹称为有着“王佐之才”的富弼；有才、词、人品俱一流的苏东坡...... 两下对比，孰忠孰奸、孰优孰劣自然不言而喻了吧！ 另外，后来王安石的中途被罢相也再次反映出了他在用人方面存在的巨大问题： 王安石的变法大概一共持续了有16年之久，可实际上王安石本人只主持了其中的大概7年时间，就被自己的小人队友邓绾、吕惠卿等人先后出卖从而被宋神宗踢出了变法的队伍。 后来神宗皇帝更是干脆自己出面主持起了变法，可王安石等人都撑不起来的变法大局，一个“养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空有一腔热血的青年皇帝宋神宗赵顼又顶什么用呢？ 结果是连王安石也不如，最后变法只落得个黯然收场的下场...... 宋神宗赵顼也于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当年抑郁而亡，时年38岁，而变法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曾被神宗皇帝视为自己商鞅的王安石也于次年病死于钟山。 至此，“熙宁变法”中真心实意有志于变法“富国强兵”的两个人都走了，只剩下变法后的一地鸡毛和无尽由此而起的余波，并最终葬送了北宋王朝和整个赵宋王朝的半壁江山。 在王安石变法的过程中，以司马光为首的反对派，一直都在和以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争斗着，但无奈王安石们有宋神宗撑腰，所以到底是没能称心如意。 客观来讲司马光之所以和王安石的变法唱反调倒不是因为他对王安石个人有什么成见，更多的是政治上的分歧与执政理念上的分歧。 再加上但凡改革都会触动一些人的既得利益，无论君子也好、小人也罢都不会无动于衷。于是乎，在司马光身边便聚集了大量的变法反对者，也就最后形成了一股声势浩大的力量。 尽管宋神宗死了，曾经的变法者王安石也死了，但变法派并没有因此而消亡。在长达十多年的变法过程中那些因变法而身居高位的掌权者大多数都还健在。唯一的不同就是变法派因神宗皇帝的死而大伤元气罢了。 而以司马光为首的反变法派虽然在阻挠变法期间大部分都被清理出朝局，但随着新任掌权者高太后（因为当时宋神宗的继任者宋哲宗年幼，故而高太后临政）的出现。他们一一又都被委以了重任。 于是，在受了长达十几年窝囊气后的司马光们开始了对王安石的变法以及其继任者们进行疯狂的反扑与报复。 王安石当政时被提拔上来的变法官员大部分都被罢黜，所行之变法不管结果好与坏几乎完全都被废除。仿佛那时的司马光又成了另一个翻版的王安石。 王安石变法时因为固执不肯听取不同意见而遭受司马光一党的严厉批评，如今风水轮流转又换成了司马光成了固执的那个人。 自从宋神宗和王安石死后那些所谓的变法派的那些人不过都是贪图功名利禄的蝇营狗苟之辈而已。 他们因为变法而获得权力，获得殊荣，又因为变法而得罪了很多人，所以他们即便是在宋神宗和王安石死后也不得不继续扛起所谓的变法大旗，自诩为变法派的拥护者和继承者。要不他们就会失去获得权力的源泉也会因此而死无葬身之地。 对于这些人司马光进行一个罢黜与惩治自然是没有什么问题，只是变法既然已经实行了十余年之久又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就必然有些地方存在合理处，但他不分青红皂白的一概进行废除似乎有些意气用事，对此同阵营的范纯仁和苏轼都对他表达过不同意见，但他都一概不理，甚至最后苏轼因此又被反变法派贬出了朝堂下放到了地方。 因为这次反变法派的反扑事是在宋哲宗元祐年间，故而历史上称这次事件为“元祐更化”。 元祐八年（公元1093年）高太后病逝，宋哲宗赵煦得以亲政。 此后便是变法派的死灰复燃，于是又进入了另一个循环。反变法派则又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报复。 就这样随着帝国最高决策者的变动和帝国最高决策者态度的不断变动，变法派和反变法派互相轮流执政着、互相不断报复着对方。 这种早已变了味的政见之争一直持续到北宋王朝的灭亡。 尽管很多人都一直认为北宋王朝的覆灭宋徽宗赵佶是最大的罪魁祸首，实际上由司马光和王安石的变了味的政见之争及其失败的、盲目的变法而引发的“党争”所造成的巨大的“内耗”或许也是不可忽视的主因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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