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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历二年(1042)，王安石考中进士，被派往扬州，去做扬州地方行政长官韩琦的幕僚。 庆历七年(1047)，王安石改任鄞县知县。三年光景，他留下了不少政绩。“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贷谷与民，立息以偿，俾新陈相易，资学校，严保伍，邑人便之”(《邵氏闻见录》)。随后，被派往舒州做了一任通判，通判期满又被调任开封做群牧司的判官。 进京了，王安石没有丝毫的喜悦。这不是他的目的。那时候，凡是取得高等科名的学士大夫，大都只愿在朝廷上的史馆或秘书省等号称储才之地的机构谋一职事，以期可以比较容易地爬进更高层的统治集团中去。王安石却相反，他总希望能“得因吏事之力，少施其所学”，极愿意到外地州郡做地方官。 宰相始于州府，王安石志存高远。 他先后十几次上书请求外任。嘉二年(1057)，朝廷终于将他用为常州知州。从县官到州官，王安石总要对他所认为应兴之利和应除之害大力进行一番兴革。只要能造福百姓，他什么都不在乎，什么都敢干。 十六七年的地方官经历，在王安石看来是一种财富。这十多年，他锻炼了才干，赢得了声誉；这十多年，他韬光养晦，增加了人生积累；这十多年，他积蓄力量，等待机会。 嘉熙四年(1059)，一场春雨之后，王安石再也坐不住了，他花了三天三夜，向宋仁宗赵祯写了长达万言的《言事书》。 这是关于改革的宣言。我想王安石在那个春光明媚的日子里奋笔疾书，38岁的年纪，肯定是踌躇满志，意气风发。是的，时不我待，他不能再等了，这个贫困的国家不能再等了！ 王安石的《言事书》摆在宋仁宗赵祯的案头。这个在位三十多年的皇帝，经历过庆历新政的失败之后，已经不打算有什么作为，关注的仅仅是怎样及时行乐。但他还是懒洋洋地翻开了《言事书》，只因觉得新奇，只因王安石在朝野有些名气。 宋朝开国已近百年，好似一位多病的百岁老人，好比老牛拉着的破车。虽然结束了五代十国分裂割据的混乱局面，但北宋潜在的矛盾时刻在危及统治的根基。皇宫里没有一天不在争权夺利，当官的多了，腐败的多了，军队没有战斗力。没有人关注百姓疾苦，没有人正视契丹和西夏的侵扰。契丹和西夏打过来了，那就给他们送土地，送钱物，宁愿苟且偷生，也不愿洒血沙场，去争得寸土。 边关告急，奏报一道紧似一道。声声马蹄，踏碎了多少人的清梦！ 皇帝似乎已经习惯，振作过，图谋过，但终究看不到曙光，找不到出路，干脆夜夜笙歌；面对内忧外患，许许多多的知识分子在寻找济世良药，以身许国，何事不可为？他们咬着牙，埋着头，艰难地跋涉。 王安石出现在艰难跋涉的人群里，怀着深深的忧患。 这种忧患意识，是我们民族特有的悲剧精神。这种悲剧精神作为对命运进行理性思考的结果，是超越，是突破，是变革，是前进的动力。而中国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一直熏陶着我们民族的性格，使中国人民能够正视人生和社会的负面，认识生活的严峻，以有备之心接受命运中的灾难和不幸，使民族性格变得完整而深刻。 王安石为生长的时代忧患，为自己的家国忧患。他在十多年仕宦为吏的政治实践历程中，体察到从北宋建国以来在政治、经济、社会、教育、军事等方面所积累和形成的一些现实问题，慢慢的，脑子里形成了一整套的政治改革方案。他要把这套改革方案送呈皇帝，他以为这是济世救民的灵丹妙药，他把改革的希望寄托在皇帝身上。 仁宗皇帝没有表示太大的兴趣。读书人总是高看自己，总觉得自己是个人物，总是不甘寂寞，总有一种表现的欲望，那好，就把《言事书》批给朝中大臣阅览，让他们去评判评判吧！ 《言事书》引起了一个人的注意，这个人就是后来改变了王安石命运的宋神宗。宋神宗此时还是太子，他的老师韩维给他讲《言事书》，给他讲王安石的忧国忧民，讲王安石的才华横溢。这位王储开始留意王安石。一登上帝位，就求才若渴，一天连发几道急令，从开封到江宁，催王安石去与他见面，与他去谋划改革，去实现《言事书》中设计的所有变法图强的理想。 王安石在一个大雪天赴京。白雪覆盖的原野，云雾氤氲，一眼望去，但觉一片空灵纯净，使人尘虑全消。王安石踩着薄薄的雪，心情无比畅快，他以为遇上了明君，以为可以宏图大展，以为历史的春天就要来了。在驿站昏黄的油灯下，王安石泼墨挥毫： 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 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商鞅》 几行字，豪气冲天，顶天立地。王安石自比商鞅，当然想到了五马分尸，想到了要为改革付出的所有代价。他决心要与神宗一道摆脱“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的衰危困境，实现国家和民族的富强。他不在乎个人的命运，战国的吴起、商鞅作为政治家，谁不是把富国强兵作为施政的终极目标？ 王安石就这样选择了一条不归路。 王安石没有让宋神宗失望，他献上《本朝百年无事札子》，表述自己的改革方略。作为大政治家，王安石不是进行单一的政治改革，而是力求农业、商业、军事、赋税、教育全方位整体配套，抑制豪强兼并，力求经济复苏而民生均富，从而强兵以雪国耻。北宋的科技当时位于世界前列，中国四大发明其时均已成熟到普及运用，如果改革成功，后来的中国可能就别是一番面貌了。 这个积贫积弱的时代，这个残缺不全的国家造就了王安石这样一位雄才大略的改革家。作为文化人，王安石应该是幸运的，应该是他所处的时代的无上骄傲，他周围的人应该小心地珍惜他，紧紧地跟随他，从而进行改天换地的变革，引领时代潮流。可王安石失败了，败得很惨。他的朝廷，从此更加衰落；他的祖国，失去了一次前进的机会。看来，越是超时代的政治家，由于他的深谋远虑，由于他的急进改革，由于他的不顾后果，由于他的独立特行，往往不能相容于他所处的具体时代。于是，悲剧就不可避免了。 这就是中国的国情。以致今日，我重新打量这段历史的时候，不禁长长叹息。 王安石的改革，是孤军奋战。保守派们四面围攻，雷同一说，语意张皇，仿佛不把变法停止，仿佛不把王安石逮捕，就要出现天塌地陷的大劫了。 ——第一个反对王安石的是司马光。本来，他与王安石是好朋友，他欣赏王安石的才华，他甚至在做大臣时，多次与吕公著等人一起向皇帝推荐王安石，宣传王安石的政绩，对他寄予厚望，没想到王安石过河拆桥，另搞一套。他反对王安石，不是针对其人品，而是反对他的政治主张。熙宁三年(1070)春，王安石对皇帝赵顼说：“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让司马光痛心疾首。王安石要变法了，司马光三次写信给他进行规劝，王安石很不高兴。司马光有势力，是副宰相，在朝中经营多年，门生故旧无数；王安石是新贵，后来居上，做了宰相，红得发紫，追随者众。于是两个政治对手很快就形成两大阵营，仇人相见，拔刀相向。可皇帝信任王安石，司马光带着失望，带着委屈，带着十多位当时最为杰出的历史学家，在洛阳一呆十数年，编修《资治通鉴》去了，此事成为中国古代史学自司马迁的《史记》之后的又一高峰。时人称“洛阳有真宰相在”，可见司马光还是很得一部分人的支持。 作者：冯伟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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