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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最著名的有三大变法，分别是秦孝公时期的商鞅变法，宋神宗时期的王安石变法和明神宗时期的张居正变法，至于范仲淹搞的那个，历史上称之为“庆历新政”，不能算是完整的变法，为什么？后面慢慢说，先阐述下几大变法中，谁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最大，当然，本文观点仅代表小编个人观点。
商鞅变法影响力延续至今毫无疑问，在几大变法中，对中国历史进程影响最大的是商鞅变法，根据《史记》中的记载，秦孝公继位后，开出招贤令：“宾客髃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不过，秦孝公所要求的强秦仅仅是：“复缪公之故地，修缪公之政令”。 也就是说，秦孝公他最想做的是，通过变法强秦，以恢复春秋时期，秦国的秦穆公在位时的春秋五霸那样的地位：“昔我缪公自岐雍之闲，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
于是，商鞅来了，并在经过和秦孝公的几次交流后，以法家强国之道获得了秦孝公的认同，在秦孝公的全力支持下，秦国开始了商鞅变法，商鞅变法虽然初衷仅仅只是为了让秦国成为诸侯霸主，但最后延续下来的结果却影响了中国整整两千多年。 首先就是，即使在商鞅被秦国君王杀死后，他的变法依旧被继承下来，并没有因人死而法亡，而秦国也借助数代都坚持商鞅之法，而逐渐强大到山东六国不可抵挡的地步，最终在秦始皇嬴政时期，完成了中国的大一统，因而有“商鞅相孝公，为秦开帝业”的说法。
在商鞅变法的基础上，强大起来的秦国，通过秦始皇之手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王朝--秦朝，而这种中央集权制王朝，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直至清末都未曾更改，且商鞅变法中曾尝试的郡县制，统一度量衡等制度，被秦朝推广至全国，后世王朝均继承了这些制度，一直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都还在沿用。 秦朝的大一统是建立在商鞅变法的基础上，秦始皇为维护中央集权制的大一统，所推广的很多制度也来自于商鞅变法，商鞅变法促成的统一王朝让中国人自两千年前就开始认可大一统，这种思想深入骨髓，至于制度，连伟人都说：“百代都行秦政法”，而“秦政法”就是来源于商鞅变法，可见，商鞅变法的影响力早就超越了时空，至今犹存。
王安石变法急于求成，党同伐异和商鞅变法齐名的王安石变法和张居正变法，就没有商鞅变法这么长久的影响力，王安石变法是为了强宋，可宋朝并没有因为王安石变法而强大起来，反而因为王安石变法中的很多制度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未能很好解决宋朝面临的严重的“冗员、冗兵、冗费”问题。 后世，很多人在研究王安石变法时，对于他失败的最主要原因，比较公认的就是“急于求成”四个字，宋神宗急于在极短的时间内解决所有遗留问题，王安石和变法派成员也急于用成绩来回击保守派的诋毁，于是，很多制度没有经过详细调查，或根本没有去调查，迅速的就推广出去，很多制度和法令也因此在相当多的地方水土不服。 最重要的是，王安石变法因为变法派和保守派的互不容人，不能求同存异，直接造成了北宋中后期最严重的党争事件，他们互相争斗几十年，让北宋的决策能力和军事实力大打折扣，北宋的灭亡，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由王安石变法造成的党同伐异引起的，王安石变法是一次失败的变法，连宋朝都没有改变。
张居正变法人亡政息张居正变法的情况比王安石变法好得多，不像王安石变法的褒贬不一，贬斥的居多，至少，张居正变法的影响力和作用一直都是正面的，比较公认的说法是，张居正变法延续了明朝的生命。 但张居正变法没有触动到最深沉的问题，比如在清丈土地时，避过了皇族和士绅，没有能从骨子里去改造，因此，张居正变法更多的只是一种改良，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变法。不过，张居正推出的“一条鞭法”，其中的部分制度在清朝时曾被雍正皇帝改良使用，也算是把影响力延续到了清朝。 另外，张居正变法的结局是人亡政息，张居正死后，绝大部分变法内容全部被废除，不像商鞅变法那样连续执行了一百多年，张居正变法的影响力略大于王安石变法，但两者加起来，都不可能和影响中国至今的商鞅变法相比。
范仲淹主导庆历新政，得罪了官员，吓住了皇帝最后来说一下北宋仁宗时期，范仲淹主导的庆历新政，宋朝的三冗问题在宋仁宗时期就有了，因此，宋仁宗也有意变法图强，并允许在当时有很大声望的士大夫象征人物范仲淹来主导，不过，这次新政仅仅只开始了一年多，推出的法令就全被废止，没有完全展开就结束了。 原因有两方面，首先是范仲淹在准备开始变法时，向宋仁宗上《答手诏条陈十事疏》，提出了十条主要的改革条款：“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这里面有七条内容都是针对吏治的，以剥夺官员的福利和更严厉的监督官员为主。 这些针对官员的改革内容刚经过公布，就把绝大多数官员、勋贵、绅士们推到了对立面，变法他们认同，毕竟变法的目的是为了强宋，但要兼顾他们的利益才行，而且，范仲淹要变法也好，改革也好，负责执行的还不都是这些官员？范仲淹直接就拿这些官员开刀，谁来帮助他执行法令？没有他们的支持，变法寸步难行。
其次，在大多数官员们站出来反对后，范仲淹和他的支持者们犯下了一个巨大的错误，就是把反变法派和变法派分成了小人和君子，且把支持变法的统称为君子党，范仲淹的主要支持者之一欧阳修，还公开写了一封奏疏《朋党论》给宋仁宗，在奏疏中直接鼓吹结党有利论，说结党这事啊，要越多越大才好。 欧阳修才华横溢，这篇奏疏也算是名篇，可他的政治敏感度实在太低，向皇帝鼓吹结党的好处？让皇帝允许臣子们结党营私？幸亏他是生活在宋朝，换成任何一个朝代，恐怕九族都要被灭掉，这篇《朋党论》一出，直接让庆历新政夭折。 宋仁宗不怕变法派和反变法派互相直接争执，反正好坏终究由他来裁决，他就怕范仲淹们因此把反对者全部赶走，然后结成一个所谓的君子党来欺负皇帝。于是，范仲淹的上书得罪了所有的官员，欧阳修的上书吓住了宋仁宗，庆历新政失败。
宋仁宗改变态度并拒绝了变法后，范仲淹、欧阳修等变法派逐一被贬斥出京，此后的范仲淹一直在地方蹉跎，谁也不想他回到中枢，最后，他死在地方上。 范仲淹庆历新政的失败在于没有拉拢大多数，且固执的以自己较高的道德标准去要求别人，须知，即使都已经是高官显爵，也是饱读诗书的士大夫，可大多数人到底还是俗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道德模范，整个宋朝也就出了范仲淹这么一个。 庆历新政是北宋三冗问题出现后，北宋皇帝和士大夫们准备解决问题的首次尝试，因《朋党论》的出现，让脾气不错的宋仁宗在此之后，一直到死都不敢再搞什么变法，庆历新政算是王安石变法的一次预演，可出现的结党苗头终于在王安石变法开始后变成现实。
以上，是小编根据自己的浅薄知识，对商鞅、范仲淹、王安石、张居正主导的几大著名变法对历史进程影响力的简短阐述，或许对，或许错，如有不同见解，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探讨，谢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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