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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范小红 被王安石称为“一世之师”，并赞其“由初迄终，名节无疵”的是范仲淹，评价一个人一生名节没有瑕疵，足见王安石对范文正公的崇敬。那么，到底范仲淹和王安石有着怎样的交往？ 让我们把时光追溯至北宋。 回到那个时代的杭州。 北宋时的杭州到底有多美？ 其时，仁宗作诗称杭州“地有湖山美，东南第一州”。 皇祐元年（1049），范仲淹从邓州移至“湖山满清气，赏心甲吴越”的杭州。 据范仲淹年谱记载，在杭州这一年，除了范家的二儿子范纯仁进士及第及范氏义庄在苏州落 地 以 外，还 记 录 了 一 件“大事”——“王安石来访”。 别小看这短短的五个字，信息量极大。 王安石何许人也？ 当时的王安石仅仅是个鄞县县令，但 28岁的他已显露出非凡的才华，王安石勤政爱民，动员民众浚渠川，兴水利，建县学，兴教育，短短三年，鄞县大变，尤其是经他规划治理后的东钱湖，被誉为“西湖风光，太湖气魄”，在鄞县三年，王安石名声大震。 王安石的父亲叫王益，和范仲淹是同榜进士。王益一生笃行孝悌仁义之道，做地方官用“恩信”治理一方，曾“历岁不笞一人”，深得范仲淹认可。 范仲淹到杭州任职的消息，令王安石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与向往。 他先给范仲淹写了一封《上范资政先状》求见，得到回复后又写了《谢范资政启》，信中王安石写道：“某比者之官敝邑，取道乐郊。引舟将次于近圻，敛板即趋于前屏。瞻望麾戟，下情无任”“童乌署第，夙荷于揄扬；立鲤联荣，复深于契眷”。他以“童乌”和“立鲤”自喻晚辈和后生。期待拜见先公，并感谢范公能答应接见。  这封信从文笔到字迹都令曾经的参知政事折服。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次杭州相见直接催生了 25年之后的“熙宁变法”。 “王安石来访”是在当年的秋天，来访必有问，有问必有答。 与范仲淹一样，王安石早就立大志，以经邦济世为己任，自言“男儿少壮不树立，挟此穷老将安归。才疏命贱不自揣，欲与稷契相遐希”。他的人生目标颇似杜甫，学“稷”和“契”辅佐君王，实现自己治国平天下的理想。 “庆历新政”自然成了主题，他们从北宋立国谈到当下的积贫积弱，谈政治，谈经济，谈文化，谈军事，谈庆历新政的缘起、筹备、进程，更多的是谈庆历新政失败的教训；他们谈天时，谈地利，谈人和，终究是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看准时机是前提，改革成功的关键是君臣一心。 随着谈话的深入，范仲淹愈发感到眼前的王安石和自己年轻时是何等的相似：怀忧国忧民之心，立为国为民之志，做利国利民之事！ 范仲淹和盘托出了自己一生的“感悟和心得”，他告诉王安石，历朝历代，凡推行新政与改革，从商鞅变法到王莽改制，纵于国于民有利，然对既得利益者而言，却是大大不利的，故往往群起而攻之，庆历新政也不例外。 范仲淹向王安石表达着自己的心迹，因为他知道自己已经走到了生命的黄昏，许多国事已力不从心。而王安石让他看到了后生可畏，也让他看到了这个国家的希望。 临走，范仲淹整理了庆历新政的大量资料送给王安石，并将他送到大路上拱手叮嘱：“看准的事，勇往直前，虽千万人吾往矣！” 从王安石给范仲淹的感谢信《上杭州范资政书》中“粹玉之彩，开眉宇以照人；缛星之文，借谈端而饰物。羁琐方嗟于中路，逢迎下问于翘材”，不难看出，王安石对范仲淹是折服的，自己各方面的收获也是极大的。 在杭州，王安石还登顶飞来峰，写下了“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的诗句，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这次相见让他对未来更加踌躇满志了。 史书记载：皇祐三年（1051），在去青州的路上，范仲淹还向仁宗推荐了王安石。 第二年，范仲淹由青州赴颖州上任，中途病逝于徐州。32岁的王安石在舒州任通判，惊闻噩耗，眼泪飞洒，他挥笔写下了《祭范颖州文》。 王安石用了真心，动了真情。 《祭范颖州文》用短短 448个字，对范仲淹各个时期在不同职位的所作所为进行了追述和褒扬，对范仲淹的为人和政绩，进行了公正、全面的评价。 文一开头说：“呜呼我公，一世之师。由初迄终，名节无疵。”末尾则云：“硕人今亡，邦国之忧。”王安石认为范仲淹身系天下安危，堪称一世师表，他的死是巨大的损失，是邦国的不幸。 特别是“遂参宰相，厘我典常，扶贤赞杰，乱冗除荒……盖公之才，犹不尽试。肆其经纶，功孰与计？”高度称赞范仲淹发起的“庆历新政”，也为改革半途而废表示无限惋惜。 王安石敬佩范仲淹，把他当作自己的老师和学习的楷模，因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理想和夙愿，那就是改革，扭转积贫积弱的局面，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宏图。 文从心出，“矧鄙不肖，辱公知尤”还对杭州面授赐教又一次表达感激和感恩。 王安石牢牢记得范仲淹的教诲，其间宰相文彦博向仁宗举荐“安石恬然自守，未易多得”，包括韩琦、富弼、欧阳修都推荐他，朝廷每次诏他进京做官，王安石的态度总是辞，固辞，坚辞不就。 直到嘉祐三年（1058），王安石进京做了度支判官，相当于掌管财政方面的官员，此时距离他进入仕途已经 16年了，16年的基层经验已经让王安石将民间的世事洞察于心。雄心勃勃的他写下了长达万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堪比范仲淹当年的万言《上执政书》。 书中，王安石系统提出了变法主张，主张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革除宋朝存在的积弊，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并举出晋武帝、唐玄宗等人只图“逸豫”，不求改革终至覆灭的事例，企望“图强变法”。 仁宗没有回应。 第二年，他接着写了《拟上殿札子》提出改革方案，仁宗仍然没有回应。 第三年，他又写了《上时政疏》，完善方案，仁宗依然没有回音。 然而，王安石并没有气馁，瞅准机会又离京到了地方，他要继续实践，进一步完善方案，变法兴邦。 仁宗崩，英宗立。除了“丁忧”在家，王安石依然坚持在地方，英宗在位时间很短，还不足以启动变法。 治平四年（1067），英宗崩，神宗立。王安石被起用江宁知府，旋诏为翰林学士。他用“百年冠盖风云会，万里山川日月明”表达自己当时的心境。 熙宁元年（1068）四月，宋神宗诏王安石进京越次入对。 王安石知道，他想要的机会终于来了，进京的路上他创作了一首《松间》：“偶向松间觅旧题，野人休诵北山移。丈夫出处非无意，猿鹤从来不自知。”以此来向世人昭示“大丈夫要担当大任”。 一切都了然于胸，一切都成竹在胸。王安石向宋神宗呈上了《本朝百年无事札子》，主导思想就是“民不加赋而国用饶”，《札子》指出了当时危机四伏的社会问题，期待神宗效法尧舜，简明法制，在政治、经济、军事上有所建树，坚定认为“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  君臣一拍即合！ 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直接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开始启动了轰轰烈烈的“熙宁变法”。 “一定要汲取庆历新政失败的教训”，范仲淹的话犹在耳畔。 王安石提出当务之急在于改变风俗、确立法度，提议变法，神宗赞同。 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由王安石亲自掌管。他又委任吕惠卿承担条例司的日常事务，派遣提举官 40多人，颁行新法。青苗法，均输法，农田水利法随之颁布。 不承想，率先出来反对变法的是御史中丞吕诲，他一下子罗列变法有十大过失，不过，第二天宋神宗就下诏将吕诲贬出京城。 令王安石始料未及的是，反对力量最为集中，也最为猛烈的几乎全是来自范仲淹“庆历新政”时的主将们，三朝宰相的韩琦、富弼包括文彦博以及时为文坛领袖的欧阳修，也有与王安石相交莫逆的好友司马光、吕公著、韩维等，甚至范仲淹的儿子范纯仁也站在了王安石的对立面，反对变法。 王安石想到了范仲淹在杭州给他讲到的商鞅变法的故事，此时的王安石多么想念他的“一世之师”。 随即，他写了一首《商鞅》： 自古驱民在诚信，一言为重百金轻。 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他以商鞅为鉴，希望大家要支持而不要非议新法。 此后不久，宋神宗即封王安石为宰相。 接着，市易法、方田均税法、募役法、保甲法依次推出。 宋神宗不遗余力地支持变法，王安石也坚信变法“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没有错，那么“余心之所向，虽九死其犹未悔也”！ 史书记载：新法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土地兼并，随着农田水利法的实施，全国 1万多座水库相继建成，农业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财政收入大幅度增加，国库积蓄甚至可供 20年财政支出之用。特别是保甲法、裁军法、将军法、保马法、军器监法等强兵之法的施行，也在节省军费开支的前提下，有效提高了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熙宁四年（1071）“熙河之役”对西夏的战斗取得了辉煌战果，王韶率军收复了熙、河、洮、岷、宕、亹五州，开拓疆土达 2000余里，这场战争成为北宋以来 80年间，对外所取得的一次最大的军事胜利。 变法还是疾风暴雨般被强力推行着，规模、声势、深度和广度都是空前的，阻力也是空前的。 大官僚、大贵族、大地主的利益受到了极大的触动，因为各种原因，新法在推动过程中也出现了“变形”的情况。 直到郑侠一幅《流民图》呈到神宗的面前—— 看到流民流离失所，神宗动摇了，连太皇太后都喊出了“要王安石罢辞”。 王安石不甘心，他想起了范仲淹的“勇往直前”的嘱咐，于是向神宗“喊”出了“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人言可畏，熙宁七年（1074）王安石还是被罢相，他归居江宁府的钟山。在人生的夕阳里，在远离庙堂江湖里，王安石念念不忘“庆历新政”和“熙宁变法”，回忆着范仲淹和自己的得失成败。 在荒野里，他一遍一遍重复着范仲淹的《西溪见牡丹》“阳和不择地，海角亦逢春”和自己的《梅花》“凌寒独自开，为有暗香来”。 元丰八年（1085），神宗崩，哲宗立。拜司马光为相，随之将“新法尽弃”。 次年，王安石在钟山病逝。一个被列宁称为“11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改革家”走完了自己跌宕起伏的一生。 在钟山，王安石也留下了著名的《泊船瓜洲》：“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本文原载于《时代报告》2022年第7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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