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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在史学界，还是在历史爱好者之间，都流传着一句话——明亡于党争，由此可见明朝的党争现象十分严重。明末党派众多，有东林党，还有以地域划分的浙、楚、齐等党派，还有以职业划分的——阉党。  明末主要的党争则发生在东林党和阉党之间，二者的斗争贯穿整个天启年间，前可追溯到万历，后可延续到崇祯初期，最终以崇祯皇帝逼死魏忠贤、阉党崩溃宣告东林党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  魏忠贤率领的阉党在天启年间作威作福，利用木匠皇帝不问政事对持有不同政见的东林党实施残酷的打击，大量东林党人惨遭迫害，很多人被折磨而死。天启皇帝无后，他的弟弟信王继承了哥哥的皇位，这就是崇祯皇帝。  崇祯皇帝是个眼里揉不得沙子的老板，他早就看阉党不惯了，等到自己上台，就于当年逼死了阉党的总头目魏忠贤。两年之后，崇祯皇帝又亲自为阉党钉上了最后一根棺材钉，崇祯二年（1629年），皇帝发布诏书将魏忠贤阉党所犯罪行定为“逆案”，将依附魏忠贤的党羽分为六等，分别治罪，重者处死，轻者削职为民并永不录用。崇祯皇帝为了将“逆案”做成铁案，还当众亲手焚烧了阉党所编纂、陷害东林党的《三朝要典》，以表示不允许任何人为此案说情翻案。  在崇祯皇帝高度重视的情况下， “逆案”确实也做成了一个铁案，很多名列其中的人一直都不能翻身，身败名裂，但是这个铁案却有一个期限——16年。 1644年，北京陷落，崇祯皇帝自杀后，江南的文武官员们拥立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继位，史称弘光政权。弘光皇帝是个只知道吃喝玩乐的主，大权掌握在首辅、前凤阳总督马士英的手里，而马士英的这个凤阳总督是别人帮他买的，这个人叫做阮大铖，他为什么要花钱买这么大的官给别人做呢？并不是因为他们有基情，而实在是因为阮大铖有前科，他是阉党，被崇祯皇帝列在了永不录用的名单之中了，虽然他给当时的首辅周延儒送了两万金，但是依然不能被起用。但是钱都收了，是不可能退回来的，所以阮大铖推荐了自己的同年好友马士英，这样马士英就做上了凤阳总督。 阮大铖在崇祯年间一直不得录用，一直寓居在留都南京，并且一直在为自己的复出四处活动，声势浩大，而他的举动自然引起了南京的东林党和复社人员的不满，复社中的激进分子写了《留都防乱公揭》，并在南京城四处张贴传播，列举阮大铖的劣迹，想要将其驱逐出南京，颇有一番痛打落水狗的架势。  但是没想到，风水轮流转，阮大铖之前的那笔投资非常成功，几年之后，马士英因为拥立弘光皇帝登基有功而被拜为内阁首辅，当上首辅的马士英没有忘了阮大铖的情，就不顾东林党的反对将其起用，任命为兵部左侍郎。 重新回到政治核心的阮大铖自然要对东林党人进行反扑，为自己报仇，但是鉴于“逆案”是先帝崇祯皇帝钦定的，如果直接推翻“逆案”肯定会遭到满朝文武的反对，所以阮大铖别出心裁的想出了一个主意——你们东林党用“逆案”来打击我，那我就用“顺案”来反击你们。 “逆案”对“顺案”，听起来很对仗，“逆案”很好理解，那么“顺案”又是什么呢？ “顺案”里的“顺”可不是孝顺、顺从的顺，而是“大顺”的顺，这可就暗藏杀机了，大顺是李自成建立的政权，国号大顺，而李自成又是逼死崇祯皇帝的罪魁祸首，是大明王朝不共戴天的仇人，在北京城破时有很多大明的官员都投降了大顺朝，期待成为新朝的高官，但是事与愿违，李自成很快被满洲八旗和吴三桂联军击败，仓皇西逃了。眼看大顺朝没有前途了，很多投降了大顺的官员们又纷纷南下，来到了新的南明弘光政权进行效力。  其中有一个官员叫周钟，李自成的宰相牛金星特别仰慕此人的才华，所以将其推荐给李自成，后来李自成登基的诏书就由此人所拟，在诏书中周钟将崇祯皇帝形容为“独夫民贼”，向大顺皇帝献媚。之后李自成兵败，周钟以为南北消息不通，自己的卑劣行径不会被发现，就南下投奔南明了。而周钟有个堂弟周镳是复社的重要成员，于是周钟就被阮大铖当成了“投靠顺逆”的典型，最终周氏兄弟被迫害致死，很多复社和东林党人也被牵连在“顺案”之中。阮大铖利用“顺案”成功的打击了东林党人，为自己报了仇。 阮大铖知道自己的“逆案”无法翻案，他就利用“顺案”对东林党人进行报复，完全顾抗清、恢复大局于不顾，最终导致了南明弘光政权的倒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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