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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野叟曝言》是清中叶一部极具特色的小说，内容涉及历史演义、英雄传奇、才子佳人、神魔、世情等诸多题材。但这样一部“复杂”的小说却有着相当明确的创作目的，并对其叙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其在叙事层面呈现出诸多新特点。 关键词：野叟曝言；创作动机；叙事特点；情节中心
《野叟曝言》申本《凡例》云院野原本编次，以奋、武、揆、文、天、下、无、双、正、士、熔、经、铸、史、人、间、第、一、奇、书二十字，分为二十卷，是作者意匠经营，浑括全书大旨，今编字分卷，概仍其旧。” [1]以“奋武揆文，天下无双正士；熔经铸史，人间第一奇书”二十字分卷，作者的创作目的不言自明，而这样明确的创作目的，不仅使《野叟曝言》的题材呈现出杂糅的特点，更对其叙事特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一、叙事焦点的集中与叙述视角的转换
《野叟曝言》第一回这样形容文素臣院野且说文素臣这人，是铮铮铁汉，落落奇才，吟遍江山，胸罗星斗。说他不求宦达，却见理如漆雕;说他不会风流，却多情如宋玉;挥毫作赋则颉颃相如，抵掌谈兵则伯仲诸葛。力能扛鼎，退然如不胜衣；勇可屠龙，凛然若将陨谷。旁通历数，下视一行;间涉岐黄，肩随仲景。以朋友为性命，奉名教若神明。真是极有血性的真儒，不识炎凉的名士。” [1]文素臣是作者心目中儒家理想的化身，为了塑造这样一个全知全能、德才兼备的人物形象，小说的叙事焦点便髙度集中于文素臣一人，这也使得《野叟曝言》成为我国小说史中十分少见的单一主角的作品。 《野叟曝言》全书可以一百二十回天子所赐新第落成为标志分为两个部分，在前一部分中，除第二十六至三十三回补叙镟姑与素臣分别之后事，第三十五至四十二回叙长卿替素臣寄银送信事外，其余皆以素臣为叙事焦点，并以其行动作为情节发展的线索。 叙事焦点的髙度集中保证了第三人称限制叙事的连贯使用。明清小说受史传与说书的影响，普遍采用全知叙事，即使偶有部分内容运用了第三人称限制叙事，却往往因为线索的复杂或者焦点人物的繁多而不得不再度转为全知叙事。《野叟曝言》因为主角单一，叙事焦点长期集中于文素臣一人，因而使得第三人称限制叙事得以大量的、连贯的使用。而这无疑拉近了读者与所叙文本的距离，增强了文本的客观性。 叙事焦点的髙度集中也为叙述视角的转换提供了便利。因为叙事焦点的相对固定，《野叟曝言》在叙述时往往省略人称，这使得由叙述人视角转人人物视角时更加自然、流畅，并且使作者可以借由人物视角直接转人对人物内心活动的展示。如《野叟曝言》第三回叙文素臣在西湖落水之后的所见所想： 此时素臣头巾早已失去，髻散发披，又兼大雨冲刷，竟如海鬼一般，脚下踏的靴子亦不知褪在何处，袜被水浸，涨紧如桶，一路水深没膝，看不见地下草石，走不半里，袜底洞穿，脚趾已早为草根戳伤，觉得有些痛楚，无奈进退无路，只得忍痛再走。哪知站起身来，眼光到处，北山云势黑阵阵直拥而上，雨点愈密，一股腥风裹紧云头，东穿西扑隐隐望见鱗爪飞舞，心疑莫非真有神龙取水？你看湖光山色霎时间变成汪洋大海，此龙神力亦为不小，但湖上居民方春耕种，突然遭此巨灾，淹没田庐，溺毙人畜，不可算计，龙如有灵，何至害人若是？想来并非神龙，乃是山中蛰蛟，应时而出。 此段文字先叙素臣落水之后的狼狈之状，再以“眼光到处”引出素臣目中所见，然后用“心疑”二字转人素臣心中所想，视角转换自然流畅。其中“你看湖光山色霎时间变成汪洋大海”一句更是书中人物直接与读者交流，无疑拉近了读者与人物之间的距离，强化了阅读时的真实感。
二、隐含作者的转变
无论是受宋元话本影响而产生的形式残留，还是一种自觉的文体选择，明清小说中都存在着大量的说书人使用的套语。[2]而《野叟曝言》中则删去了回首的“话说”“却说”、回末的“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以及行文中经常出现的“列位看官”等沿用已久的说书套语。《野叟曝言》中说书人口吻的淡化与夏敬渠的小说观有着紧密的联系。 小说在中国古代长期不受重视，被视为难登大雅之堂的“小道”。从明代开始，白话小说开始由世代积累型向文人独创型转化，而小说作者和评点者提髙小说地位的努力也从未停止。鲁迅在论及白话小说的兴起时说院野以意度之，则俗文之兴，当由二端，一为娱心，一为劝善，而尤以劝善为大宗……”[3]因此，“劝善”功能也就成为了提髙白话小说地位的主要着力点。如修髯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引》院野(《三国志通俗演义》）牛溲马勃，良医所珍，孰谓稗官小说，不足为世道重轻哉！”[4]虽然将小说比作“牛溲马勃”之类不足道的东西，却仍然肯定了其因通俗易懂而具有的劝世醒民的教化作用。但是，夏敬渠的目的是希图创作一部足以比肩经史的“人间第一奇书”，单纯对“劝善”功能的强调显然无法满足其要求。因此，在创作时将隐含作者的身份由书场中的说书人转换为秉笔直书的史官，抛弃白话小说中沿用已久的说书人口吻及其套语，也就成为了夏敬渠的必然选择。
三、 以情节中心的叙事模式的打破
书场中的说书人要依靠生动有趣的故事吸引听众，而史官在记叙史事时也往往对曲折离奇的故事加以渲染。受这二者影响，中国古代的白话小说自然倾向于以故事情节为叙事结构的中心，《野叟曝言》却某种程度上打破了这种传统。 文素臣在《野叟曝言》中可以说是儒家理想的化身，“崇正辟邪”是其一生活动的最髙准则。为了塑造这样一位“天下无双正士”，夏敬渠不仅让文素臣在黜佛老、惩奸邪、安邦国的政治、社会活动中践行其人生理想，而且通过其大量的谈经论史及与他人论辩儒家与佛老的优劣等内容来表现他“扫除二氏，独尊圣经”的坚定意志。如第六十二回《主辟老黄石点头婢辟佛蓝田击节》，从回目之名便知此回内容为辟佛、老而设，人物议论之篇幅已占去此回近半内容。又如第七十四回借观戏以论史、第七十八回论《三国志》帝蜀不帝魏等都几乎占据了整回的篇幅。除此之外，书中还有大量讲论儒家经典和孝道等儒家准则的内容，无一不是洋洋洒洒的长篇大论。 这些内容并非对塑造人物和突出小说没有帮助，但是仍然上偏离了小说情节发展的需要。虽然《野叟曝言》整体上仍旧是一部以情节为叙事结构中心的小说，但大量与情节无涉的内容的出现，不得不说是对这一叙事传统的打破，也是小说发展过程中值得注意的新现象。虽然这些内容一定程度上背离了小说的文体特征，但是大量议论借书中人物之口发出，而非叙述人跳出来大谈特谈，从这一点来说，《野叟曝言》亦可算做在书中大发议论的晚清政治小说的先驱了。
四、 对史传及其他小说叙事手法的借鉴
夏敬渠号称《野叟曝言》是“熔经铸史人间第一奇书”，“熔经铸史”可以说是创作“人间第一奇书”的重要手段，这不仅表现在前文提到的对经史的讲论上，而且表现在对经史尤其是史书叙事方法的借鉴上。这种借鉴，一方面体现在《野叟曝言》叙事上“托于有明”，许多情节人物“关合正史”，并且仿拟纪传体史书中的人物传记，按照时间顺序记录文素臣一生的主要事迹，同时也体现在夏敬渠严肃的创作态度与小说中谨严的笔法。《野叟曝言》一百五十四回，洋洋百万余言，却几乎没有明显的情节漏洞或者内容前后矛盾的地方。如第二回素臣初游杭州，明明甚恶僧道却又寓在昭庆寺内，这难免让人生疑，其后不久便借素臣与未公寒暄之机解释其原因是“贪其近湖”，类似对细节的注意在书中比比皆是。我们甚至可以根据素臣的活动排出《野叟曝言》十分精确的情节时空表，[5]这与其创作态度的认真与用笔的谨严有着密切的关系。 除了借鉴经史，《野叟曝言》对其他小说也有诸多仿拟和改造。如素臣通过游历先后结识东阿庄众人、解家姐妹、红须客、尹雄夫妻、赛飞熊、铁丐等人，并收为己用。这让人不由想起《水浒传》所使用的珍珠串结构，而在这些英雄好汉中，我们也不难看出梁山好汉乃至唐传奇中虬髯客与红线等人物的影子。除此之外，《野叟曝言》以明宪宗、孝宗两朝为背景，将国祚兴衰作为整体的叙事框架，以文素臣这一文武双全的英雄人物为叙述中心，又羼人大量摹写世态人情的内容以及类似才子佳人小说的故事，同时书中层出不穷的术数、斗法、神怪等又使其具有了神魔小说的色彩，可以说《野叟曝言》几乎囊括了所有此前已经出现的小说类型，这也对其叙事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如第二十六至三十三回，除叙连城谋取镟姑外，主要内容是摹写连城的家庭生活，与主要情节无多牵涉，书中却用补叙的手法叙出，并占据了长达八回的篇幅。又如第四十八回叙成之与狐女之间的“才子佳人”故事，为了引人这部分内容，同时保证叙述视角的统一，只得借成之之口叙出，如此种种，不一而足。虽然清中期小说类型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合流倾向，但是《野叟曝言》涵盖所有小说类型的努力不得不说与其创作目的有关。 《野叟曝言》是清代小说中备受争议的一部作品，迂腐的道学先生心理、夸张失真的人物形象、炫才耀学的创作倾向等严重影响了其文本价值。即使如此，《野叟曝言》在叙事方面仍旧取得了许多不容忽视的成就，表现出不同于以往小说的新特点。研究这些特点及其成因，不仅有利于我们深人了解《野叟曝言》的创作动机及其小说史价值，更有助于我们把握清中期小说家在面对前人取得的辉煌成就时，求新求变的创作心理与创作尝试。
参考文献： [1] 夏敬渠.野叟曝言[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2] (美)浦安迪.中国叙事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3]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 [4] 陈洪.中国小说理论史[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 [5] 周勇.《野叟曝言》文本的叙事操作及其意义[J].湖南文理学院学报，2005(5).
（原载：《安徽文学》2016年7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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