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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布鲁诺·舒尔茨|路易斯·伊里瓦内

 卡夫卡的寒鸦 2017-02-28


转载自译者陆源的豆瓣日记


下面的作品,总计五篇,( 指《梦想共和国》《秋天》《来自布鲁诺·舒尔茨的创作室》《布鲁诺·舒尔茨访谈录(致斯坦尼斯瓦夫·伊格纳齐·维特凯维奇的公开答复)》和《致阿尼娅·普沃茨基耶尔的信》)是我从一份很小但十分珍贵的文学遗产中挑选出来的,它们的作者属于本世纪最优秀的诗人之列。这些作品并无特殊的共通之处,不论是主题还是体裁。它们难以归类。即使是《秋天》与《梦想共和国》这两篇故事,其虚构特质仍有待讨论,它们所包含的奇闻异事游荡于记忆的边缘。另一方面,两篇“创作室”作品,建立在个人的袒露之上,近乎最纯粹的自白文学(confessional literature)。而在书信体这最私密的形式底下,以写给一位犹太人朋友的一封信的呈现方式,舒尔茨退入了几乎是学究式的礼仪之中。其专业的语调很难找到一条哪怕是最迂回的道路,通往《肉桂色铺子》(自然,我使用波兰文原版的书名《Sklepy cynamonowe》,美国版本的出版者将它莫名其妙地改成了“鳄鱼街”。——本文作者注) 和《沙漏做招牌的疗养院》。
 
随心所欲的混合,继而是一锅大杂烩,伴以令人震惊、无可挽回之损失的伤感?并不完全如此。翻译这些作品时,我模模糊糊意识到自己正在寻找某些东西,寻找某条指向魔法、点金石的线索。实际上,最初的动机更为明确:有一段时期,我想为《肉桂色铺子》增添一个新英文译本的愿望越来越强烈。翻译其余作品,是对这一想法较为保险的检测方式。然而,挑选篇章的过程中,我开始感受到它们相通的模式。这些作品中的每一篇都可以当成舒尔茨式评论来阅读,它们探讨的主题是写作艺术,是力图将崇高与卑微融为一炉的某种诗学。

请允许我冒险做一番预言。二十世纪波兰语诗歌艺术将因为这三个名字而被铭记:博莱斯瓦夫·莱什米安、切斯瓦夫·米沃什,以及散文作家布鲁诺·舒尔茨,后者尽管是卓越的里尔克的崇拜者,却从未发表过一行诗。如果诗人创造词语空间——曼德尔施塔姆所谓的“词语建筑”——那么布鲁诺·舒尔茨就是一个诗歌建造者。“蓝眼睛男人”——舒尔茨在《梦想共和国》里赋予那位梦想家的称谓——是一名宇宙城市群的建筑师,其灵感来源于大自然。

大自然饱含潜在的建筑物,充斥着蓝图和筹划。那些灿烂时代的建筑大师们究竟有何杰作?他们偷听宏阔的广场上空回荡的无尽悲怆,偷听变幻不定的遥远景致,以及两两成双的林荫大道悄无声息的哑剧。


《肉桂色铺子》的故事充斥着对建筑学的描绘。舒尔茨的许多隐喻取自建筑学。甚至天空,他最喜爱的“景致”之一,也以建筑学的方式被构想出来。不过,他那些几乎没有情节的故事首先是一个词一个词地建成了大教堂。



《肉桂色铺子》插图

“他封起一个个炉子,研究永远无从捉摸的火的实质”


莱什米安和米沃什。很奇特,舒尔茨与这两人分别具有某些共同点。跟莱什米安一样,舒尔茨创造了一个神话学宇宙——来自他次一档的、异想天开的“垃圾宇宙进化论”——并拥有了一种对创世论的犹太式抱怨。跟米沃什一样,舒尔茨在寻找一个地方,这个想象的地方,是我们借助语言重建,被历史纠正过,由理想净化过的世界。在舒尔茨的画作里,房屋被描绘得十分显著,而他的文学作品充满了乘坐马车的漫游。[菲斯科夫斯基(布鲁诺·舒尔茨传记《背驰者王国》的作者)告诉我们,舒尔茨尽管是个成年人,却经常在纸上,在空气中,在桌面和窗玻璃上画些尖顶小房子,以驱除自己的恐惧。——本文作者注]米沃什对于世外桃源的痴迷,甚至其作品的名字都可以作为例证,而我相信,这与舒尔茨对于庇护所画面的喜爱,同出一源。尽管两人的命运大相径庭——一个流浪于各大洲,另一个是位隐士,无法离开他的“肉桂色铺子”和乱糟糟的库房——他们都运用词语创造存在之家。对两人而言,第一次进入这里是借助于童年,第二次是借助于文字的咒语。

舒尔茨的写作过程我们知之甚少,他的草稿重蹈了手抄本和画作的覆辙。写给黛博拉·沃尔格的、后来变成《肉桂色铺子》一文的信件,也同样被毁。杰兹·菲斯科夫斯基,致力于舒尔茨研究的传记作家,指出他作品有很多忠实于地点甚至人物的细微之处,我们会看到,太阳通过诗人家乡德罗戈贝奇的集市广场时,他精确地追寻其轨迹,正是这一特质让人敬畏。但作品如何构思、建造,我们对此差不多一无所知。这几篇作品,时而粗率时而细腻,向我们揭示了舒尔茨创作手法的某些内容,例如他怎样组织文字,他怎样看待自己手头的素材,以及“表达世界”的最原初冲动和它正式塑造成形之间的联系。它们几乎可以视为他的文学自白。



杰兹·菲斯科夫斯基 Jerzy Ficowski


要弄清楚为什么舒尔茨没把这几篇“虚构作品”归入他的两本集子,这并不困难。虽然《秋天》和《梦想共和国》所包含的段落与他写过的其余文字一样华丽、致密,但它们的世界如今看来经过更多斧凿:原初的、婴儿期的景致已然逝去,它执意要废除时间和空间。在这些故事里,我们很清楚什么是真实而什么是幻想;这一认识对于作者意欲展开的陈述尤其不可或缺。《肉桂色铺子》则恰恰相反,我们永远无法确定,哪一个世界,或者换一种更好的说法,谁的世界,是我们所置身其间的。通过修辞,我们进入这么一片天地,它既不是卡夫卡式的寓言想象,也无法施展犹太人村庄传诵的神奇力量;那些构成这片天地的幻想传承和行为,是一首不真实的诗作,是一个以言辞来确定秩序的主观空间,它由先于词语之记忆的种种细节聚合而成,并辉煌地转变为一个秘密的神话。舒尔茨刻意将他的故事称为“史事”(historie)很可能是因为波兰语词汇“historia”兼具传说故事和历史的含义——秘密的历史,代代相传地植根于种族的原始记忆之中。确实运用了想象,但事物的真实并未稍减。有时候你会产生这样一种感觉,他使用“神话”这个词(参见与维特凯维奇的访谈),不过是圣礼或秘仪的某种世俗化的二十世纪版本。

如果《肉桂色铺子》连续的模棱两可在此证据不足,那么舒尔茨式的自我矛盾则很明显。在这些篇章里,首先,刚开始多多少少是漫不经心的,夏季和秋季成为呈现相反概念的修辞手法:理想与现实的对立、超验与内蕴的对立,诗歌与散文的对立,普桑与丢勒、勃鲁盖尔的对立。唯有舒尔茨这样的诗人,方能将夏天的历程解释成梦想渴望获得实现,解释成向另一种美学屈服。在一段向夏天发表的华丽致辞中,当叙述转入秋天回归的乏味特性时,作品巧妙地遵循着这一理念。从始至终,叙述者告诉我们,秋天偏爱更朴实的语境与平易近人的氛围:希腊哲学家变成了一个手提灯笼的年轻女仆。在下面引用的句子里,秋天违背了崇高理想,它们可以作为一份声明,支持其余作品中舒尔茨独有的亵渎神圣:

秋天寻求丢勒和勃鲁盖尔父子那简练、原始的力量。该形式从物质的冗余之中突然爆发,固化为节瘤和硬块,用下颌以及螯钳抓住物体,撕咬它,蹂躏它,最后才松开爪子,而它已饱经摧残,留下搏斗所造成的伤疤,就好比给圆木粗暴地凿出一个怪异生动的标记,使狰狞的表情在其僵硬死板的脸庞上凸显呈现。


同样,以它们独有的方式,《肉桂色铺子》的故事也是这一理想的怪异尝试,该理想千方百计要自我实现。它们的缪斯,是一位缩到自己遍布蒺藜的垃圾堆角落里拉屎的潘神。

在《秋天》中,马车从明媚而空虚的天国景致,驶入恶灵游荡的真实夜景;从古典的理想驶入土地那散发腐臭的原生状态。在《梦想共和国》中,小马车搭载的那次夏季逃亡,从吞没一切的大自然驰往幻想的世界,从绿色的风景驰往蓝色的风景;从成长的律法、衰败和“部族的末日”驰往诗歌、莎士比亚,以及伟大的神话。吞没一切的大自然被神话、艺术吞入腹中,便失去它的尖刺。“蓝眼睛男人的工作,”舒尔茨告诉我,“从未远离它伟大的宇宙维度,而是一直留在其间,并没有全然转化为尘世的造物,就像一匹半人马,掌控着自然的宏大循环……”这位诗人象征着旺盛的天然状态,同时,从“凶猛暴烈、疲惫不堪且繁殖力低下的生命力”中营造他的空中楼阁。草甸和天空的形貌互为镜像,其间游荡着舒尔茨半人马似的篇章。(在此,艺术家的观点与伊萨克·巴别尔《骑兵军》里的人物潘·阿波廖克的观点非常接近。)唯有身处另一个时空的艺术家,方能如此描述牧场上的母牛:“(它们)躺倒的姿势很是奇异,如同一个个古代坟堆。它们头上长叉长角,躯体硕大,丑陋的皮肤上遍布骨质、节疤和突刺,平静的目光映射出辽远而延绵起伏的地平线。”

两篇阐释性的文章清晰地设定了舒尔茨艺术的抒情本质。对舒尔茨而言,意象不仅仅通过文字使自身实体化,而且要使虚构合法化。这是诗人的意象。不过,只因目标并不比整个存在更小,又要以极度浓缩的语言来承载,所以舒尔茨很难为自己的作品确定“主题”,正如他没耐性区分“现实”和“非现实”(请参阅写给阿尼娅·普沃茨基耶尔的信)。另一位隐士,画家塞尚,自我流放于他本人的家乡普罗斯旺,舒尔茨像他一样,只不过是试图以这么一种手段表达世界,使之既如实呈现,也别具深意:好比一个看得见摸得着而又不失神圣的世界。若从这个角度去看问题,那么我们面对的究竟是散文还是韵文,这一点就变得无足轻重了。

关于这些作品发表情况的一个说明。除了给普沃茨基耶尔的那封信以外,它们全都在舒尔茨生前见诸报刊,但作者死后才被搜集整理。不同于他那两本主要集子里收录的故事,这两篇小说能够相当精确地推断其创作时间。根据菲斯科夫斯基的研究,它们写于一九三六年舒尔茨短暂逗留华沙,享受其执教的德罗戈贝奇高中提供的第一次带薪休假期间。答复维特凯维奇的访谈以及讨论那篇未完成作品的文章均是应杂志之邀所写。那封信来自菲斯科夫斯基编辑的一本集子,属于舒尔茨惨死之前写下的最后一批文字之列,它奇迹般重见天日,连同舒尔茨的另一些信件,在大屠杀之后的鲍里斯拉夫一座女子公寓的废墟中,被普沃茨基耶尔的一位诗人朋友所发现。

最后,不应忽略与《梦想共和国》相关的可怕反讽。舒尔茨的“共和国”并未指明的现实背景,来自休闲小镇特鲁斯卡韦茨,它位于德罗戈贝奇附近,舒尔茨经常前去度假。写作那个故事大约五年之后,一九四一年在相邻的鲍里斯拉夫发生了大屠杀,成百上千的波兰犹太人,其中包括阿尼娅·普沃茨基耶尔和她的丈夫,惨遭杀害并埋葬于一个巨大的林间墓穴——舒尔茨小说所描绘的充满想象中的危险之地,正是同一片森林。


作者简介:路易斯·伊里瓦内 Louis Iribarne
美国学者、米沃什的学生 翻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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