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胡传海临白蕉《致姚鹓雏信札》

　　胡传海临白蕉《致姚鹓雏信札》

　　“海派”代有才人出。胡传海老师作为当代海上名家，书法多年来远宗“二王”，近取白蕉，对白蕉尤其用力（真可谓“肥水不流外人田”），呈现出地道的海上风味。从他这幅临白蕉手札之作可以看出其笔墨性情和笔墨功夫。对于书家来说，性情和功夫，二者缺一不可。

　　如前所述，对比沈尹默、白蕉二人差异便不难看出，沈如茕茕老牛，一笔一画极力到位，功夫惊人，但失之刻板，按照陈独秀的说法是“其俗在骨”。把沈尹默的多件作品集中来看的话，给人千字一面的感觉。其应变功夫比不上白蕉，只以精熟为能事。白蕉的突破口在“二王”手札，风流倜傥，不染尘俗，随意挥洒，落拓不羁。要说文化修养的高下，两人并无太大落差，都是人中之龙凤。他们的差异在于性情。白蕉的言行举止直接魏晋文人，所以书法不拘一格，常能妙笔生花。沈尹默的本质是学者、官员，自然多了一层隔膜。这种天性的成分是掩盖不了的，也改变不了。也就是说，书家选择某种碑帖需要深思熟虑，太容易上手不行，易俗。太难上手的要分不同情况：一种是看不懂，一种是不适合。换言之，书家与碑帖之间存在相互的选择。有些时候，有些书家看到有些碑帖，会觉得它是为自己而生，有知音相逢之感，即是这个道理。

　　很多习书者不明白或没考虑过这个问题，选择碑帖时往往是跟风选或随便选。这样即使练上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效果也不大。选碑帖其实就如同选朋友一样，如果不对脾胃，就很难深入。举个例子，有人认为性格沉稳的人可以选欧、柳，易于上手，其实这是只看到了表面。性格拘谨的人写欧、柳这类书风，反而更易板滞。只有像王铎这样的人，写柳才能跳出来。再比如刻元朱文，有人以为慢工细活就行。其实只有像陈巨来这样的脾性，才能把元朱文刻活，经营得有声有色。平常之人往往只会成匠人。个中道理可以细细品味。“选”碑帖是第一步，非常重要，门路不对即南辕北辙。

　　解释了这么多，其实就是阐述“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意思。胡传海选择白蕉，是因为对胃口。因为二人处于同样的地域，容易亲近，此乃地利之便。我以为，关键还是心性，要有一种默契。以我对胡传海老师的了解，他算得上是一个有真性情的真文人。文人最重的是性情，是傲骨，而非傲气。但凡读过胡老师为每期《书法》杂志所写的“卷首语”便知此绝非虚誉——乍一看会觉得是“一肚皮不合时宜”，细加品味才知是“不合时宜的沉思”。书坛需要这样的清醒者。更难能可贵的是，这种性格他一直保持着。有时其文笔看似随意，其实是相当理性和睿智。这是历代文人所具备的那种“佯狂”气质。


　　白蕉《致姚鹓雏信札》

　　因为有地利之便、有心性相近之便，胡老师临摹白蕉就有了一些个人优势。他才情饱满，再加上功夫熟练，所以写起来非常上手。对照原作来看，临作看不到一丝犹豫、一丝懈笔，可谓一气呵成。胡老师的临作风格可用“古淡”二字来概括，并不完全同于原作，有若即若离之感。白蕉取“二王”，少了哀伤之气，多了风流之姿，这就是一种“淡”。当下这个时代，与白蕉所处的环境相比，安稳了许多，所以胡老师自然多了一份平常心。这又是一种淡。心境毕竟不一样。对比来看，白蕉写“二王”和时下写“二王”的不同之处在于，白身处的民国时代与魏晋一样同属“乱世”。政治的分裂，使学术和文化上难以定于一尊，个人心性相对自由。由此而言，时下写“二王”，少了一个“天时”。“天时”虽然不是绝对要求，但临帖要想体验和进入古人的状态和情态，必须考虑多种因素。当对“二王”少了时代背景和个人性情的分析，就只能玩弄单纯的技法。不独于此，现在普遍存在一个问题：很多名家号召临帖，其实自己从来不临或很少临。正因为如此，他们有时写僵了或写油了却回不了头。所以临摹的最大好处就是可进可退。“进”不用解释。“退”则大有深意：在个人暂时无法突破时，可以迂回前进。写字没心情时就临帖。乱写不如不写。临帖贵在坚持，始终有一个明确的方向。

　　胡传海写白蕉，看似巧合，实质是很多个人因素所决定的。当下很多人选择书风喜欢一窝蜂，“二王”、米芾、王铎一哄而上再一哄而散，把某一种类弄烂之后，再继续弄下一类。这样非常不好，浅尝辄止、浮光掠影不会有什么收获和突破。习书当抱紧一家，咬定青山不放松。不要看别人怎样，别人写与不写都和你没关系，最重要的是关注你自己的内心，找到最适合自己的碑帖，而后用思想来写字。白蕉是这样做的，胡传海也是这样做的。每个想成功的书家首先要做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