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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诗人岑参《初过陇山途中呈字文判官》曾生动描写道：“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平明发咸阳，幕及陇山头”，诗中把驿骑比做流星，可见速度之快。唐代官方规定，快马要日行一百八十里，再快些要日行三百里，最快的则要日驰五百里。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一月九日，安禄山在范阳起兵叛乱，唐玄宗则在长安华清宫，相隔三千里但六日之内就知道了，可见传递兵变奏章速度每天即达五百里。若是八百里加急，那真是快得不能再快，也要四天时间。
唐代法律对驿递过程失误处罚规定很细，稍有差错便要严惩。如驿长须每年呈报驿马死损肥瘦，经费支出等情况，驿马有死损负责赔偿；若私自减去驿站人马，则“杖一百”。对驿丁处罚更严，驿丁抵驿须换马更行，若不换“杖八十”；凡在驿途耽误行期应遣而不遣者，则“杖一百”；文书晚到一天“杖八十”，两天加倍，以此类推，最重处徙罪二年。对从事有关驿递要务的官员，处罚亦很严厉。当时有一负责签发公文的员外郎，在处理一份从河北发配到岭南的囚犯文书时，本应向河北、岭南两处发文，只因夜深疏忽只发到岭南一地，结果即遭免官，丢了乌纱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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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公文传递靠驿站，一般每隔二十里设一个。一旦公文注明“马上飞递”字样，按规定要求每天三百里，遇紧急情况可达四百里、六百里，最快达八百里。传递紧急公文时，每个驿站都用快马，马累了即在沿途驿站换马，确保连续飞跑，在最短时间内送达。所谓的“八百里加急”，表示情况最紧急，速度最快。
《大唐六典》记载，唐代驿站最盛时全国有1639个，专事驿务人员达二万多人，其中仅驿兵就有一万七千人。驿递分陆驿、水驿，驿站设驿舍，配驿马、驿驴、驿船，服役者称“驿丁”、“驿夫”，“驿卒”或“驿隶”。他们日常任务十分繁重，尤其是陆路驿丁，无论酷暑严冬，暴雨狂风，都要身背文书袋奔驰在驿路上，此外还要兼管扫洒驿庭等杂事。
而执行八百里加急重要任务，尤其是传递紧急军事文书，唐律规定如耽误罪加三等；因书信延误而遭致战事失败，则判处绞刑；泄露重大机密者，亦处绞刑。当然，“八百里加急”一般极少用，而一旦动用便为军国紧急要事，累垮乃至累死驿丁便不足为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