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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如泰方言”的历史演变

 海陵子 2017-02-28

江苏“如(皋)泰(兴)方言”的历史演变

[选自:《语言研究》]

摘要:江苏如泰地区处于江淮之间,是江淮官话与吴方言的过渡地带,历史上战乱、移民、行政区划使该地区方言的形成和演变非常复杂,造就了该地区既有江淮官话,又有吴方言。
关键词:如泰;方言;演变

今语言都存在着地域差异,人们也很早就认识到方言的存在,《礼记.王制》就说:“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明代陈第指出:“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草,音有转移,亦势必所至。”说明古今语言既历时的变化又有共时的方言差异。汉语包括七大方言,即官话、吴语、赣语、客家话、湘语、闽语、粤语,其中官话是使用人口最多的方言,属于汉语第一大方言。如泰地区处于官话与吴语的交汇地带,是吴语和江淮官话(淮语)的过渡方言,属于官话中的江淮方言区。方言是语言逐渐分化的结果,而语言分化是从移民开始的,人口迁徙在促进文化发展的同时,也使语言发生很大变化。如泰地区地处江淮之间,长江北岸,历史上战乱、移民、行政区划等使得如泰地区方言的形成和演变颇为复杂。

  『上古时期』

六千多年前,在江苏大地上主要存在着两种考古文化系统:良渚文化和青莲岗文化。扬州境内的考古发现的姜堰单塘河遗址、兴化影山头遗址,海安的清墩遗址都属于良渚文化遗址。这些说明了最早在公元前四千年,如泰境内就有先民生活。由于良渚文化属于“百越文化”系统,是有古越人创造的。如泰地区的原始居民自然是古越人,使用的语言是古越语。

因为没有见于文献的语料,我们无法详细描述如泰地区先民使用的古越语,但可以从语言的底层中找到一点痕迹。通过如泰地区的部分地名,我们可以察觉其保留的一些语言本来面目。如泰地区有几个古越语地名:表示山的“罗”(汉字记音),如罗浮山(古在渔行);表示集镇的“场、墟”,如兴化的白驹场,高港的柴墟(今口岸镇)。此外,在如泰言里,大部分地区还有牙喉音[N],这又和现代的粤语相同,这自然是古越语的残迹。通过这些零星的材料,我们可以认为如泰地区在春秋以前的语言是古越语。

大约在3000年前的先周时代,江淮间的越族土著和南下的华夏族人融合。《史记吴太伯世家》、《吴越春秋吴太伯传》中都记载了周太王的长子太伯、次子仲雍为让位给季历而来到今无锡,苏州一带建立吴国的史实。中原文化与夷越文化的交融,在江南形成了勾吴族。中原以太伯、仲雍为首的移民大部分都到达了今无锡一带,其间必然有一部分在途中停下,没有过江,和长江北岸的土著融合在一起。“由于这支移民的原居地(渭水中游)文化比较发达,因此他们带来的语言便在相对比较落后的地区扎下了根,成为吴语的最初基础。”

如泰地区当时应属于古邗国(今扬州一带),时称“干”。《诗.魏风.伐檀》:“坎坎伐檀兮, 寘之河之干兮, 河水清且涟猗。”毛传:“干,厓也。”顾名思义,“干”就是指海边的国家。吴国兴起以后,相继吞并了原长江下游两岸的一些部落(或小国)。约在公元前685年前,干被吴所灭,如泰地区也就成为吴国的版图。吴王夫差开邗沟,筑邗城,经营江北一带,使吴语开始在扬州一带播迁。姜堰的天目山古城就是当时吴国向中原、向北发展的要道中的一个城堡。由此可见,当时的如泰语言当是渗入了雅言的夷越语——勾吴语。

《左传》中鲁哀公十二年(前483年)“秋,卫侯会吴于郧,公及卫侯、宋皇瑗盟,而卒辞吴盟。吴人藩卫侯之舍……卫侯归,效夷言。”杜预注明“郧,发阳地。广陵海陵县东南有发繇亭”。《如皋立发桥石碑》碑云:“日惟立发,古称发阳,鲁卫今郧,云是斯地,春秋时有也。”郧现在已在海安境内。这说明,当时的广陵即现在如泰所在地区说的话系夷言,即吴语。

公元前473年,地处吴国之南的越国消灭了吴国,吴国的地盘也就归越国所有。《吕氏春秋.贵直.直谏》引伍子胥的话:“夫齐之与吴也,习俗不同,言语不通,我得其地不能处,得其民不能使。夫吴之与越也,接土邻境壤,交通属,习俗同,言语通,我得其地能处之,得其民能使之,越与我亦然。”这里面“习俗同,言语通”说明当时如泰地区所操语言没有太大变化,和越语是相通的,与黄河流域的齐语、华夏语不能相通。

吴楚之间曾长期交战,越灭吴后也经常和楚发生冲突,他们之间互为敌国,但却可以通婚,如《史记.楚世家》说,楚昭王之妾、惠王之母便是越女。王室如此,民间应更不乏其例。吴、越、楚之间经常交战,攻城夺池侵地时互相掠夺人口,百姓避兵燹而互奔,这样,吴、越、楚在人口上必有掺杂。楚灭越后,又有一些楚人东迁,公元前319年,楚怀王在邗城的基地上再次筑城,改邗为广陵。“古越语和古吴语比较接近,所以今天的湘语和吴语还有不少相同之处。”当然,也有许多越人逃避战争和兼并,向南方和西南方迁徙。不过长江北岸的土著越人无法南逃,只有和新来的少数楚人融合在一起。由上所述,春秋战国时期,如泰地区的语言已经由古越语逐步转化为古吴语。直到目前,我们仍可以发现本地方言中许多吴语的底层成分。如“济手(左手),汰(洗衣服),挜(硬塞),掇(端),?(衣服)(晾),壮(人胖),稝(密)、眼热(羡慕)、料作(布料)、推板(差一点)、温吞(水微热)”等一些吴方言的代表性词语仍活跃于扬州地区的口语中。

公元前206年,刘邦建立西汉王朝,分封诸侯。《史记》记载,高祖六年(前201年)立刘肥为齐王时,“诸民能齐言者皆予齐王。”十二年(前195年)立刘濞为吴王,王三郡五十三城。“诸民能齐言者皆予齐王”可以推论出吴王统治的区域也是操同一种语言。刘濞都广陵(今扬州),为了征收和储存海陵附近的粮食,刘濞在海陵建“海陵仓”,开邗沟,促进盐粮运输。西汉杨雄《方言》一书中,也记载了周秦和汉代的语言情况,其中吴越扬为一个区域,又《吕氏春秋》:“东南为扬州,越也。”可见如泰所处的江淮地区从周至汉这一较长的历史内使用的都是古越语演变来的吴语。


『中古时期』

三国时期,吴、魏争夺的主要战场在淮河以南、长江以北的江淮地区。连年征战使江淮地区人口流动相当大。曹操政令江北居民内移,“江淮间十余万众皆走吴”(《三国志.卷十四.蒋济传》),“民传相惊……广陵户十万余皆东渡江”(《三国志.卷四十七.吴主传》),又《宋书.卷三十五》记载“三国时江淮为战争之地,其居不居者,各数百里,此诸县在江北、淮南,虚其地,无复民户。吴平,民各还本,故复立焉。”可见战争使本地区人口骤降,但如泰地区,三国、晋时人都视作吴地,说的仍是吴语。

西晋末年,北方民族进据中原,“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晋书.王导传》),史称“永嘉之乱”。东晋政权建立后,北方士族大规模南迁至江淮之间和江南宁镇地区,随同的还有他们的宗族、部落、宾客等等,同乡同里的人也往往随着大户南逃。为了安置移民,东晋政权设置了许多侨治州郡,南来的人口按原籍集中于侨州、侨郡、侨县。晋宋时期海陵县改为海陵郡,置侨置县,宋时本地就领六县:建陵、临江、如皋、蒲涛、宁海、临泽,这六县皆在今东台、如皋、泰兴、南通一带,可见北方移民使当时如泰地区的人口激增。南迁的士族平时讲话都得说以洛阳话为代表的“官话”,读书要作“洛生咏”,不说洛阳话的就要被耻笑,连宰相也不例外。由于移民人数众多,而且比较聚集,所以本地的吴语渐渐受中原话影响,逐渐向江淮方言过渡,但吴语并没有很快蜕变。特别沿江北岸扬州、泰兴、如皋一带,直到隋炀帝游江都时,还“好为吴语”。“帝自晓占候卜相,好为吴语。夜置酒,仰视天文,谓萧后曰:‘外问大有人图依(按胡三省注云:吴人率自称为依),然侬不失为长城公,卿不失为沈后(胡注:长城公,陈叔宝,叔宝后沈氏),且共乐饮耳’”。(《资治通鉴》卷185)正如王导在建康时好为吴语,可知隋末扬泰地区尚有吴语的存在。

从晋起至唐中期,江淮地区相对于中原地区较为稳定。东晋以后,长江中下游地区已经完全开发起来,到唐代,海陵成为全国海盐的重要出产地,为全国十大盐监之首。日本国圆仁法师于唐文宗开成三年(公元838年)来大唐求法,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描述说:“二十一日卯时,大使以下共发去,水路左右,富贵家相连,专无阻隙。……半夜发行,盐官船积盐,或三四船,或四五船,双结续编,不绝数十里,相随而行。乍见难记,甚为大奇。”沿河见到如皋镇郊是“富贵家相连,专无阻隙”,说明当时如皋已很富庶。同时,看到盐船队自海陵盐场向附近如皋镇出发运盐的情景,非常壮观。由于盐业发达,社会安定,人口迁移幅度较小,本地区语言自身发展,既保留了较多的吴语特征,与北方话有区别,又有向北方话转变的趋势。

安史之乱时期,中原地区动荡不安,而扬泰地区较为安定,北方又有大批人口来这里避乱;唐末包括黄巢在内的几次农民起义,也都未曾兵及该地区,又有不少人逃往这里“安居”。五代十国时本地区处于杨行密建立的吴国的统治之下,人口迁移虽较频繁,但也得到一定的休息,较为稳定的局势还吸引了北方战乱地区的移民。北来移民使用“官话”,加速了本地区“土语”向“官话”的转变。

『近古时期』

北宋末年,金兵南线,宋高宗率百官、大臣逃往扬州,同时有大批百姓跟随而来。在扬州住了一年后经镇江逃往杭州。本地区从靖江经泰兴、口岸、仙女(江都)一线成为抗金前线和主战场。本地区至今还流传着许多关于岳飞抗金的故事和传说。后来,金兵北退度淮,以淮河、秦岭为界,与南宋对峙,北方人民不愿受女真族的统治,纷纷南迁。高宗南渡后,扬泰地区亦有大批“流民”徙入。

元末,扬泰地区再度沦为战场,整个苏北平原人口流失严重,江淮地区“地广衍,湖荡居多而村落少,巨室小,民无盖藏”(《嘉靖维扬志》),明初,江淮地区人口非常稀少。在这种特定的情况下,明王朝把人口密度较高的地区的居民移向江淮平原,即史称的“洪武赶散”事件。《(民国)续修盐城县志》卷十四引凌兰孙《凌氏谱》云:“元末张士诚据有吴门,明主百计不能下,及士诚兵败身虏,明主积怒,遂驱逐苏民实淮扬两郡。”夏兆麐《泰县氏族略》认为“吾邑氏族由苏迁泰者十之八九”,并描绘说,朱元璋与张士诚作战,命常遇春攻泰州,同时决高家堰水淹海陵,“是时海陵既遭焚杀之殃,复受沉沦之祸,居民非死则徙尔。明太祖乃下诏移苏郡之人以实泰邑。此今之泰人所为多由苏迁泰者也。”明初苏州移民以兴化和如泰地区为最多。

这次由南向北的大移民,使吴语转变为北方话的本地方言又恢复了不少吴语成分,并使一些即将消失的吴语成分得以巩固。《(民国)泰县志稿》卷二十五在解释民谣“杨家庄上失了火,大的小的跟了我”中“火”、“我”二字押韵时说:“泰县方言‘我’字读成鼻音若‘引’,则明洪武迁苏民于泰以后转变而成之音也。此‘我’字独作官音与‘火’押,则此谣谚之起必在明前。”这不仅说明苏州移民对如泰地区的方言影响很大,而且还说明以前的如泰方言已经是官话。因此现今的如泰话是洪武赶散后形成的。

虽然,历史上本地区很多时候隶属于扬州,但扬州城历来是一方政区的中心,明清时期为府治所在,本地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交通状况都比不上扬州城区。因此,这里由吴语向北方话转变也比较缓慢一些,保留的吴语成分也多一些,明初苏州移民又较为集中地居住在这一带,受吴语的影响也较大。但是,南方话向北方话靠拢,方言向通语转化是大势所趋。这里处于北方话的边缘地带,自明初大批移民徙来后,“移徙者鲜”,终究不能使这里的北方话转变为吴语,只是形成带有吴语色彩的江淮话。这样,以宁扬、如泰为代表的江淮方言,在不同的条件下逐步发展成为现在的方言格局:扬州话属于江淮方言中的宁扬方言,泰兴话属于江淮方言的如泰方言。

1960年出版的《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把本地区的如泰方言、兴化方言,称之为第三区;1985年,贺巍先生在《河南山东皖北苏北的官话》一文中将上述第三区的方言列为江淮官话的一个方言片,称之为如泰片,这也就是20世纪80年代末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合作编制的《中国语言地图集》中所说的如泰片;靖江方言属于第二区:吴语区。因此,如今的本地区方言包含了江淮官话和吴方言,还有靖江界河以北地区的方言,属于江淮官话,靖江界河以南的大部分地区,以老岸话为代表,属于吴语太湖片。

参考文献:
[1] 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2] 黄继林:《略述扬州方言的历史演变》,《扬州史志》,1989.1-2;
[3] 钱乃荣:《北部吴语研究》,上海大学出版社,2003.5;
[4] 吴必虎:《历史时期苏北平原地理系统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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