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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对份子钱都不陌生，婚喜事（红事）、丧葬（白事）、做寿、满月、动土、乔迁等都要凑份子，以婚喜事最盛。那么，份子钱这个在熟人圈广为流传的习俗到底是如何产生的？古人有没有这项习俗？ “份子”的前世今生 “份子”这个词在古代文学作品出现时多写作“分子”： 《水浒传》第二十四回：“ 自从武松搬将家里来，取些银子与武大，教买饼馓茶果，请邻舍吃茶。众邻舍斗分子来与武松人情，武大又安排了回席，都不在话下。” 《牡丹亭》第三十三出《秘议》：“便是杜老爷去后，谎了一府州县士民人等许多分子，起了个生祠。”这里说的是陈最良四处募捐修祠堂。 《红楼梦》第六十二回：“ 去告诉他奶奶，就说我们大家说了，今儿一日不放平儿出去，我们也大家凑了分子过生日呢。” 份子钱的起源和农耕文化密切相关：农耕时代的生产力相对落后，盖房子、娶媳妇这种大事一家一户难以独自完成，于是逐渐形成凑份子的模式，每户人家都送点儿礼、出点儿钱，帮助这户人家办事，可以说是一种原始的互济互助。 这种原始的互助其实也是一种乌托邦的理念，从《礼记·礼运篇》到《大同书》，中国人平均主义思想的强烈性与连贯性为世界罕见。 明朝初期，内阁首辅解缙曾向朱元璋献上《太平十策》，其中“一曰参井田均田之法”中写道：“宜令户部会今天下丁口若干，田亩若干，令民二百丁为一里，里同巷，过失相规，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中为堂，右为塾，左为庠。”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朱元璋颁布《教民榜文》，“以礼入法”，把乡里之间的守望相助上升到制度高度：“乡里人民，贫富不等。婚姻死丧吉凶等事，谁家无之？今后本里人户，凡遇此等，互相周给。且如某家子弟婚姻，某家贫窟，一时难办，一里人户，每户或出钞一贯，每里百户，便是百贯，每户五贯，便是五百贯。如此资助，岂不成就？日后某家婚姻亦依此法，（河蟹）轮流周给。又如某家或父母死丧在地，各家或出钞若干，或出米若干资助，本家或棺椁，或僧道修设善缘等事，皆可了济。日后某家倘有此事，亦如前法互相周给。虽是贫家，些小钱米亦可措办。如此则众擎易举，行之日久，乡里自然相爱。” 从这段文献记载可以看出，当时随份子钱的目的是团结邻里亲朋的关系，并不讲究排场、也不涉及面子。 “份子钱”作为一种农民文化流传下来，但在解放初期的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流行随份子，当时的结婚特别简单，亲朋好友一般也就是送些暖壶、脸盆等生活用品。 至改革开放以后，百姓生活越来越好，份子钱开始逐渐改变性质，成为社会交往、联络感情的方式。再往后，这种联络感情的方式也开始变味，有时还成为一种敛财的手段。 在中国，人情礼的项目繁多，婚、丧、嫁、娶、生日、满月、拜师、升学、参军、职位晋升、烧周年、上梁等等，有近二十种。在政府官员阶层，各种名目的“无事酒”更是泛滥，份子钱作为敛财收到的作用被发挥的淋漓尽致。 份子钱随多少合适？一般来说，份子钱必须是有来有往，你随多少，我就回多少。如果某人收了份子钱而没回，可能会被记一辈子。 100元档：貌似已经拿不出手了； 200元档：“认识，但不熟”； 300元档：“比不熟的稍熟点”； 500元档：“关系还不错哟”； 1000元档：“关系没得说”。 在山东淄博的南太合村，红白喜事随份子都是5毛钱，而且这个规矩还坚持了30年。无论红白喜事，主人家都不会大操大办，留下吃饭的只有至亲好友。乡里乡亲要随礼，也只随五毛钱。 五毛钱的“份子钱”谁都掏得起，也不会给谁的生活带来任何影响，更不会有人为了这五毛钱的“份子钱”刻意回避、躲藏、伤和气。礼物虽轻，人气却旺，而这些又恰恰是如今每一个婚丧家庭所最需要的。可以说，这五毛钱的“份子钱”，让“礼”字返璞归真。 中国自古就有“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的典故，与其铺张浪费坐收礼金，不如各自从简，送上一份真挚的心意，切莫让“人情关系”只能用红包的厚薄来衡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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