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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你当朋友，你却只想收我份子钱？# 每年的五月、十月、过年，都是一个悲喜交加、冰火两重天的绝对过程。 所谓的黄金假期，比起得到黄金难道不是失去黄金； 所谓的愉快长假，也不过是挨个换地方祝贺新人的排队赶场； 心心念念的异国旅行也终将随着一拨拨暗搓搓的请柬暗示变成同事旧友老家一日行； 更惨的，各种网上支付、红包打款、电子请柬一条龙式的点赞祝福收礼金，“体贴”实现了当代宅er们人不到礼到、一口四喜丸子都吃不到的悲惨事实。 网上有个段子，穷 = 在固定的地方 + 8小时 + 卖力工作，直白的说就是在公司上8小时班的人都很穷…… 社畜们的生活已经足够南了，那一把把随着节庆撒着欢完全不在乎你死活来的请柬，简直完美充当压死骡子们一捆一捆还一捆的稻草。 虽说份子钱这个习俗也算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结晶，但一直不怎么受待见是真的，还完好的保存到了现在也是真的，而且生命力依旧。 今天，元物菌就给大家讲讲随份子简史，看让人随到吃土的份子钱究竟是谁造出来的，以及古人会不会也被这糖衣炮弹搞得没脾气吧！ 份子钱 中国古代的公益众筹形式 中国份子钱的习俗由来已久，就是在一个熟人圈中，大家集资向某人送贺礼，以婚喜事最盛。 《江湖中国》里记载：份子钱起源于人类历史上人口流动性相对较低的时代，与东亚文化中的集体主义及儒教泛家族主义的精神内核紧密相关。 简单来说就是：如果某户人家筹办一次大事费时费钱，邻里亲友便相互帮衬着，把事办周全。 而在经济落后的农耕社会，份子钱自然而然形成了这种“原始的互济互助的形式”。 但在后期发展上，份子钱逐渐变了味儿。 在元代，随礼之风大行其道。在官场上，有时干脆直接从每个人的俸禄中扣除“份子钱”，有的官员为了随份子，月薪“十除八九”。 清末民初，送份子钱盛行于上流社会和平常百姓间，尤其是满族八旗。 为了体现身份，人家送礼不光送得多，而且恨不得让全世界都知道，这是我满族八旗送的。 吴敬梓在小说《儒林外史》中，就描绘了各种人对功名富贵的不同表现，通篇都是眼花缭乱的“凑份子”“派份子”“出份子”。 老舍先生也在《正红旗下》就写过这么一段随份子的无奈：“这些婚丧大典既是那么重要，亲友家办事而我们缺礼，便是大逆不道。母亲没法把送礼这笔支出打在预算中，谁知道谁什么时候死，什么时候生呢？不幸而赶上一个月里发生好几件红白事，母亲的财政表格上便有了赤字。” 份子钱 难道一直就这么猖狂吗 并没有，早在先秦，是主张“昏礼不贺”的，人们认为婚姻的目的是繁衍宗族，家家都有，人人必经，因此无喜可贺。 加上古代医疗条件、人们生活水平总体不高，所以不会像现代人这么高寿。等到儿女结婚，意味着父母的人生也就快到终点了，因此大家心中不免有些淡淡的忧伤，婚礼也就不宜庆贺了。 正所谓“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烛，思相离也。取妇之家，三日不举乐，思嗣亲也。” 还送啥礼啊，奏乐都不让，就坐那默默吃吧。 后来随着王公贵族奢侈堕落，率先在婚礼上奏乐、送礼，民间婚礼随礼风气渐渐流行。不过在明代以前，我国古人参加婚礼一般都不提倡送钱，而是提倡送实用的东东。 比如西汉赵飞燕转正成为皇后时，她妹妹送的礼物是：鸳鸯褥、云母七宝扇、孔雀扇、琥珀枕、龟纹枕、回风席、麝香等实用的生活用品。 消灭单身狗 朱元璋下了好大一盘棋 一直到明代，民间才开始流行随份子随钱的习俗。这要归功于明太祖朱元璋的创意。 朱元璋建立了“乡饮酒礼”制度，规定每年春秋，各地乡村要以每一百户人家为单位，聚在一起，大会饮酒，由乡里德高望重的老人率众乡民宣读誓词：“凡我同里之人，各遵守礼法……其婚姻丧葬有乏，随力相助”、“所用酒肴，于一百家内供办，毋致奢靡”（选自《礼部·乡饮酒礼》）。以此来培养民众的集体意识和互助精神。 他在晚年还向全国发布《教民榜文》，作为乡村治理的法令，其中有这样一段内容： “乡里人民，贫富不等。婚姻死伤吉凶等事，谁家无之。今后本里人户，凡遇此等，互相周给。且如某家子弟婚姻，某家贫窘，一时难办，一里人户，每户或出钞一贯，每里百户，便是百贯，每户五贯，便是五百贯。如此资助，岂不成就。日后某家婚姻亦依此法，轮流周给。” 意思是说谁家没有个婚丧嫁娶需要花钱的时候啊？乡里乡亲就要相互照应，团结才是力量嘛。以后谁家要有孩子结婚，同一里的人家每户出一贯或者五贯钱，这样一里一共一百户，加起来就是一百到五百贯钱，有这些钱买房买车不就都OK了？以后家家户户这么轮流支援，天下就再没单身狗了！世界美美哒！ 朱元璋的这篇榜文就是公认的中国份子钱的起源。从中可以看出，份子钱的本质是一种互助基金，有点像现在的社保或者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可以称其为“新农合份子钱”，或者也可以理解为以消灭单身狗为目的的古代公益众筹吧。 总之，朱元璋的榜文发布以后，份子钱渐渐成为中国人红白喜事的标配项目。 不被份子钱榨干 不足以谈人生 虽说随份子钱这个习俗传承自明清，但上升至人情债还是近百来年的事情。份子钱刚出现的时候就是一种带着祝福的民间融资，然而发展发展着就走歪了，成了沉甸甸的包袱。 清末时，家家户户都有一本礼簿。每逢接到婚嫁请帖，就要按照账目中的数字出份子。 到了解放初期，人们生活水平普遍不高，所以这阶段又恢复到简单送礼的时代，但凡遇到喜事就送块普通的布料。 五六十年代时，大家转而送印着大红双喜的暖水壶、搪瓷盆、棉被等日用品。 七十年代不需要吃婚宴，也不用给份子钱，新人结婚的话只用在亲友间通知一下就好了。 但改革开放后，随着商品经济观念加深，人们手上也有了闲钱，直接送钱的方式也为大家所接受，份子钱在此回归，并逐渐发展成为维护人际关系的一种方式。 红包里的金额也从八十年代的二十块一直升到现在的几百上千，短短三十年间份子钱已经翻了几十倍。 加上中国人的喜酒名目花样繁多，婚礼、丧葬礼、乔迁礼、祝寿礼、足月礼、升学礼……总之，被份子钱榨干，大概是每个成年人躲也躲不过去的人生吧。 写在最后： 有人说，在全民“陌生人”的时代，随礼凑份子不过是花钱买“安心”，拿到钱的人自然开心，彼此关系也得到“延续”，而这样的背后，是一场场颇具讽刺和玩味的假象关系狂欢。 我们不否认这类事实的存在，但也要承认，更多时候我们包在红包里、逐字编辑在聊天框里、或通过电话语音去诉说给对方的，真的是饱含温暖情谊和深深祝福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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