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楚的历史沿革

太史公曰：“然羽非有尺寸，乘埶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及羽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难矣。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而自责，过矣。”[ 《史记》卷七《项羽本纪》，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第338—339页。]司马迁在盛赞项羽灭秦功绩的同时，对其最终败亡的原因也作了深入剖析。秦汉之际的政治局势和社会变革，历来是学界探讨的重要问题。在亡秦必楚和承秦立汉的过程中，项羽及其建立的西楚，虽然最终身死国亡，但其历史地位值得重视。特别是西楚的具体情况和历史意义，太史公未多着笔墨，后代整体论述亦不多见，[ 研究亡秦必楚和承秦立汉的文章主要有田余庆：《说张楚——关于“亡秦必楚”问题的探讨》，《秦汉魏晋史探微（重订本）》，中华书局，2004年；李开元：《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之《秦汉楚间的王国》，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罗新：《从萧曹为相看所谓“汉承秦制”》，《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5期；陈苏镇：《汉代政治与〈春秋〉学》之《取守异术与亡秦必楚》、《论“承秦立汉”》，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第1—66页；王勇：《怀王之约与汉承秦制》，《史学集刊》2006年第2期，其中一些论述涉及西楚，本文多有参考。]故本文围绕西楚历史沿革作点综合分析。
　　一、存亡继绝与负约分封
　　太史公曰：夫《春秋》，“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 《史记》卷一三〇《太史公自序》，第3297页。]春秋战国时期兴起的“存亡继绝”思想深刻地影响着反秦斗争的进程，要讨论项羽负约分封，自立为“西楚霸王”，乃至最后的覆灭，还得先从“存亡继绝”说起。
　　陈涉首事，在王陈号张楚前，陈中豪杰父老说陈涉称王，《史记》载其述说的内容前后稍有不同：
　　《史记·陈涉世家》：三老、豪杰皆曰：“将军身被坚执锐，伐无道，诛暴秦，复立楚国之社稷，功宜为王”。[ 《史记》卷四八《陈涉世家》，第1952页。]
　　《史记·张耳陈余列传》：陈中豪杰父老乃说陈涉曰：“将军身被坚执锐，率士卒以诛暴秦，复立楚国之社稷，存亡继绝，功德宜为王。且夫监临天下诸将，不为王不可，愿将军立为楚王也”。[ 《史记》卷八九《张耳陈余列传》，第2573页。]
　　《汉书·张耳陈余传》则删去“存亡继绝”和“且夫监临天下诸将，不为王不可，愿将军立为楚王也”，[ 《汉书》卷三二《张耳陈余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62年，第1830页。]与《史记·陈涉世家》的说法近同。《史记·张耳陈余列传》所记陈中豪杰父老语，主要是为衬托陈涉与张耳、陈余的问对：
　　《史记·张耳陈余列传》：陈涉问此两人，两人对曰：“夫秦为无道，破人国家，灭人社稷，绝人后世，罢百姓之力，尽百姓之财。将军瞋目张胆，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为天下除残也。今始至陈而王之，示天下私。愿将军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国后，自为树党，为秦益敌也。敌多则力分，与众则兵强。如此野无交兵，县无守城，诛暴秦，据咸阳以令诸侯。诸侯亡而得立，以德服之，如此则帝业成矣。今独王陈，恐天下解也。”陈涉不听，遂立为王。[ 《史记》卷八九《张耳陈余列传》，第2573页。]
　　陈中豪杰父老认为，陈胜应“存亡继绝”自立为楚王，而张耳、陈余两人认为，陈胜应先“存亡继绝”“遣人立六国后”，以便诛暴秦后，令诸侯以成帝业。“王者不绝世”是悠久的传统，春秋战国争霸称雄又常以“存亡继绝”为名，[ 参见子贡与吴王问对，《史记》卷六七《仲尼弟子列传》，第2198页。]因而，秦破人国家，灭人社稷，绝人后世，被视作“无道”。为诛暴秦，反其道而用之，在历史条件和时代意识的交相作用下，“存亡继绝”似又成了不得不为的选择。司马迁不过是借陈中豪杰父老和张耳、陈余之口，说出了亡秦斗争中的“存亡继绝”思想。
　　然而，陈胜并未这么做，而是自立为王，号为张楚。陈胜的这种做法，实则是他不想只以楚王自居，“张楚”的旗号意味着他“欲张大楚国”，[ 关于“张楚”存有争议，可参见徐俊《“陈涉乃立为王，号为张楚”说》，《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5年第3期。]取代秦的帝业。因此，他不愿意看到他人“存亡国”、“继绝世”，称：“六国之后君，吾不能封也”，[ 孔鲋撰：《孔丛子·答问》，《丛书集成初编》，中华书局，1985年，第143—144页。]不仅未立楚后，内心还反对六国复立。如葛婴立襄强为楚王，后遭陈涉诛杀。武臣自立为赵王，陈王开始欲诛之。[ 《史记》卷四八《陈涉世家》，第1954—1955页。]可是，陈胜不但个人影响力实在有限，首事之初，还需诈称扶苏、项燕，并念鬼丹书“陈胜王”，而且实力有限，战斗力不强，所以，他既难以拒绝他人“存亡继绝”，不得不接受各国纷纷自立的既成事实，又不能灭秦取而代之，反遭秦的打击，六月即亡。[ 参见田余庆《说张楚——关于“亡秦必楚”问题的探讨》，第22—29页。]
　　当历史大势在“张楚”与“存亡继绝”之间摇摆之际，项梁起兵，首先做的是响应张楚，击杀秦嘉所立的楚王景驹。然而，当得知陈王定死，张楚政权覆亡后，项梁却采纳了范增的建议，立楚怀王孙心为楚怀王：
　　（范增）往说项梁曰：“陈胜败固当，夫秦灭六国，楚最无罪。自怀王入秦不反，楚人怜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也。今陈胜首事，不立楚后而自立，其势不长。今君起江东，楚蜂午之将皆争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将，为能复立楚之后也。”于是项梁然其言，乃求楚怀王孙心民间，为人牧羊，立为楚怀王，从民所望也。[ 《史记》卷七《项羽本纪》，第300页。]
　　在范增看来，陈胜失败的原因主要在于“不立楚后而自立”，未顺应“存亡继绝”的时势。而作为“世世楚将”的项梁，不仅有责任复立楚后，而且立楚后能凝聚楚地各派力量以亡秦。范增的建议无疑是有道理的，如果项梁继续走陈胜的老路，不仅很难团结各派力量合力攻秦，而且容易陷入孤立而亡的境地。于是，项梁放弃“张楚”旗号，走上了“存亡继绝”之途。然而，范增的建议却无远见，复立楚后，虽然表面上昭示天下：项梁并无私心，既能壮大楚国的力量，又有利于合诸侯之力以亡秦。但灭秦后，拥有绝对实力和功勋卓著的项氏难道还甘于楚王之下？因此，项梁复立楚后，虽有助于亡秦，却不利于成就项氏之业。
　　不过，项梁仅将怀王视作傀儡，他在薛召集诸将计事后，将怀王安置在东海郡淮水之滨的偏狭之地盱台，如此以来，怀王基本上不可能约束项梁，更遑论直接指挥反秦的斗争了。但怀王之立，很多旧楚人士势必团聚在他周围，从而形成与项氏对立的势力。[ 罗新：《从萧曹为相看所谓“汉承秦制”》，第80页。]如此以来，自立怀王之日起，怀王与项氏之间的矛盾就不可避免了。项梁败死后，怀王马上从盱台到彭城，并项羽、吕臣军自将之。怀王此举有北上领导反秦大业的目的，但主要用心恐怕还在于，利用项梁之死夺取原来牢牢控制在项氏手中的楚国军政大权。为了削弱项羽的实力，巩固楚王的权力和统治，怀王一方面拉拢其他实力派，如以吕臣为司徒，以其父吕青为令尹，以沛公为砀郡长，封为武安侯，将砀郡兵，另一方面逐步削弱项氏的权力和影响，如结交与项梁不睦的齐，听从齐使者的建议，认为宋义论项梁军必败，兵未战而先见败征，可谓知兵，因置以为上将军，位在项羽之上（项羽为鲁公、次将）。[ 《史记》卷七《项羽本纪》，第304页。]以沮军之将的宋义为上将军，是对项梁的否定。怀王试图通过此举剥夺项氏的军事主导权。更为重要的是，为了限制项羽进一步发展的空间，怀王听从身边“诸老将”的建议，以宋义、项羽等领军北上救赵，而遣沛公西略地入关，还与诸将约，先入定关中者王之，[ 《史记》卷八《高祖本纪》，第356—357页。]怀王如此安排，明显对项羽不公平。总之，项梁“存亡继绝”立怀王，以及怀王与项氏的矛盾，极大地阻碍了项氏的发展，为其覆亡埋下了祸根。
　　项羽当然不会坐视大权的旁落，他按项梁的原有思路行事，依然仇视齐，以“宋义与齐谋反楚，楚王阴令羽诛之”的名义诛斩宋义泄愤，从而夺取了军队的指挥权。此时，诸将皆曰：“首立楚者，将军家也。今将军诛乱”，而根基不稳的怀王不得不因使项羽为上将军。[ 《史记》卷七《项羽本纪》，第305页。]项羽夺取军权，并宣言项氏立楚，已开始否认怀王的权力，怀王对此却无可奈何。
　　项羽率领楚军和诸侯军击秦，屡战屡胜，成为诸侯上将军，诸侯皆属焉。不仅如此，项羽还立秦军降将章邯为雍王，此时刘邦尚在南阳，[ 《史记》卷七《项羽本纪》，第310页，卷八《高祖本纪》，第360页。]这不仅是对怀王之约的否定，还意味着项羽此时就以诸侯盟主自居，预备亡秦分封。然而，由于怀王的偏袒，刘邦先入咸阳，项羽陷入了尴尬的境地。项羽虽然立下灭秦的赫赫战功，却未能先入关中，如果严格遵守怀王之约，关东之地又皆“存亡继绝”复立故国，项羽就无地可王，当然心有不甘。特别是刘邦入关，不仅约法三章，获取秦人的拥护，还公开以关中王自居，秦人唯恐沛公不为秦王。[ 《史记》卷八《高祖本纪》，第362页。]项羽无疑更加忌恨，他凭借武力攻破函谷关，并引兵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项羽此举的用意可能是，耀武扬威，震慑刘邦和秦人，虽然刘邦和秦人大失所望，然恐，不敢不服。项羽强占关中后，“使人致命怀王”，本意是期待怀王承认既成事实而改约，但因怀王与项氏自来的矛盾，怀王并未屈从项羽之威，而是作出了“如约”的答复，这是项羽始料不及的。
　　于是，项羽与怀王的关系彻底破裂，“项羽怨怀王不肯令与沛公俱西入关，而北救赵，后天下约。乃曰：‘怀王者，吾家项梁所立耳，非有攻伐，何以得主约！本定天下，诸将及籍也’。”[ 《史记》卷八《高祖本纪》，第365页。]然而，项羽多少有几分贵族气息，甚至有些仁义，“恶负约，恐诸侯叛之”，他没有公然撕毁怀王之约，也没有废黜怀王，而是佯尊怀王为义帝，表面上如约，实则利用“霸者无强敌”的实力主持分王割地。[ 项羽分封可参见刘志伟《试论项羽的分封及其失败原因》，《河北省历史学会第三届年会史学论文集》，河北师院学报出版，1983年；文士丹《论项羽的“背约”、分封与“残暴”》，《江西社会科学》1986年第4期。]其理由是：“天下初发难时，假立诸侯后以伐秦。然身被坚执锐首事，暴露于野三年，灭秦定天下者，皆将相诸君与籍之力也。义帝虽无功，故当分其地而王之”，[ 《史记》卷七《项羽本纪》，第316页。]他虽然肯定了假立诸侯后“存亡继绝”的旗帜作用，但更强调反秦过程中的军功。这实质上是否认怀王之约，拒绝恢复七国旧秩序，凭借军功塑造新的王业和霸业。自从商鞅变法以来，军功封爵打破了世卿世禄的传统，日渐成为社会的共识。因此，项羽分封之举本身，得到了诸将的响应，史籍中亦未见此时社会普遍反对的记载。至此，“存亡继绝”完成了历史使命，历史又开始趋向于帝业的建设了。
　　二、分楚与王九郡
　　项羽分封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采取变通的办法，诸侯裂土，众建列国，主要按军功分封十八王。原则看似合情合理，但操作过程中存在诸多失误，实际利益分配又不公平，导致了项羽树敌过多。项羽分封的失误是其覆亡的导火索。
　　反秦斗争中，在“存王继绝”思潮的影响下，复立六国后，分别是楚怀王心、齐王市、赵王歇、韩王成、魏王豹、燕王韩广。灭秦之后，一方是六国故王，一方是在亡秦斗争中兴起的军功将领，仅靠“存亡继绝”由六国后王旧地，回到战国的格局，显然是不可能的。由于关东各地均以自王，按怀王之约，刘邦当王关中，这无疑形成了项羽等军功将领无地可王的局面。作为无强敌的霸者，项羽自然不会甘于旧王之下，但项羽仁义的性格，注定了他不会明火执仗地据地称霸。而是煞费心思地采取诸侯裂土、众建列国办法，分齐为临淄、济北、胶东三国，徙田市为胶东王；分赵为常山、代两国，徙赵王歇为代王；分韩为韩、河南两国，废杀韩王广；分魏为西魏、殷两国，徙魏王豹为西魏王；分燕为燕、辽东两国，徙燕王韩广为辽东王；分秦为雍、塞、翟、汉四国，徙本应王关中的刘邦为汉王；楚亦分为西楚、衡山、九江、临江四国，项羽自立西楚霸王，其他诸侯王皆是从项羽击秦有功的将领。将各国皆分割为数个国家，不仅保留了旧王，而且分封了亡秦立功的将领。项羽试图以此权宜之计，分散诸侯王的力量，以便日后各个击破，再造帝业。然而，如此裂土封王看似合理公平，又巧妙地避免了刘邦独王关中，但实际上因利益分配不均引发了诸多矛盾和不满。一方面，故王王于丑地引发了六国之后的反感，田荣起兵正因于此。另一方面，虽说王其群臣诸将善地，但是，具体就楚地而言，衡山王吴芮、九江王英布、临江王共敖王地狭促，且在西楚政权的卵翼之下。而项羽王九郡，实则霸占楚地绝大部分，分楚有名无实。因此，楚地三王对项羽的做法也是不满的，在楚汉战争中并未自始至终站在项羽这一边。此外，将刘邦迁为汉王，不封田荣、彭越，更是引发了他们的怨恨。
　　项羽看似一视同仁地将故国裂土封王，其中秦、楚之地还一分为四，其用意主要在于：扶植追随他亡秦的群臣诸将，限制故王和最大的对手刘邦。然而，项羽分封的失误相当明显。首先，将刘邦徙往巴、蜀之地，不在自己的控制范围之内，反而依靠秦人非常反感的三降将来限制和封锁刘邦，一旦关中有急，则鞭长莫及。其次，项羽不仅一再否认怀王的权力，还尽王故王于丑地，过早地抛弃了“存亡继绝”的口号，引起旧势力的不满。再次，王其群臣诸将善地，但项羽为建帝业，不可能广其领地而使其坐大，这些诸侯王很难在楚汉之争中给西楚强有力的支持。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过分打压刘邦，未优待地方实力派如田荣、陈余、彭越等，实则是树强敌。所以，项羽分封引起许多诸侯王不满，他们纷纷叛离。
　　项羽无疑是这次分封中的最大受益者，西楚九郡是诸王中版图最大、实力最雄厚者。而西楚九郡之目，《史记》、《汉书》阙载，早期史籍亦未见注解。自明清以来，争论颇多，先后有陈仁锡、全祖望、姚鼐、刘文淇、钱大昕、梁玉绳、张茂炯、泷川资言、周振鹤等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参见王先谦《汉书补注》卷一上《高祖纪上》，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13—14页；泷川资言考证、水泽利忠校补《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第211页；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55—257页。]不过，随着研究的深入，逐步达成了共识：西楚九郡为梁楚地之秦郡。下就三家颇具代表性的观点进行讨论。
　　全祖望最早以秦三十六郡来解释九郡之名，他认为西楚九郡分别是东海、泗水、薛、会稽、南阳、黔中、东郡、砀、楚郡。[ 全祖望撰，朱铸禹汇校集注：《经史问答》卷八，《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999—2000页。]而梁玉绳驳之曰：“然秦无楚郡，恐是误会《楚世家》之文。南阳、黔中，中隔数国，岂能遥属于楚？”[ 梁玉绳：《史记志疑》卷六《项羽本纪》，中华书局，1981年，第204页。]诚然，全氏认为“楚郡”属秦三十六郡是有问题的。《史记》、《汉书》未见秦郡名为“楚郡”者，秦灭六国后亦无以旧六国名称新置郡者，更何况“楚”字还犯秦始皇父庄襄王名讳，故秦代不可能存在“楚郡”之名。周振鹤先生以为楚郡乃陈郡之误，良有以也。另外，黔中郡是否为九郡之一亦缺乏根据。
　　钱大昕认为：“则（项）羽所有者，于秦三十六郡中，实得泗水、砀、薛、会稽四郡。而史称九郡者，据当时分置郡名数之也。高帝六年，以故东阳郡、鄣郡、吴郡五十三县立荆王，以砀郡、薛郡、郯郡三十六县立楚王，此二国即项羽故地。然则九郡者，泗水也，东阳也，东海也（即郯郡），砀也，薛也，鄣也，吴也，会稽也，东郡也。”[ 钱大昕著，方诗铭、周殿杰校点：《廿二史考异》卷六《汉书一·高帝纪》，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91页。]梁玉绳亦赞成其说。[ 梁玉绳：《史记志疑》卷六《项羽本纪》，第204页。]然而，钱氏此说，问题颇多。首先，秦汉之际，会稽郡尚未析置吴郡。《汉书·高帝纪》载：“以故东阳郡、鄣郡、吴郡五十三县立荆王”，注引文颖曰：“吴郡，本会稽也。”[ 《汉书》卷一下《高祖纪下》，第61页。]何焯亦曰：“当以会稽治吴，故得亦称吴郡。”[ 何焯：《义门读书记》卷一五《前汉书纪》，中华书局，1987年，第243页]秦汉时有将郡治名称作郡名的习惯。实际上，此两郡分置迟至东汉顺帝永建四年（129）。[ 《后汉书》卷六《顺帝纪》，第257页。]其次，钱氏所谓秦三十六郡中项羽仅有四郡，恐亦不确。秦始皇五年（前242），将军骜攻魏取二十城，初置东郡。[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24页。]东阿为东郡属县，[ 《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上》，第1557页。]属梁地，按《项羽本纪》：“（项梁）与齐田荣、司马龙且军救东阿，大破秦军于东阿”。又“彭越渡河击楚东阿，杀楚将军薛公”，[ 《史记》卷七《项羽本纪》，第301、327页。]东郡当为西楚九郡之一。再次，钱氏以秦汉之际乃至汉初所见之郡以释九郡之名，让人心有未安。如东阳郡和郯郡乃秦汉之际，甚至有可能在汉高祖六年才分置，以之实九郡之数不妥。[ 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第256页。]
　　周振鹤则将九郡考订为东海、泗水、会稽、东郡、砀郡、薛郡、陈郡、南阳、鄣郡。[ 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第255-257页。]但此说仍有不能肯定之处，如鄣郡，虽然历来被认为是秦三十六郡之一，但是，据相关考证，“秦无鄣郡，而楚汉之际则有之”，[ 钱大昕著，方诗铭、周殿杰校点：《廿二史考异》卷七《汉书二·地理志上》，第136页。]或认为鄣郡始见于汉初，至迟应为楚汉之际所设。[ 辛德勇：《秦始皇三十六郡新考（上）》，《文史》2006年第1辑，第27—28页。]项羽分封时是否有鄣郡之设仍可讨论。又如里耶秦简中新出现的洞庭郡和岳麓秦简中的江胡郡，[ “洞庭郡”相关研究参见周宏伟《传世文献中没有记载过洞庭郡吗？》，《湖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陈伟《秦苍梧、洞庭二郡刍论》，《历史研究》2003年第5期；赵炳清《秦洞庭郡略论》，《江汉考古》2005年第2期；周振鹤《秦代洞庭苍梧两郡悬想》，《复旦学报》2005年第5期。“江湖郡”相关研究参见陈伟《“州陵”与“江胡”——岳麓书院秦简中的两个地名小考》，“荆楚历史地理与长江中下游开发——2008年中国历史地理国际学术研讨会”，武汉大学2008年10月；陈松长《岳麓书院藏秦简中的郡名考略》，《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于薇《试论岳麓秦简中“江胡郡”即“淮阳郡”》，周运中《岳麓秦简江胡郡新考》，分见简帛网2009年6月18日，2009年9月12日。]秦汉之际是否仍置，具体在楚地何处？此外，王陵占据的南阳郡也很微妙，既不从汉，又不附楚，后项羽以其母胁迫王陵，更是导致其直接倒向刘邦。[ 韦一认为，王陵独居南阳，既不从汉，又不从楚，故项羽不得以南阳封人。《西楚九郡考》，《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3期，第59页。]这些都是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值得重视的是，据出土文献的记录，“泗水（泗川）”写作“四川”，“东海”写作“东晦”。[ 参见周晓陆《秦封泥所见安徽史料考》，《安徽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年第3期，第90—91页；王辉《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8辑，三秦出版社，2001年，第48—49页。]
　　综观这三种见解，求同存异，东海（东晦）、泗水（泗川、四川）、会稽、东郡（郯郡）、砀郡、薛郡六郡皆在西楚九郡之内，另外，陈郡为九郡之一也无疑问。如果按地域划分，这些郡属东、西楚和部分梁地。而衡山、九江、临江三国皆在南楚（详后）。据此，我推测项羽所王“九郡”应未含南楚之地，长沙郡、黔中郡、洞庭郡、江胡郡当皆不从属。由此看来，“九郡”另外两郡也当在东、西楚或梁地区域内。东、西楚另有鄣郡和南阳郡，梁地另有颍川郡。由于颍川郡先封韩王成，后又封韩王郑昌，颍川似非西楚九郡之一。而鄣郡，《续汉书·郡国志四》和《宋书·州郡志》并云丹阳“秦鄣郡”，当是有所本的。[ 《续汉书》卷二二《郡国志四》，第3486页；《宋书》卷三五《州郡志一》，第1029页。]而南阳郡，按《资治通鉴·秦纪》始皇帝十六年（前231）：“韩献南阳地。”胡注曰：“此汉南阳郡之地，时秦、楚、韩分有之。”[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六《秦纪一》，中华书局，1956年，第222页。]又刘邦取道南阳郡西入关中。[ 《史记》卷八《高祖本纪》，第359-360页。]可见，南阳郡部分地区属楚地，占有南阳地区又能保持对关中的压力，因而，项羽极有可能将南阳郡纳入西楚的封域。总的看来，我还是倾向于周振鹤的见解，西楚九郡分别是东海（东晦）、会稽、鄣郡、泗水（泗川、四川）、陈郡、南阳郡、薛郡、砀郡、东郡（郯郡）。
　　另外，项羽不使韩王成之国，与俱至彭城，废以为侯，又杀之。后以故吴令郑昌为汉王，以距汉，颍川郡实在项羽的控制之下。后英布叛楚，项羽又兼并九江之地。[ 参见韦一《西楚九郡考》，《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3期。]在楚汉之争中，西楚疆域也有盈缩变化。
　　三、居关中与都彭城
　　项羽放弃了居关中，而选择了王楚地九郡、都彭城。虽然这常被认为是项羽失败的重要原因，但从当时的局势看，项羽缺乏王关中的必要条件，其仁义的性格也注定了他未能依靠手中的强权，立即改变历史上形成的对其不利的因素，如怀王之约等。在项羽进入关中之初，
　　人或说项王曰：“关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饶，可都可霸。”项王见秦宫室皆以烧残破，又心怀思欲东归，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说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项王闻之，烹说者。[ 《史记》卷七《项羽本纪》，第315页。]
　　其实，项羽不是不想王关中，否则就不会因闻沛公破咸阳而大怒，更不会遣军击关而入。只是项羽入关后，既不能获得秦人的拥护，又不能得到怀王的支持，他缺乏王关中的基础和理由。在怀王之约的约束下，项羽不得已只好四分秦地，悻悻地离开了关中。
　　不居关中的另一个重要理由是，项羽部下将领和军队主要由楚人构成。项羽“心怀思欲东归”，与其说是富贵归乡的心态，不如说是楚地风俗和文化使然。在秦统一六国过程中，秦法和楚俗的冲突相当激烈。[ 参见陈苏镇《汉代政治与〈春秋〉学》之《秦法与楚俗》，第25—35页。]楚人对楚地风俗和文化的认同与留恋表现是相当明显的，如刘邦就国后，韩信说汉王曰：“军吏士卒皆山东之人也，日夜跂而望归，及其锋而用之，可以有大功。天下已定，人皆自宁，不可复用。不如决策东乡，争权天下”。[ 《史记》卷八《高祖本纪》，第367页。]刘邦实则是利用其部队中山东人（主要是楚人）欲东归的心态，复与项羽争天下。项羽部下的想法当然也是如此，因此，项羽居关中难以得到部下的响应与支持，于是他放弃了居关中而选择了东归楚地。另外，项羽东归或许与“东南有天子气”的谣传有一定的联系。[ 参见冷鹏飞《释“东南有天子气”——秦汉区域社会文化研究》，《北大史学（第4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6-32页；张灿辉《“东南天子气”之演生与江南区域政治格局的形成》，《株洲工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然而，项羽为何会选择都彭城呢？在楚国历史上，郢都先后是江陵、陈、寿春，况且陈是楚国后期的中心，后来还作为张楚的政权中心，项羽完全可以在此定都。而彭城主要是在反秦斗争中崛起的，先是景驹所在，后被项氏袭夺，再后来怀王从盱台移都至此，并开始经营自己的势力。在反秦过程中，怀王势力的不断壮大是不容小觑的。如前所述，怀王周围团聚许多旧楚人士，利用项梁之死夺取楚国的军政大权，拉拢其他实力派，结交与项氏不睦的齐国，削弱项羽兵权，不断巩固自身的实力。可以想见，在项羽击秦过程中，怀王必然会继续扩大自己的权势，以至于在项羽强占关中“使人致命怀王”时，怀王能作出“如约”的答复。因此，项羽东归并定都彭城，带有铲除义帝势力的目的。
　　当项羽之国，立即以“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为借口，使人徙义帝长沙郴县。在此过程中，可能经历一番激烈的政治斗争。据《史记·项羽本纪》载：“趣义帝行，其群臣稍稍背叛之，乃阴令衡山、临江王击杀之江中”，[ 《史记》卷七《项羽本纪》，第320页。]从“趣义帝行”来看，义帝并不愿意离开他精心经营有年的彭城，他也明白脱离根基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与此同时，项羽可能与义帝的支持者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义帝寄希望于臣下的保护而留在彭城，但迫于项羽强权威势，这些臣下并不能保全义帝。这时，义帝不得不远徙上游，并在途中遭杀害。值得注意的是，在楚汉之争中，彭城一再被刘邦轻易攻破，而陈下之战却是楚汉相争最后阶段的大决战，[ 关于陈下之战是否为楚汉之间最后阶段的大决战存有争议，参见陈可畏《楚汉战争的垓下究竟在今何处》，《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2期；施丁《陈下之战与垓下之战》，《再谈陈下之战》，分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8年第6期和2000年第6期；辛德勇《论所谓“垓下之战”应正名为“陈下之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1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施丁《陈下之战与垓下之战是两事——与陈可畏、辛德勇商榷》，《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1期。]陈的重要性凸显似表明：西楚虽然定都彭城，但是其政治重心可能在陈而不在彭城。
　　项羽定都彭城，有与义帝清算旧账，并欲取而代之的用意。但这种做法对项羽此后的发展是相当有害的。首先，驱赶义帝并使人诛杀之，是对项氏过去“存亡继绝”的否定，为诸侯反西楚提供了口实，项羽在道义上居于不利地位。其次，义帝经营彭城多年，而项羽久在外征战，彭城义帝的势力很难一时铲除。因此，在楚汉战争中，彭城对于项羽而言，并未发挥多大作用，两次被汉军轻易攻破。这固然与彭城并非险阻之地有关，但最主要的原因，恐怕还在于彭城可能一直存在与项羽貌合神离的势力。再次，定都彭城虽然方便项羽北上进攻田荣势力，但不利于防备和打击西北方向的刘邦和彭越。西楚重心过于靠近东南，缺乏险阻，运输补给要溯江河而上，殊为不易，不利于与西北争衡，项羽在形势上已略逊一筹。[ 参见李兴斌《项羽败亡之军事地理原因》，《军事历史研究》1990年第2期。]项羽王楚地、都彭城的失误使西楚初显颓势。
　　四、称帝与自立西楚霸王
　　项羽抛弃“存亡继绝”而称霸，象征着帝业塑造的开始，但帝业不可能一蹴而就。项羽为重建帝业而采取的步骤有：首先，削弱“存亡继绝”六国之后的势力，王故王于丑地，引发新王与故王的矛盾而相互攻杀，如田荣击走新齐王田都，击杀故齐王田市以及济北王田安，陈余和张耳的斗争导致汉灭赵，新燕王臧荼击杀故燕王韩广。不仅如此，项羽还废杀韩王广，另立亲信韩王郑昌。其次，立刘邦为汉王，王巴、蜀、汉中，另立秦降将为关中三王，以距塞刘邦，但此举并不成功。再次，项羽佯尊怀王为义帝，帝号的保留象征着新帝业的开始，怀王为帝意味着项羽称霸并未对怀王不敬。项羽称霸，霸业居于王业之上，使项羽保持了对新封诸王的压力，为取代义帝做好准备。
　　值得注意的是，项羽为何不称“楚霸王”或其他名号，而称西楚霸王呢？项羽分封，各国析土，楚地也应如此，更何况还有因反秦需要而设立的怀王，以及战功卓著的楚国将领，项羽不可能冒天下之大不韪王全楚，而只能王部分楚地。那么，项羽为何选择王西楚，都彭城呢？西楚具体又是指楚地的哪些区域呢？
　　既然项羽称“西楚霸王”，则此前已有“西楚”之名。但在先秦典籍中并无西楚的记载。楚国前期的郢都在江陵，按照方位一般而言，以彭城为中心的地域在其东方，是不可能称为“西楚”的。从文献记载来看，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向东扩张，纳入版图的淮泗近齐之地，称为“楚之东国”、“下东国”、“东国”。[ 《战国策·齐策、楚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365、424、564页；《史记》卷四〇《楚世家》，第1728页；《史记》卷四六《田敬仲完世家》，第1899页。]因而，“西楚”很有可能是战国后期楚徙都陈以后才形成的地域概念，是与东楚相对而言的。此时的东楚、西楚、南楚分别以吴、陈、江陵为中心，可作为参考的是目前所见最早记载楚地区域概念的《史记·货殖列传》：[ 中井积德《史记左传雕题》认为：“此西楚，其自号也，则地域任其所取，不得据《货殖传》作解。” 转引自泷川资言考证、水泽利忠校补：《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 第211页。不过，《史记》的出现与战国文化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胡宝国：《〈史记〉与战国文化传统》，《汉唐间史学的发展》，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29页），《史记·货殖列传》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参考文献。钱大昕则根据此记载，详细地分析了“三楚”的区域。“似彭城是东楚，非西楚。羽既都彭城，而东有吴、会稽诸郡，乃以西楚为号者，羽兼有梁、楚地，梁在楚西，言西楚则梁地亦兼其中矣。又据彼传，三楚之分，大率以淮为界。淮北为西楚，淮南为南楚，唯东楚跨淮南北。吴、广陵在淮之南，东海在淮之北，彭城亦在淮北而介乎东西之间，故彭城以西可称西楚，彭城以东可称东楚也”。钱大昕著，方诗铭、周殿杰校点：《三史拾遗》卷一《史记·项羽本纪》，《廿二史考异》附录一，第1375页。]
　　夫自淮北沛、陈、汝南、南郡，此西楚也。
　　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此东楚也。
　　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是南楚也。[ 《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第3267—3268页。]
　　只是在司马迁的说法中，江陵似未在南楚的范围内。不过，约三国时期的孟康曰：“旧名江陵为南楚，吴为东楚，彭城为西楚”。[ 《史记》卷七《项羽本纪》，第320页。]对于这两种说法，孟康云“旧名江陵为南楚”，但《货殖列传》以南郡属西楚；孟康云：旧名“彭城为西楚”，而《货殖列传》以彭城以东为东楚，看似抵牾，但仍可理解。《史记·货殖列传》主要按风土、物产划分区域，一般能较为长久地保持稳定，但其边界是模糊的；地方行政区划变迁在秦汉时期非常剧烈，常因政局变动而调整，但其分界是清晰的。司马迁在此以汉郡来指代传统的地域分野，严格的地方行政区划与模糊的地域边界之间难以吻合，古今皆然。江陵位于西楚与南楚的交接处，而彭城位于西楚与东楚的边界，因而会出现两属的情况。还值得注意的是，孟康云：旧名“彭城为西楚”，当主要是项羽都彭城，自立西楚霸王的缘故。
　　按《史记·货殖列传》的说法，“西楚”的范围主要是自沛至南郡，大致相当于秦郡薛郡、泗水郡（泗川、四川）、陈郡、南阳郡。南郡为西楚与南楚交接处，又封给了临江王共敖，秦汉之际可能主要属南楚。“东楚”的范围相当于秦郡东海郡、会稽郡，可能还包括鄣郡。另有梁地东郡和砀郡，合为西楚九郡。项羽王西楚、东楚及梁地两郡。既然如此，那为何项羽仅称“西楚霸王”呢？在我看来，第一，项羽三分楚地有其二，而楚地其他三王才有南楚之地，当已引发他们的不满，仅以“西楚”为名，避免激怒其他诸侯王。第二，东楚吴中是项氏起兵之地，在秦灭六国和反秦斗争中，东郡和砀郡与楚联系紧密，主要由项氏夺取，项羽可能将其视作项氏的根据地和功绩，理所当然地作为自己的领地，不容他人染指，更无必要作出说明。第三，楚汉之争中，无论是政治中心彭城、陈，还是项羽活动的区域都主要在西楚之地，因而，称“西楚霸王”其实是名至实归。
　　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带来了极大的消极影响。首先，项羽王于西楚，封域最大，不但引发诸王的忌恨，共谓项羽主宰分封不平，而且置身于斗争的中心，北有田齐，西北有三晋，西边有刘邦，南面的楚国三王亦有离心之势，项羽在楚汉之争中日渐孤立、左支右绌与此不无关系。其次，西楚之地缺少关阻险隘，亦无广阔的纵深地带和后方根据地，与西北争衡形势居下，胜不足守，败则易亡。再次，自命“霸王”，使人诛杀义帝，试图称帝之心昭然若揭，为诸侯王反楚提供了借口。项羽自立“西楚霸王”是其覆灭的一个重要原因。
　　五、楚汉之争与继楚承秦
　　项羽分封称霸是为了重建帝业，然而，诸王并列的局面注定帝业的再造必须经过一场残酷的斗争。项氏与怀王的矛盾，以及项羽在亡秦后处置的种种失误，不仅使项羽失去道义，而且树敌众多，西楚局势开始转下。刘邦正是利用项羽中心偏东，对秦地鞭长莫及，且陷于与齐地斗争的机会，复夺关中，东向与项羽争天下。刘邦利用地理优势与项羽相持，并利用项羽分封制造的矛盾，先后攻灭三晋和齐，拉拢彭越和英布，以王侯封地换取韩信、彭越等将领的支持，合力攻项羽，项羽终于兵败，[ 研究项羽失败的原因可参见阎盛国《二十年来项羽失败原因研究述评》，《高教社科信息》2003年第1期。]乌江自刎，身死东城。[ 近年来关于项羽死于何处掀起了激烈的争论，可参见张大可《项羽“乌江自刎”学术讨论综述》，《红河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
　　项羽败亡时，称“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太史公认为荒谬，但我认为有一定道理。项梁响应张楚的号召而起兵，张楚政权旋即败亡。此时，因陈胜败亡的教训，项梁很难重走这条老路，不得不采取“存亡继绝”的办法，继续率领楚地的力量亡秦。项氏与怀王不可调和的矛盾，导致项羽此后的发展受到相当大的限制，而刘邦却收取渔翁之利，此天不佑项羽一也。王六国后和怀王之约导致项羽无地可封，所谓兔死狗烹，项羽不可能居于怀王之下而等待宰割。因创立了不世之功，项羽也不可能退隐江湖，而只能分楚而王。项羽与怀王的矛盾注定项羽不可能优待怀王，帝业的再建也注定项羽必将取代义帝。王楚而谋诛义帝，失道义于天下，更给人以口实，此天不佑项羽二也。帝业再造不得不为，项羽在分封中就已谋划夺天下。但项羽王于楚地，既无山川形胜，又四处树敌，更为重要的是，为王关中而失秦地民心，关中三王又无法钳制刘邦，致使项羽不仅没有充足的时间剪除六国诸王，过早地陷于楚汉之争，反而给刘邦提供了消灭弱小诸侯的难得机会，此天不佑项羽三也。项羽出身于破落的贵族家庭，自身习气与战国贵族相近，其性格的弱点，如仁义等，也是其败亡的重要原因，此天不佑项羽四也。因此，在楚汉之争中，虽然项羽屡战屡胜，但日趋穷蹙，实际是形势逐渐离项羽而去，其中很多因素是项羽不能选择和左右的，或可谓“天亡项羽”。
　　虽然项羽、刘邦皆楚，但楚汉之争的胜负却关系到中国历史的一次重要选择，是继楚，还是承秦。项氏立制以楚旧制为核心，刘邦初期建制也循楚制。但项羽分封后，刘邦王于秦地，是秦地政权的延续，他所承用的自然也应是秦制。所以此后，汉政权开始逐步转依秦制，如刘邦集团所颁赐的爵位中，楚爵极少出现，楚官亦大多废除，三公九卿制等官职明显沿袭秦制，汉还承续了秦的律令制，秦地方行政制度很多方面也都延续了下来等。[ 参见李开元《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第39—41页；罗新《从萧曹为相看所谓“汉承秦制”》，第79—83页；卜宪群《秦制、楚制与汉制》，《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1期；王勇《怀王之约与汉承秦制》，第20—21页。]特别是楚汉战争，促成了汉制与楚制的脱离。[ 罗新：《从萧曹为相看所谓“汉承秦制”》，第82页。]刘邦据秦之地，用秦之人、承秦之制是他战胜项羽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陈苏镇：《汉代政治与〈春秋〉学》，第35—66页。]另外，为了争取韩信、英布等人的支持，刘邦让他们王于楚地，汉依旧以关中为根本，关中习惯秦制，汉政权已不可能再回归楚制。因而，楚败汉胜致使历史选择了承续和发展了秦制的汉制。从西楚的历史沿革来看秦汉之际这段历史，又回到了田余庆先生《说张楚》一文所指出的：“秦楚之际风云诡谲，事态纷纭，他昭示于后人的历史结论，一是非张楚不能灭秦，二是非承秦不能立汉。”[ 田余庆：《说张楚——关于“亡秦必楚”问题的探讨》，第28—29页。]
　　　                                                 作者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