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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史杂识之 楚怀王心的历史地位述略 菜九段 秦楚之际，楚怀王心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的骤然发达与迅即陨落，都与历史的演进丝丝入扣。其曾经尊崇无比的外在地位，与其毫无实力支撑的虚弱本质形成了一个巨大反差。这种反差使得楚怀王心不仅在当时，而且在两千年的历史叙述中受到有意无意地忽略、冷淡。在时下的一些影视作品中，他甚至被演绎成一个白痴，用以衬托项羽的不凡业绩。然而一旦深究历史，就会发现，没有楚怀王心的努力，反秦大业的胜利是难以想象的。于是，在楚怀王心的历史功绩与他受到的冷遇之间，又形成了一个巨大反差。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楚怀王心本身的历史地位此前肯定是被低估了。那么，对于这样重要的历史人物，就有必要梳理其与历史的相关节处。现根据《史记》相关记载，略论如下。 一、时局的需要，楚怀王心 被动地登上历史舞台由陈胜点燃的席卷全国的反秦烽火，本来与楚怀王心无涉。陈胜失败后，项梁继起，成了旧楚之地的反秦中坚。尽管项梁在楚地军事上占压倒优势，但政治上还不能名正言顺地让各路武装听从号令。陈胜死后，广陵人秦嘉拥戴景驹为楚王一事，即可为证。项梁扑灭秦嘉部后，正名问题仍悬而未决。在确认陈胜已死的情况下，项梁召部将会薛（今山东滕县东南）议大计，范增往说项梁曰：“陈胜败固当。夫秦灭六国，楚最无罪。自怀王入秦不反，楚人怜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也。’今陈胜首事，不立楚后而自立，其势不长。今君起江东，楚蠭起之将皆争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将，为能复立楚之后也。”[1]不论此话时否有失偏颇，但可以肯定，其代表了相当程度的社会心理共识。也正是这种共识，使得楚地的反抗不可遏止。而此前局面之乱，也是由于陈胜死后楚地反秦武装各自为战，缺少一面有号召力的旗帜所致。以项梁实力之雄，亦自忖不能不从民望。所以范增此计一出，便即被采纳。于是，楚怀王心便被项梁派人找到并拥戴为楚怀王。当时，他只是一个沦落民间的牧羊人，无倚无傍。项梁扶持他的目的只是为了能更好地号令楚地。关于这一点，可以从项梁对楚怀王心的安置上看出端倪。 项梁让楚怀王心在盱台（今江苏盱眙）建都，另封三县给陈婴，令其为楚上柱国，相当于宰相之职，佐怀王。陈婴初起东阳（今江苏盱眙东南）时拥众二万，项梁渡江之后，陈婴就归附了项梁。项梁八千子弟击秦，得陈婴归附而实力大增。封陈婴为上柱国，算是对其归附的酬谢。而将其留在盱台，即有不让他再干预军队的意思。盱台为项梁渡淮前的势力范围，怀王定都于此，就无法与前线将领有所沟通，可以看作为落入项梁的掌握之中。与此同时，项梁自号为武信君，而这个称号，根本不需怀王任命。从这一点可以看出，项梁立怀王之举，纯属一种政治投资。但由于怀王之立，项梁的事业才算名正言顺与陈胜事业有了继承关系。楚怀王心从一个不名一文的牧羊人，身不由己地成了楚王，此前什么功劳也没有。称王后的一段时间里也是与时局悬隔，无所事事。但项梁立怀王的政治投资，很快就从战场上收到效益了。怀王定都盱台之后，楚地没有了政治纠纷，内閧现象销声匿迹，以项梁为首的楚地武装可以全付精力投入对秦作战。楚军在东阿、濮阳一带接连重创秦将章邯，又在雍丘斩秦将李由，取得了一连串的大胜。而在这之前，以项梁为首的武装还从未取得对秦将章邯的作战胜利。从此，楚地成了对秦作战并大大消耗秦军主力的主战场。怀王虽未预其事，但这一连串的胜绩，都是确立了怀王名号的后果。也可以说，楚怀王心对这一阶段的反秦事业起了间接的促进作用。 二、时局转换，怀王心主动承担历史重任 楚怀王心对历史真正产生影响是项梁死后的事情，时间是秦二世二年九月，距其称王仅三月。因连续胜秦，项梁产生了轻敌思想，被得到增援的秦将章邯击败身死。形势急转直下，大有陈胜失败后的景象。司马迁的记录很耐人寻味：“章邯已破项梁军，则以为楚地兵不足忧，乃渡河击赵。”[2]项梁虽死，怀王尚在。以章邯之奸猾，怎么会作出这种推断，又怎么会放弃趁虚擒获楚王，一举平息楚地的大好良机。答案也许是，章邯清楚项梁立怀王的动机及怀王的真实处境。实力人物项梁一死，对秦廷而言，即为巨魁已歼。[3]怀王作为一种摆设，将旋即退出历史舞台，群龙无首的楚地反秦武装或许立刻就要为名位诸事大起内閧而无暇攻秦。应该说，这种推断不算离谱。当时除了新立国之间有纷争，各国之内也有争执。早先的项梁击秦嘉之战，就是这种性质。如果怀王不挺身而出，章邯的如意算盘或许就能如愿以偿。 楚怀王心原本只是项梁反秦借用的一个幌子，一个傀儡。项梁不仅操纵怀王，而且也是楚地的主心骨。项梁败亡，楚军主力受剧创，楚地震恐当无可置疑。失去操纵的怀王就此隐退，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对他来说，回到原先一文不名的状态，并不是件困难的事。但怀王在其位而谋其政。他立即移都彭城，走到历史舞台的正中央，并导演了一场威武雄壮的大戏。 项梁当初立怀王的这一着闲棋，至此方显示出极大的威力。《史记》刘、项二本纪在提到怀王徙都一事时的措辞统一为“怀王恐”，但其从远离战线的盱台，前往贴近战线的彭城，实在看不出与“恐”有何关联。班固看出这是个问题，于是他在《高帝纪》中的措辞为“沛公与项羽方攻陈留，闻（项）梁死，士卒恐，乃与将军吕臣引兵而东。徙怀王自盱台都彭城。”经此一改，楚怀王心迁都彭城一事，就由主动变为被动。应该说，班固的叙述只是顺延《史记》二本纪，而曲为弥合，但不是事实。怀王之徙彭城，完全是自主行为，有《史记》本纪、《月表》及《黥布列传》为证。若其为他人所令而迁都，则又如何能并吕臣、项羽军自将。大概司马迁也感觉到这个事实与“恐”实在拉不上关系，因此他在《秦楚之际月表》中的论述为“项羽恐”。这个结论，才接近事实。同为《月表》，只记载了“项羽恐”，唯独没有说沛公恐。或者司马迁为汉臣，在这里要给老皇帝留点面子。但沛公肯定也是恐的，否则他怎么会与项羽达成退兵的共识。而从司马迁“（沛公）还军从怀王”[4]的措辞中，亦能感觉到这个恐字。在刘、项、吕都恐的情况下，如果怀王再恐，则楚地难以复振。故怀王恐一说，不能成立。当时刘邦、项羽及吕臣俱引兵在外，得项梁死讯后，相约退保彭城。这个事实确实可以用恐来形容。因为刘、项二人俱拥劲旅，且有丰富的对秦作战经验，在得知项梁失利的消息后，竟然没有拦截他们两人手下的常败将军章邯，任其北上击赵。楚人军心之涣散惶恐，由此可见一斑。此时不恐者，唯楚怀王心一人。也多亏了怀王迁都彭城，并出面担当起指挥重任，立即安定了军心，才使得楚地重新获得安定，也化解了可能出现的群龙无首局面。就在重新确立楚国权威的同时，楚怀王心亲手拉开了亡秦的序幕。 出山后，楚怀王心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并项羽、吕臣军自将之”。项羽为项梁之侄，部下兵马当不少；吕臣系陈胜旧将，项梁军有相当部分由吕臣部组成。有了这两支主力在握，怀王才真正能左右楚国的局势。随后怀王对楚的一些重要人物作出了任命：封吕臣为司徒，吕臣父吕青为令尹（相当于首相）；项羽为长安侯，号为鲁公；沛公刘邦为武安侯，为砀郡长，将砀地兵。又将一般的臣子宋义提拔为上将军，统领诸将。这个宋义无尺寸之功，又无自己的军队，只因预言了项梁之败而名重一时。怀王令宋义为上将军的做法，与当初项梁虚尊自己为楚王的用意相通，不过是为了便于控制而已。必须指出，怀王以吕臣之父吕青为令尹事甚有谋略。这样一来即可能笼络住吕臣。而笼络住吕臣，意义深远。吕臣是陈胜时期的老将，有吕臣归心，对于巩固怀王来之不易的权力大有助益。而封吕青为令尹一事，也可以看作为是对剥夺吕臣军权的补偿。这个吕青后在楚汉战争末期降汉，受封为新阳侯。其降汉之前为楚左令尹，看来项羽对其也较依重。[5]怀王授寸功未有的吕青高官，其目的是通过拉住吕臣，以期因此笼络楚地武装的旧骨干，维系陈胜之统。看来，对于这层关系，怀王及日后的项羽的心意是相通的。所以，重用吕氏父子，是一个能否有效掌权的关键性步骤。 项梁主力的溃败给楚怀王心提供了登上历史舞台的机会，而怀王本人是很想有一番作为的。经过怀王的调整，楚国上下气象焕然一新，臣下之间的关系也得到了很好的协调。刘邦与项羽也在此期间约为兄弟。[6]这是楚国内部团结的一个重要标志。因为刘、项两部是楚地最能作战的武装，两人关系密切，有助于下一步作战目标的实现。怀王肃整了内政之后，并没有致力于偏安一隅，而是立即部署了对秦作战。这在经历了项梁新败的楚国来说，没有一定的魄力和能力，是难以想象的。须知，经过项梁大败，楚国元气大伤，非但不能与陈胜盛时相比，即比之于项梁盛时，也大大不如。而就在这种楚地势力大不如从前的情况下，怀王却作出了对秦决战的决断，并以胜利而告终。就此论之，其功劳也难以限量，其历史价值也正在于此。让我们来看看楚怀王心是如何完成这一伟业的。 在用兵方面，楚怀王心的出身与项梁根本无法相提并论。项梁出身将门，反秦以前，就阴以兵法部勒宾客，军事一道是其强项。而怀王原本为人牧羊，根本谈不上有什么军事才能。但他对最后的亡秦决战部署上，却井井有条，可圈可点。他部署了两条战线，其一是救赵，其二是西征。救赵是当时局势的焦点，西征则是楚亡秦决心之体现。最后正是由这两路人马，完成了灭秦大业。楚怀王心的功绩还不仅仅在于作了如此部署，更重要的功绩是为这两线作战安排了合适的人选：宋义与项羽率主力救赵，刘邦率所部西向入关。还特别约束诸将入秦毋暴掠。这一点也很重要且有远见，并体现出宽广的胸襟。当时项羽就不愿意受宋义节制，愿与沛公西行入秦报秦杀其祖及叔父之仇。怀王拒绝了他的这一请求，[7]而项羽也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因为怀王的祖父、战国时代的楚怀王就是被秦害死的，楚最终也为秦所灭，怀王对秦的仇恨决不在项羽之下。如果怀王立志血债血偿，也是合情合理的，但他没有这样做，却选择了以德服人、以仁服人之策。尤其值得称道的是，怀王为这两路人马安排了最合适的人选：坚韧不拔的刘邦率弱旅攻秦，刚猛无俦的项羽随主力救赵，这种安排至关重要。假如把两个角色颠倒一下，恐怕两路俱不得奏功。那么，中国历史恐怕就要重写。 楚怀王心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集中体现在对刘邦军的安排上。众所周知，刘邦军最后的战略目标是入关灭秦，他也完成了这一使命。但其初始阶段的任务并非单纯攻秦，而是担负着更为艰巨的任务。这些任务包括：拱卫楚都、为援赵楚军开辟道路。这些任务已为后人所忽略，但细考刘邦最早出击的战争线路，就可以清楚地辨认出来。依《高祖本纪》，《秦楚之际月表》，综合有关传记，刘邦正式西进前的战争线路大致如下：发于砀至安阳（今山东曹县东）、[8]成武（今山东成武），再由成武至亳南（今河南商丘东南），[9]再至成阳（今山东菏泽东北）、杠里（今山东省甄城一带），再至昌邑（今山东金乡西北），再至栗（今河南夏邑），再至高阳（今河南杞县西南）、陈留（今河南开封东南陈留）、开封，再至白马（今河南滑县东）。[10]时间长达六个月，而且战争路线是一忽由南向北，一忽由北向西南，一忽由西南向北，一忽又由北转向东南，一忽又再向西。之所以要这样来来回回地折腾，皆由于楚国军力倾巢出动，全力救赵并与秦决战，势必国内空虚，而楚都彭城附近仍有秦的军事存在，其安全大为可虞。所以刘邦部作战几度，又回到原来的起点，这是楚国捉襟见肘的处境决定了的。而这种战略意图应该说相当高明。应该指出，项羽的援赵军在投入对秦决战前，几乎没有任何消耗，这完全归功于刘邦部忠实地贯彻了怀王的合理调度。而刘邦部以极少的兵力完成了如此繁重的任务，除了本部作战能力强之外，也是怀王指挥有方的结果。 司马迁没有交代楚怀王心在派出两路人马之后还有什么作为，但从入关的楚军构成来看，他还是不断派出人马击秦。这些人马是，楚柱国共敖和番君吴芮，他们的作战方向是从南郡向秦进攻。项羽分封时，以共敖定秦南郡之功立其为临江王，[11]则共敖之攻南郡当是楚援赵、西征以后的事。而番君将梅鋗于秦二世三年七月与击武关的沛公军会合，[12]估计他也是从南郡方向向北渗透的。则吴芮或与共敖一样也是攻秦南郡的楚军。这两支军队应该都是受楚怀王派遣的。那么，怀王在安排了项羽的北面、刘邦的东面攻秦之外，又安排了共、吴二人的由南包抄的一路攻秦战线。可见他自始至终都在派兵击秦，没有为自己留下军队作为私人武装。从中不难看出他不遗余力的亡秦决心。 除了调度本国人力外，楚怀王心还表现出善于利用各地旧势力为楚国的战略目标所用。如他支持魏豹、韩成人马击秦，就是为了有效地牵制秦军，与楚国的最终目的相适应。《魏豹彭越列传》称：“楚怀王予魏豹数千人，复徇魏地。”《韩信卢绾列传》称：“项梁败死定陶，（韩王）成奔怀王。”韩王成奔怀王的目的，无非是为了求得增援，继续战秦。日后，楚将沛公西征至韩地，便与已在旧韩之地的韩司徒张良配合作战。[13]从效果上看，魏韩两股武装都有效地牵制了秦军，其中魏豹还在旧梁地得二十余邑，立为魏王。[14]楚怀王当政时，值楚新败，急需有同盟军对秦袭扰。魏豹的存在，正满足了楚的这一需求。楚怀王遣魏豹时，或赵已来求援，此时魏豹对秦的袭扰就更有意义。应该说，这些友军的存在，对于楚国完成灭秦大业是有帮助的。 三、时局的发展，楚怀王心沦为个人野心的牺牲品 尽管楚怀王心曾作出了决定天下命运的战略决策，也尽管他“先入定关中者王之”的号令受到天下的遵奉，然而，到了项羽降服秦军主力之后，一个新的权力中心迅即产生。项羽杀宋义夺取援赵楚军的军权，是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怀王因控制不了局面，只得任命项羽为楚上将军。而从项羽破秦于钜鹿，为诸侯共立为诸侯上将军之后，历史进程就完全掌握在项羽手中了。于是怀王的处境就有点靠不住了。正由于此，日后刘邦数落项羽十大罪状时，就将项羽援赵功成不还报怀王一事列为第三大罪状。[15]怀王的致命弱点就是没有一支私人拉起来的军队。他的称王是时局需要，而他的失势也是时势发展的必然结果。项羽威慑诸侯之后，怀王实际上就已丧失了号令天下的地位了。各国诸侯已唯项羽马首是瞻。此时怀王的存在，对于欲称霸宇内的项羽来说，不啻是绊脚石一块。怀王曾经发布的约定也成了刺眼之物。对于刘邦因先入关灭秦而应该享有的称王关中的权利，项羽根本不予理会。他一闻说刘邦欲称王关中，就立刻发出火并的号令。鉴于刘邦的一再委屈忍让及刘项二人的历史渊源，加上刘邦拱让出王关中权利，项羽才过放刘邦不杀。尽管如此，项羽在蹂躏关中的同时，仍将灭秦情况向远在彭城的楚怀王心通报。其用心无非是让怀王自行改变原先的约定，作出对项羽有利的解释。此时的楚怀王心，并非不知项羽已不复可制，但他不愿失信于天下，仍令项羽如约。即着刘邦王关中，并不得在关中行虐。怀王的固执，令得势的项羽大为光火。于是他虚尊怀王为义帝，从而将怀王发号施令的权利束之高阁。不难想见，在项氏势力极度膨胀的当时，做出上述决定需要何等的勇气啊。最善于抓人性闪光点的司马迁，恰恰对楚怀王心这点可以大书特书的凛然不畏强暴的特质没有做足文章，无论是对后人还是他本人，这都是不小的损失。 在君臣名份不容相乱的历史条件下，想以粗暴的方式将楚怀王心逐出历史舞台，显然是行不通的。但用诡计或许能得逞。当然，项羽不理会怀王号令的行径，对别的诸侯也就罢了，但对楚国将士一定要有个交待。此时的项羽绝非如后人心目中那样厚道，说他十分阴毒也决不为过。项羽对诸将声称：“天下初发难时，假立诸侯后以伐秦。然身被坚执锐首事，暴露于野三年，灭秦定天下者，皆将相诸君与籍之力也。”诸将皆曰：“善。”[16]注意，这段话不仅是项羽提出的废黜义帝的借口，而且也极可能是日后楚怀王心功绩不被重视的理由。项羽别有用心的一番话不仅在当时，而延续到现在，都把怀王的历史作用一笔勾销了，但却不是事实。如果公正地对待历史，就应该承认，楚怀王心是楚国战略路线的制定者，而刘、项不过是路线的执行者而已。不能因为路线得到出色的执行，就将制定路线者的功劳一笔勾销。这样做等于说，与路线的执行者相比，路线的制定者毫无功劳可言。照此推论，一幢宏伟的建筑杰出，功劳只属于施工队长，与设计师无缘。这种逻辑显然不能为人接受。但这种逻辑用在楚怀王心身上，居然为世人所接受。不知是项羽的一番轻描淡写让世人上当两千年，还是人们的思维方式已习惯于对强者的服从，楚怀王心的功劳就这样被埋没了。 虚尊楚怀王心为义帝之后，项羽还不能随心所欲。因为义帝名份的存在对他始终是一个制约，他王刘邦以汉中、巴、蜀，就是曲解王关中之约的折衷方案。对于义帝，项羽只给了一块偏远之地，将其放逐。义帝失势后，其臣下纷纷离去另择高枝。这些人可以指认的有叔孙通、[17]陈婴、吕青，[18]或者还有吕臣，这使得他的境遇相当凄惨。尽管如此，项羽还是不想放过他。项羽对义帝的顾忌，除了政治上的短视因素外，义帝存在的本身，对项羽的权威构成潜在威胁也是重要原因。于是，在义帝归封的路上，项羽布置了暗杀行动。最初，他指使临江王共敖及衡山王吴芮动手，但未能如愿。估计共、吴二人不愿对故主行不义。最后，项羽只得指使九江王黥布执行杀害计划。后者也照项羽的指令做了，于是楚怀王心终于结束了悲惨而辉煌的一生。有关义帝被杀的时间，《史记》的记载有好几种，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大概是将项羽发布命令的时间与命令最终执行的时间搞混了。但在大局已定的情况下，时间的早迟只是枝节，而义帝的命运已是无可更改的了。 义帝固然死于非命，但他的死也使项羽在政治上背上杀主不义之名。这样一来，不仅将他的灭秦之功抵销殆尽，也为政治对手刘邦提供了号召天下共击楚的最佳理由。日后，刘邦击项羽时，首先以讨弑逆怀王心为出师之名；历数项羽十大罪状中，有六条与怀王心有关；[19]讨平天下后，又立即下诏曰：“楚地已定，义帝亡后，欲存恤楚众，以定其主。齐王信习楚风俗，更立为楚王。”[20]比之刘邦日后为陈胜等无后先贤定守冢人户，他早年的旧主楚怀王心的地位要高出众人其多。这或许与楚怀王心的历史功绩是相称的。《通志·氏族略六》曰：“楚怀王孙心，都郴，其后遂为郴氏。”《史记》明言怀王心无后，这种由无后而有后的结局，或也是朝廷的安排。据《史记集解》引汉人文颖说：“郴县有义帝冢，岁时常祠不绝。”文颖为汉末人，果如其言，则对楚怀王心的祀祭持续了两汉的全过程。由此看来，刘汉皇室对怀王心的盖世奇功是相当尊崇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楚怀王心的在历史舞台的出场与谢幕，都为历史进程的演化印上了深深的痕迹。 楚怀王心虽死，对其功绩的争论，自古以来时有所闻。反对者所依，基本上就是持项羽的观点。而称怀王为天下贤主者，也历代不乏其人。为其立碑者有之，为其私撰本纪者有之，为其未被司马迁立为专传而叫屈者者有之。尽管欲为楚怀王心正名的人占少数，但他们确实是正确的一方。毕竟历史功绩的大小有无，不是看前贤给出的结论，而是要看具体事实。楚怀王心的历史事实究竟怎么样，本文所述基本上都陈列了。是耶非耶，读者自会得出结论。 附注 [1][2][6][11][16]参见《项羽本纪》 [3]参见《秦始皇本纪》 [4]参见《秦楚之际月表》 [5][18]参见《高祖功臣侯者年表》 [7][12][13][15][19]参见《高祖本纪》 [8]参见《傅靳蒯成列传》 [9]参见《樊郦滕灌列传》 [10][8][9]以外地名均参见《高祖本纪》 [14]参见《魏豹彭越列传》 [17]参见《刘敬叔孙通列传》 [20]参见《汉书·高帝纪》 2017年湖南郴州组织《义帝熊心》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收入本文。 其实，在此基础上升级的《生为亡秦楚义帝》更适合刊载。另外本文的附篇《寻找楚怀王》也很适合，没有收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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