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2 - “身体不是天生的；它们是后天制造的。和符号、语境及时间一样，身体被彻底改变了性质。” 文｜唐娜·哈拉维 身体生产的装置：参与的技术 - 生物政治 文｜唐娜·哈拉维 译｜陈静 摘自｜《类人猿、赛博格和女人》 原发于｜上河卓远文化 - 声明：刊发已获授权，转载先请私信联系 - 那么，身体不是天生的；它们是后天制造的。和符号、语境及时间一样，身体被彻底改变了性质。20世纪晚期的身体不是从浪漫主义中理论化的内部和谐规则发展而来的。它们也不是在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领域内被发现的。没有人天生是女人，西蒙娜·德·波伏娃正确地坚持这一论点。需要用后现代主义的政治-认识论领域来坚持德·波伏娃这一论点的联合文本：没有人天生是有机体。有机体是后天制造的；它们是一种改变世界的构造。有机体边界的构建，即免疫学话语的工作，对于工业和后工业时代的人们来说，是疾病和死亡经历的特别有力的调解者。 在这个过于武断的语境中，我将讽刺地——而且不可逃避地——建立一种构建主义的概念，作为一种分析手段来追求一种对居住在宇宙中的单位、自我和个人种类的理解，这个宇宙是由免疫系统话语构建的：这种概念工具，即“身体生产的装置”，先前在第197~201页（原著）被讨论过（King，1987b）。科学身体不是意识形态的构建。身体总是在根本上具有特定历史性，因此它们有着一种不同的特殊性和有效性，而且，它们引入了一种不同的参与和干涉。这种“材料-符号执行者”的概念意图强调知识对象，将其作为身体生产装置的一个积极部分，而从没有隐含过这些对象的即时存在，或者同一回事，它们的最终或独特决定，在特定的历史转折点上决定什么可算作生物医学身体的客观知识。身体作为知识的对象，是材料-符号生成的节点。它们的边界在社会互动中变得具体起来，如身体之类的“对象”不会那样预先存在。科学客观性（对象的位置和视野）不是与分散的发现有关，而是与相互的、总是不平等的构建有关，与承担风险有关。各种竞争的生理身体出现在以下这些事物的交叉点上：生物学的研究、写作和出版；医学和其他行业的实践；所有种类的文化生产（包括可用的修辞和记叙）以及技术（如形象化技术，使色彩强化的杀手T细胞和发育胚胎的私照进入每家中产阶级的高亮艺术相册里）（Nilsson，1977，1987）。 但同样被引入那个交节点的，是积极地交织在文学价值生产中生动语言的相似物：一个世界的土狼化身和多变化身，作为风趣的行动者和执行者。或许在后现代框架的技术生物政治中，我们对可解释性的希望依赖于重新修正这个作为编码骗子的世界，它是我们必须学会对话的对象。和受到强调的蛋白质一样，我们这个世界可能是彻底改变了性质，但是它的必然性一点也没有减少。所以，当20世纪晚期免疫系统作为身体生产精密装置的一种构造时，免疫系统和任何其他改变世界的生物医学体——如细菌——都不是一种虚无的幻想。土狼不是一种鬼魂，它只是一个多变的骗子。 下表中对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80年代身体的生物医学生产的两个历史时期进行了抽象化和二分化。该表强调了在这个世纪中科学身体构建的可能竞争的认识论、文化和政治方面。该表本身是一个传统的小机器，来生产特定意义。它不是一种描述，必须作为一个论点来解读，而且是一个依赖于意义生产的可疑技术——二分法的论点。 在此表格的右栏中不可能看到诸如“自然的”之类的词条，这也是颠覆左栏中的自然地位的一种意识。从18世纪到20世纪中期，性别、种族和阶级的伟大历史构建被包含在女人、殖民或奴隶以及工人的有机标记的身体内。对于普通未标记的人种，即一个连贯主体的虚构理性自我来说，那些栖息在有标记身体内的构建是符号上的他者。有标记的有机身体是文化和政治竞争的关键场所，对解放的身份政治语言和统治系统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这些系统利用广泛共享的自然语言，作为文化挪用的来源。例如，在英国和美国19世纪中产阶级医疗建议文学中的性征化身体，以围绕母性功能和子宫的生理位置而组织起来的女性形式，以及由精子经济命令的并与神经系统紧密相联的男性形式出现，这是详尽的有机经济话语的一部分。这些身体活动的叙述领域产生关于理性公民权、中产阶级家庭生活以及预防性污染和低效（如卖淫、犯罪或种族自杀）的描述。一些女权主义政治要求女性完全包含在国家政体中，理由是家庭经济中的母性功能延伸到了公众世界。后来进入20世纪，男女同性恋政治讽刺并批判地接受了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性学和性别身份医学中构建起来的有标记身体，创造了一种复杂的性解放人文主义话语。黑人文化认同、女性写作、各种分离主义和其他最近的文化运动都吸收并颠覆了自然化的逻辑，在殖民化和男权至上的历史中，它是种族和性别的生物医学话语的核心。在所有这些各种各样的、相互对立联系的政治和生物医学描述中，身体仍是一个相对模糊的身份、机构、劳动和等级化功能的场所。科学人文主义和生理决定论都能根据18世纪后生命科学中制造的生物有机体来进行认证和争论。 但是，生理和医学的身体被当做符号来动手术，不是作为一种工作系统，由劳动力的等级分工来组织，由高度局部化的神经功能和繁殖功能之间的一种特权辩证法来命令，而是作为一种编码文本，组织成一种工程化的交际系统，由一种液体和传播的命令控制智能网络来命令，在这个时候，正常叙述和病理叙述是如何起作用的？从20世纪中期开始，生物医学话语围绕着一套完全不同的技术和实践被逐步组织起来，这套技术和实践动摇了等级的、局部化的、有机的身体的符号特权。同时——来自于一些同样的历史基体：非殖民化、多国资本主义、世界高科技军事化，以及本地和全球政治内部从那些先前被分配沉默劳力的人之中出现的新集体政治执行者——“差异”的问题动摇了以身份和实质团结的政治为基础的人文主义解放话语。女权主义理论作为一种自我意识的话语实践，产生于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时期，以西方关于自然的科学语言和政治语言的翻译为特征，范围从那些工作、局部化和有标记身体为基础的语言，到那些以代码、传播和网络构建、切分的后现代主体为基础的语言。一种生物医学和生物技术的身体描述必须始于基因系统、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和免疫系统的多种分子界面。生物学是与识别和误识、编码错误、身体的阅读实践（例如，移码变异）以及人类基因组排序的上亿美金项目有关，这些项目将出版并储存在国家基因“图书馆”中。身体被认为是一种策略系统，在意象和实践的关键舞台上被高度军事化了。性、性征和繁殖根据本地投资策略被理论化了；身体不再是一种稳定的规范化功能的空间地图，而是以一种高度可变的策略差异领域出现。这种生物医学-生物技术的身体是一种符号系统、一个复杂的意义生产领域，因此，免疫学话语，即关于识别/误识的中心生物医学话语，从很多意义上说，成了一种高风险的实践。 有关诸如生物组元和代码的物体，人们不能根据生长法则和基本属性，而必须根据设计策略、边界限制、流动速度、系统逻辑和降低限制的成本来考虑。性繁殖成了许多策略中可能的一种，将成本和效益理论化为一种系统环境的功能。疾病是信息故障和交际病态的亚种；疾病是一种误识的过程，或是对一种称为自我的策略集合边界的逾越。性繁殖的意识形态不再轻易地要求没有问题的性和性角色的概念，作为“健康的”自然物体（如有机体和家庭）中的有机方面。种族方面也是一样，人类多样性的意识形态必须根据参数频率和承载权力的差异领域而发展起来，而不是根据本质和自然根源或自然发源地。种族和性别，与个体一样，是由知识和权力的话语联系所维持或破坏的产品。任何物体或人都能根据解体和重组而被合理地考虑；没有一种“自然的”建筑限制系统设计。设计依然是高度受限的。什么可算作一个“单位”、一个整体，是很成问题的，而不是一种永久给定的东西。个体性是一个策略防御问题。 人们应该期望控制策略集中在边界的条件和界面上，在跨边界的流动速度上，而不是集中在自然物体的完整性上。西方自我的“完整性”或“真实性”为决定步骤、专家系统和资源投资策略让路。“自由度”成了政治的一个非常有力的比喻。人类，与其他任何成分或次系统一样，必须局限于一个系统建筑中，其基本的操作模式是随机的。没有一个物体、空间或身体是害怕自我的；如果适当的标准、适当的代码能在一种普通语言中构建起来处理信号，那么任何成分都能与任何其他成分连接。特别是，没有理由在本体论上反对有机的、技术的和文本的东西。但是，也没有任何理由将神话的东西用来对抗有机的、文本的和技术的东西。比起残余的对抗性来，它们的汇合更为重要。影响这个宇宙中各种成分的特权病态是压力——交际故障。在身体中，压力是通过“压制”免疫系统来理论化而进行操作的。身体成了赛博格——模控有机体——混合技术-有机的化身和文本性的合成物（Haraway，1985原著第149~181页）。赛博格是文本、机器、身体和比喻——都是在实践中根据交际被理论化和使用的。 （完） 本文选自 《类人猿、赛博格和女人——自然的重塑》 [美] 唐娜·哈拉维｜著 陈静｜译 唐娜·哈拉维探讨并发展了现有的女权主义学术参考中争议性的术语；通过映射“自然”和“经验”这两个有力而又模糊的词汇的命运，揭示出新视野，并使一种新希望政治成为可能。 感谢本文授权方 公众号 上河卓远文化 作者：茨威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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