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医往来才俊出

西医往来才俊出

——广东十三行的西学迹象

文汇报2017-03-03文汇学人

1845年11月8日，《伦敦新闻画报》图文并茂地报道，两名来自广州十三行商人家庭的男孩郭亚成（A-SHING）和陈亚裔（A-YOW）。

各类病理示意图，关乔昌画，1836-1837年。

关乔昌画室实景，定官画，1840年。

邱熺著《引痘略》，1832年版。

伯驾医学传教集辑（季度报告）

伯驾与关韬在诊所，关乔昌画，1839年。

方益昉

史学界应该惊讶的是，伯驾在报告中，重点分析了加大培训清国西医人才，并将他们送达欧美医学院深造的计划。这份西洋留学提议，比目前认为中国最早的容闳版出洋奏议，即1867年后，容闳向江苏巡抚丁日昌，首次和盘托出的“教育计划”，提前25年还不止。

有关广州“十三行”在中国社会进程中的经济地位和历史作用，梁家彬先生1937年所著《广东十三行考》，基本确立框架。尽管后学新论不断，“十三行考”已成显学，但是，论述视野很少注意这个满清开放窗口，在促进西医东渐和外向人才培育方面的萌芽迹象。

1841年9月，入驻广州十三行、行医5年有余的耶鲁大学医学博士皮特·派克（1804-1888, Rve. Peter Parker, MD），即清代通事旧译“伯驾医生”者，以中华外国布道会美籍医学传教分会（Medical Missionary of the American 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 in China）名义，致函苏格兰首席医生约翰·阿伯克龙（1780-1844, John Abercrombie, MD)，详细介绍入华医学传教业绩，同时借机募集善款，以期拓展兴医规模。

史学界应该惊讶的是，伯驾在报告中，重点分析了加大培训清国西医人才，并将他们送达欧美医学院深造的计划。这份西洋留学提议，比目前认为中国最早的容闳版出洋奏议（容闳著，徐凤石与恽铁樵译《西学东渐记-容纯甫先生自叙》，新世纪出版社 2011年），即1867年后，容闳向江苏巡抚丁日昌，首次和盘托出的“教育计划”，提前25年还不止。

“基于国王学院已经设立奖学金，专注医学传教培训。皇家外科学院业已培训了专门人才，伦敦教会将洛柯哈特（1811-1896，旧译雒魏林 William Lockhart)派至中国从事医学传教，也应该将中国年轻人送往英国，接收医学传教培训……其实培训中国年轻医学专职人员的工作，我们已经实施，非常有效。好些年轻人正在广州的培训课程中，他们与社区关系密切，可用汉语和英语同时教习。有位学生的父亲（笔者按，实为叔父）支持儿子放弃科举，投身西医。已经有纽约医学绅士承诺，皇家外科学院接受几位学生，他就赞助同样的学生名额。为何剑桥、牛津、利物浦、格拉斯哥和爱丁堡的大学不能启动类似计划？”

报告内容翔实，将实施可能、预算估计和尚存难处，逐个加以讨论，目前国内学界还没引起重视。自民国初年舒新城《近代中国留学史》以降，探索近代中国现代化人才起源，学界先后成型幼童说、洋务说、庚款说、女性说等。笔者以为，19世纪最早提议选送俊杰出洋留学，或直接在本土造就外向型国际接轨人才的，应该包括医源说在内的可能路径。

1.本土西医关亚杜

现代西方医学充任宗教侍女，有规划、有规模地登陆华夏，已成学界主流共识。1835年11月4日，伯驾在十三行猪巷（Hog Lane）3号, 即新豆栏7号丰泰行（Fung-tae Hong，San-taulan street）设立新豆栏医局，无疑可视作传教士医生入华执业源头。其首日诊所工作日志记载（内容有细微不同，参阅Edward V. Gulick: Peter Paker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 1973,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一共来了四个求诊者。一位双眼全瞎的女性，另一位双眼视力几乎丧失，但不忍告诉患者，恢复视力渺茫，几乎没有治愈可能，声称竭尽努力。还有一位25岁的慢性红眼炎症，一位双眼翼状胬肉，伴右侧上眼睑内翻患者。

由于伯驾医术领先，免费为穷人治病，求医者日益增多。那个时候，卫计委官员还没有编入衙门序列，或者说，府台老爷压根儿不相信，不识岐黄的红毛番鬼，还有治病救人的能耐。可见，创新往往发端于政策盲点，是机遇的恩赐。年轻的花旗佬伯驾，钻了监管的空子，凭借西医好手艺，逐步赚到治病救人好名声。

生意兴旺，忙煞想干事、能干事的伯驾医生。他开始师徒式传授医技，最高记录同时指导5位本地习医者，从英语教学，到临床操作，规范培养。其中，伯驾最著名的学徒要算关韬，又称关亚杜（英文名Kwang Ato），是伯驾研究助理关乔昌（林官，英文Lam Qua）的侄子。关韬就是伯驾经常向西方募捐人介绍的父子同心、投身西医传教事业的学习标兵（伯驾医学传教季度汇报，1841年9月版）。

19世纪30-40年代，通过科举选拔人才，还处于千年文官制度的兴盛时期。年轻学子普遍以追求功名为首选，以期光耀门第，继而名利双收。而对关家这个十三行地区的传统商家，伯驾的出现居然影响了家族规划。商二代后人毅然放弃科举机会，拜师红毛夷人习医救人，以当下的话语表述，是属于思想创新、开拓进取的新一代。

从此，本土西医第一人关韬的生平，与新豆栏医局的发展联系起来。1855年，从费城杰弗逊医学院毕业的医学博士嘉约翰（1804-1901,John Glasgow Kerr,MD）将新豆栏医局升级为集博济医局、博济医学堂一体的医学机构，关韬以扎实的汉学与西学复合文化背景，凭借本土西医精英的独特身份，继续服务于博济，成为西方医学传教士云集行业中的顶梁角色。

博济系发展期间，关大夫一度从军，称其为我国军医第一人，也许不算夸张。但他人微言轻，在现代科学建军思想被朝廷全面采纳之前，仅靠个别医生的技能，无法改善部队战斗力，中日甲午战争的较量就是实证（宗泽亚《日清战争》商务印书馆，香港  2011版）。

2.病理画师关乔昌

伯驾行医十三行，盛邀同文街16号绘画作坊的关乔昌画师与其合作。从目前流传于世的大量医学示意图来看，关画师对促进西医东渐，乃至西医现代化进程所做贡献，尤为特殊。我国医学史界对其成就的重视程度和研究成果，远远不如包括耶鲁大学在内的西方学界。

十三行边界上的同文街是个华夷混杂的区域，特别吸引小商、小贩。关乔昌原本主业肖像作品，他技术好，销售一幅可入账15银元。但他常被客户议论，不愿为了多挣钱，美化肖像本人，看到多少细节，就画多少笔墨。所以，借用他的画作，当作研究史料，基本靠谱。

把画坊设在特区旁边，争做洋人生意，通常是画坊的基本业态。西洋商人来华定制精美瓷器，常常专门要求烧制家族族徽，或者外来文化特色的图案，以满足特殊用途。画坊则按照窑场的工艺流程，将外商带来的图案，重新绘制成符合瓷器加工标准的中国式作品。

为此，理解并且讲究解剖、比例、视角、焦点、明暗、色彩等技巧的西风画室，在窑场和外商之间，架起了西画东渐的桥梁。从明末利玛窦传入西画起，恐怕泱泱中华，只有苏州桃花坞年画师傅，以及广州十三行瓷画师傅，开始掌握西画的基本概念和用色笔触。

掐指算起，关乔昌可算19世纪最早的境外培养国际接轨人才。他曾经在葡萄牙人统治了几百年的澳门，师从英国著名画家乔治·欣纳利（George Chinnery 1774 –1852），深得油画真传。读者阅读关乔昌作品，其肖像、场景、视角和色彩，与欣纳利的大作极其相似。但关乔昌声称比洋师傅画得更好，理由是，钦差大人林则徐也请他画肖像。

在没有照相机等仪器设备的时代，伯驾出人意料地聘请这位懂得西方解剖、透视原理的画家，一起记录了上千个图文配套的临床手术写实案例。这支史上最早的中外合作医学研究团队，对广州地区罕见病，或者因为缺乏西医外科

救治，久病耽搁成重症的病例，如晚期乳腺癌、肉瘤和淋巴瘤的研究记录，影响至今。

伯驾研究团队积累的原始资料，不仅被博济医疗机构用作未来医学教学案例，也成为向欧美慈善机构募集资金、扩大传教与医疗规模的实物凭证。同文街附近的行贩们都知道，要是16号画坊里见不到关画师，那他一定在新豆栏诊所绘制现场病例。

比如 23岁的包阿兴，左臂反复骨折，肿大成瘤。1836年11月15日上午11点施截肢手术，患者一年后成婚，靠卖水果生活。又如13岁女孩阿开，右边太阳穴有巨大肉瘤，1837年1月19日被麻醉后切除，14天后痊愈。至于20岁的杨施，颈部肉瘤下坠至脐部，手术切除后，杨家祖父写下“秋菊初绽馥郁，谨以数语感念先生之大德与高技，今鄙孙子女得以康复，愿先生之名留传千年子孙，愿先生之功德万年遗福！花县杨玉德”。晚期乳腺癌患者更是占了绝大多数（耶鲁大学医学图书馆藏品）。

这批华洋精英合作的艺术与医学交叉的肿瘤病案，作为独特的原始资料，不仅符合现代医学共同体的认知规则，还另有社会价值，即南方油画前辈，把握人体解剖常识，胜过中原传统医家。从王清任《医林改错》等医家所述可以发现，清代不乏关注人体解剖的有心人，但他们孤军摸索，除了改良传统中医的勇气，实际解剖学研究成果有限。

3.痘师大佬邱浩川

19世纪初，英国医生琴纳发明牛痘疫苗，预防烈性天花传染。200年前的这项成果，标志人类从以毒攻毒的笼统概念，开始掌握利用低毒病菌，通过激活体内免疫力，抵御疾病的科学路径通达了。牛痘疫苗临床成就的历史地位，不妨类比当今科学家正在孜孜以求的艾滋病疫苗研究开发，如一旦突破，则功高至伟。

1802年，东印度公司驻澳门的资深雇员，作为皇家外科学会成员的皮尔森（1780-1874, Alexander Pearson）医生，在澳门启动牛痘接种，且种且摸索，探究适合牛痘进入澳门及周边人群的实用方案，比如人员培训、牛痘来源、痘种保存和接种技巧。这些有关疫苗防病能否本土化成功的要素，一个环节掉链子，就将全盘失效。

转折性的机遇出现在1805年，广州十三行行商注意到了，皮尔逊已经在澳门接种防病3年。这批嗅觉灵敏、头脑精明的本土粤商，开始接洽皮尔逊大夫，发掘潜伏在牛痘上的创新机遇。他们不是医学人，但历来养成关注海外新产品、新技术、新理念的职业思维，发现并惦记着接种牛痘、预防天花这件医学相关事宜。

十三行行商判断，抗击天花的技术产品和接种服务，不仅带来商业利润，还可兼顾积德行善。这个源自商业系统的明智决策——在人口世界第一，特别是居住密集的城镇接种牛痘，本质上打响预防天花的世纪战役第一枪，承担起动员全社会彻底消灭天花的历史责任（拙著 “晚清痘师局：商业路径与职业操守”， 载《知识分子》2016年6月27日）。

也就是说，科班出身的医生和连篇累牍的医学，原本并非健康促进的充要条件。十三行集资创新的牛痘接种善局，比耶鲁大学伯驾医学博士首次引进现代医学概念的新豆栏医局，整整提前30年。痘局直接由代表行商协会的公行出面，负责投资运营，出手格局非同一般，大过皮尔逊的小打小闹，接近现代卫生站配置。

牛痘新品从唯一开放的广州登陆，符合十三行的流通规定。有识之士熟知相关进口皇法和相关夷务，先去道台衙门登记赋税，再回行商栈房升匾开张。接下来的新产品、新技术与古老社会如何融合，就是市场的法则和商人的本事了。

出任痘局接种员者称痘师，需具备英商馆工作经验，类似现在外资企业履历。首批参加皮尔逊医生培训的，好比黄埔一期赤脚医生，要求掌握皮肤清洁、刀具卫生、痘症护理和疫苗处置等手艺。广州地区民众，有钱的花一块洋银，可享受上门服务；贫困的捐赠痘孢脓汁，也可免费接种。前者是纯商业营利的，后者付出身体代价，交换种痘服务。

当年人们担心，捐痘会大伤元气，但元气之说在商业伦理下，被有效耕织为健康网络，成为十三行的创意发明。在没有冷链运输知识和技术的2个世纪前，商船航运和商贸人员，从遥远的西半球，历经上百天海上旅途，如何将牛痘疫苗运达东方港口，同时又要保证疫苗的高效活性，就是值得医学、运输和商界各方，严肃对待的重大科学事件。

为此，痘师们专挑皮下疱疹硕大的接种对象，截流保存其再生牛痘脓汁，用于下一位接种对象的疫苗。商人们最现实，牛痘大规模接种，依赖进口不现实，细胞培养靠人体！如今，基于人体交叉污染愈演愈烈，从母乳到血清，现代医学已将过往类似的便利手段全部摒弃。纯洁医学被人类自身颠覆得越来越纠结。

1817年，经皮尔森一期培训，编撰《引痘略》的痘师邱熺（浩川），即西方人笔下的A.Hequa或Dr.Longhead，归纳疫苗接种内容，提出天花预防的本土服务模式，重点改良疫苗的留种、扩增与保存，程序细节相当接近免疫学和细胞学的先驱性工作。即使皮尔逊的种痘技术，传世已经10多年，但并未阻碍邱熺与西洋夷技较量的勇气，他最终自成一派。

其实，在推进牛痘接种的市场份额和社会效应中，邱熺面临的政商干扰、技术困境、疗效质疑，不比目前临床新技术应用时的境遇宽松。他统筹打点种痘之外的心思，一样繁杂而且焦虑。各地衙门不时装疯卖傻，官吏们无非要点小实惠。史实是，未来一个世纪，牛痘接种居然在无需政府调控，没有卫计委监管，不依托传统中医的局面下，真的逐渐营造起来。

仰仗传统的商业德行和邱系的技术标准，根植于儒家文化的痘局与痘师，哪怕看在饭碗的份上，也懂得买卖自律规范，不敢弄虚造假，逾越雷池。邱禧父子及其后世的天花预防事业造福华夏，史上冠以 “邱氏世业” 盛名。以今日眼光定位，本质上是转化西方新颖技术，不仅建立中国式生命科学的实用模式，更是首创社会共建防病机制的成功案例。

4.夷务小吏李致祥

大清皇法历来规定，外商洋人不得跨出500多米长、200多米宽的十三行外贸窗口。为此，荷兰、丹麦、英国、法国、美国等各国商行，以及潘行（Pan Qua）、胡行（How Qua）等华商巨贾，在此构筑高大结实、西式洋派的库房与店面，辟有旧中国街、新中国

街、猪巷即新豆栏街等几条通道，直达沿江码头，又与同文街上小商贩交通。

以往，常来十三行港口的，多属远航来华船医。这些外轮公司的雇员，哪里忍受得了狭小憋屈的空间，最多待上几年就拜拜。但自伯驾开始，传教医生发誓插队落户，扎根皇土改造自己，拯救他人，终老此地。其言行影响了社会风气，甚至改变大清命官所思所想（拙著《除了治病救人，西医入华还催生了什么正能量》，载《赛先生》2016年9月1日）。

1842年某日，十三行里的小教堂，举行着一场特殊的基督教婚礼。男方是月俸15银元的六品夷务小吏李致祥，他年前还在为钦差大臣林则徐奔走。1841年夏秋，林大人被革职充军，李致祥与父亲乘赋闲在家，商量着把延续香火的大事办了。李家是本地望族，父亲李新华与林钦差还是同年进士，虽说官至三品，却并不迂腐。

女方苏珊小姐是美国传教士京威廉的女儿。这个在十三行街区居住多年的基督教家庭，只被允许在距离羊城一里处，散发福音小广告，被当地人戏称“番鬼红毛”。大清境内，以官二代身份明媒正娶洋二代，李家恐怕真的要数满清入关后第一遭。年方28岁的李致祥原本以为，已在十三行从医多年的伯驾医生，理应娶24岁的洋牧师女儿苏珊做新娘。

他曾经按捺不住问美女，是否喜欢美国帅哥。苏珊大方地告诉李夷务，自己对伯驾医生的爱，是基于对上帝的爱，爱他热心传播上帝福音，爱他用心救治本地病人。这些爱的箴言，即使年轻的李进士早已博得功名，却未曾在诸子百家中读到过，这番爱的启蒙，要算在异域文化头上。

西洋婚礼结束后，男方在广州城里安排了传统的拜堂仪式，宴请200多位贺喜嘉宾。据现已定居阿拉斯加的李氏家族嫡孙记载，当日婚宴仅十三道菜，计有“永结同心、百年好合、鸳鸯戏水、红銮金凤、如意吉祥、花好月圆、百子千孙和满堂吉庆”等冷热大餐与点心。

倘若此事属实，相比道光年间农家土豪和氏族大户的婚庆排场，李氏娶亲真是既吉利光鲜，又移风易俗。过去几年，李致祥和苏珊这对受过良好教育的新人，在语言、文学和宗教诸方面互学沟通，继而衍生爱慕，完全合乎情理。相邻熟视无睹，社会习俗接纳，以致十三行首富浩官胡秉鉴，也憧憬过移民美国的晚年梦想。

李致祥随洋家庭云游各地长见识，最终举家移民美国，替首富同乡实现了梦想。而更多年轻学子的西洋愿景，不久就兑现了。1845年11月8日，《伦敦新闻画报》图文并茂地报道，两名来自广州十三行商人家庭的男孩郭亚成（A-SHING）和陈亚裔（A-YOW），从利物浦上岸，8个月后移居伦敦。“他们面目聪慧，外表儒雅，英语能力日趋上进，开始参与社会活动。”

如果说，新闻画报上少年秀丽的汉字签名，还只是他们的出洋凭证，那么稍晚涌现初晓红毛番语的通事翻译，佼佼者如林鍼（又名针，留轩，景周，景春）、戈鲲化等，竟成学者型通事，前者曾在曼哈顿法庭为华人主持公道，后者曾任哈佛大学首位华人汉语教授。

哪怕当年广州俚语创新“番鬼红毛”，其实也并无恶意，比如出版商壁经堂，特意翻印《红毛通用番话》，是为了满足民间与洋人沟通的社会需求。通事们除了日常语言中介，还记录了诸如《西海纪游草》等海外掌故。在外籍人士拥挤的十三行狭小地界，东西方文化自然接触，传播西洋物事，对传播先进技术和社会观念，贡献不容小觑。

相比晚明以来十三行的外贸窗口功能，广州十三行行商在其最后的几十年里，关注海外技术，包括医学技术的引入和投资，运用新技术有效改善生存环境，并促进本土外向配套型人才的培育。这些孕育现代化进程的民间萌芽和历史细节，有待学人继续发掘。

（作者为旅美医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