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伟：捺钵与行国的政治中心

【编者按：本文原载《历史研究》2016年第6期，此处省去了注释及部分考证，引用请依据原发表版本。】

捺钵与行国政治中心论

辽初“四楼”问题真相发覆

四时捺钵是辽朝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头等大事，故历来深受学界关注。“捺钵”一词系契丹语译音，本义为行营、行帐、营盘，后被引申用以指称契丹皇帝的四季游猎活动及其驻营地，乃是国家政治中心之所在。因四楼问题是辽初捺钵制度的一大关节，本文即以此为线索展开深入讨论。所谓四楼者，指阿保机营建西楼、南楼、东楼及北楼。然而比较棘手的是，关于“楼”的确切涵义及其指称对象，学界众说纷纭，目前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疑难问题。

 

一、从《朔漠图》及《通鉴续编》论证辽太祖营筑四楼

我们要想最终解决“四楼”问题，须重新检讨原初文献，更寄希望于材料的新发现。笔者注意到，蒙元时期朱思本《朔漠图》、陈桱《通鉴续编》亦叙及契丹“四楼”，史料价值独到，可惜未曾被前辈学者发掘利用。

综合《虏庭杂记》、《长编》及《辽史·地理志》、《国语解》多种文献，可知大部落祖州是“西楼”，以此地为中心计算，其南永州木叶山称“南楼”，往东千余里或龙化州谓“东楼”，唐州“北楼”北距西楼300余里。然而鲜为人知的是，辽太祖营建的“四楼”不仅有上述文献为证，并且还见之于舆地图。明嘉靖时期，罗洪先编绘的《广舆图》中有一幅《朔漠图》，乃描绘辽金元时期北部朔漠的地理总况。该图前半叶详细标注辽朝重要山川及州县的地理分布，其中有“西楼”、“南楼”、“东楼”及“北楼”。西楼地近祖州及上京临潢府；有文字曰“木叶山即南楼”，地望隶属永州；北楼距西楼约计一方，大概200余里；“东楼”标注在金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城南）、黑水靺鞨及渤海三地之间，距离西楼6方有余，大略1200多里。由此可见，《朔漠图》所叙“四楼”地理格局可与《虏庭杂记》等多种文献互相印证。这应为笔者首次论及。

朱思本旧本《朔漠图》以舆图形式展现契丹“四楼”及其地理格局，既与传统文献相印证，但也有所差异，这些歧异反而属于独家信息，说明自有来源，总之都为本文论证阿保机营建四楼说之成立新增了有力证据。

可惜《辽史·地理志》对“楼”具体所指未置一词，以致后世猜测种种。幸运的是，元末陈桱《通鉴续编》将有助于我们彻底厘清契丹四楼问题之真相。兹将《通鉴续编》卷2所涉相关史料胪列如下：

天复二年（902）九月条曰：“契丹作西楼于世没里。”其下有注文：“契丹之先，草居野次，靡有定所。阿保机始于辽右八部世没里之地建西楼，以为游猎之所。”据此，西楼的创建时间及地点十分明确。

天复三年十月条曰：“契丹以阿保机为于越，总知国事，遂作东楼于龙化州。”此下作小注云：“阿保机乃广龙化州之东城，建东楼以纪功。”此文记述东楼建立的具体缘由及过程。

开平二年（908）十月条曰：“契丹作明王楼。”其注文曰：“楼在世没里，与西楼相近。”此叙明王楼建立的时间，亦知西楼与明王楼并立。

以上三条史料明确记载西楼、东楼的营建时间、地点及具体用途，且与明王楼相类似。《通鉴续编》记述辽太祖营造“西楼”、“东楼”，所涉三则史文有确切系年系月，确实很像辽朝实录的内容；再与《辽史》结合起来分析，尤其符合契丹社会生活及历史发展客观实际，完全可以信据。下文将据此展开讨论。

论证太祖营筑四楼说，宜以《通鉴续编》为主线综合辽朝文献进行检讨。天复二年九月，“契丹作西楼于世没里”，这是因为“契丹之先，草居野次，靡有定所。阿保机始于辽右八部世没里之地建西楼，以为游猎之所”。据《辽史·地理志》记载说，祖州本世没里地，“太祖秋猎多于此，始置西楼”。《通鉴续编》与《辽史》相印证，且指明西楼是为游猎之所，设立时间明确为天复二年九月。明王楼的创立与烧毁也能说明问题。《辽史·太祖纪》太祖二年（908）十月己亥曰：“建明王楼。”《通鉴续编》上文纪事与此相同，并且解释说“楼在世没里，与西楼相近”，意谓西楼与明王楼一样，均设在世没里（祖州），而且是两座相毗邻的固定楼阁。太祖七年三月，契丹皇族内部发生诸弟之乱，剌葛党羽神速姑“复劫西楼，焚明王楼”。劫掠一事则进一步印证西楼与明王楼同属建筑楼阁性质。

契丹四楼之“楼”最初为汉语语义的楼台之属，《通鉴续编》所述“东楼”更是一个有力证据。天复三年十月，阿保机总知国事，“遂作东楼于龙化州”；及“阿保机乃广龙化州之东城，建东楼以纪功”。由此可知，创建东楼当与去年阿保机征伐大捷有关。阿保机建立东楼最初既然是用来表彰功绩的，其形制就不言自明了。

综上所论，朱思本《朔漠图》标有“西楼”、“南楼”、“东楼”、“北楼”，以及陈桱《通鉴续编》叙“西楼”、“东楼”事，通过辽朝官方文献本身证据，彻底揭示辽太祖营筑四楼之历史本相，就此可以终结陈述先生所谓四楼附益说，同时证明“楼”作为建筑与辽初社会发展关系十分密切。

 

二、四楼建筑说成立史论

通过仔细分析《通鉴续编》相关史料，表明西楼作为游猎驻所，东楼作为纪功楼阁，尽管用途不一，但最基本的建筑属性并无二致，其余南楼和北楼则与此相同。为坐实上述结论，本文打算从辽初社会楼阁的多种功用、契丹游猎生活中伴随出现的楼台凉殿，以及北族游牧社会建楼传统三个方面展开分析。

（一）作为建筑物的“楼”，在契丹社会中普遍出现，具有重要用途。

在辽代前期社会发展过程中，建有很多与东楼一样具有纪念性质的楼阁。其一，祖州太祖纪功碑楼。这座碑楼主体面积东西长13.53米、南北宽9.83米，由台基、主体建筑和两侧登山路等多个部分组成，是一座土木混合结构的建筑。其二，述律后断腕楼。辽太祖阿保机死后，述律后割腕陪葬，当时为铭记此事而建立一座断腕碑楼，明显具有纪念表彰性质。其三，龙化州金铃阁。按《辽史·太祖纪》神册元年（916）二月丙申记述此事说：“群臣及诸属国筑坛州东，上尊号曰大圣大明天皇帝，后曰应天大明地皇后。大赦，建元神册。初，阙地为坛，得金铃，因名其地曰金铃冈。”金铃阁或得源于此。

综上所述，辽太祖最初曾建明王楼和金铃阁，驾崩后则有纪功碑楼及断腕楼，这些建筑与西楼、东楼同时期或稍晚营筑，说明楼阁在契丹早期社会中是普遍存在的。尽管目前南楼、北楼的创设时间及最初用途尚未明确，但其根本属性大概与东楼、西楼相似，都是固定楼式建筑。

（二）游猎及避暑之地兴建楼台宫殿，在契丹游牧生活中不止一见。

契丹历来以游猎为生，随水草就畋渔，契丹皇帝及其扈从队伍的日常居寝之所一般为移动营帐“斡鲁朵”（Ordu），但他们通常会在捺钵或驻牧营地修造宫殿建筑，辽朝文献将其称作“凉殿”、“含凉殿”、“清凉殿”。不过，这类凉殿恐怕不是我们传统理解中的呈规制建筑，而是那种颇为简易的凉棚。辽朝夏捺钵永安山一带修建有亭子。亭子是通向夏捺钵路途中供路人休息和食宿的场所，自然为实体建筑，永安山附近的远亭子想必是为了契丹皇帝捺钵需要而营建的简易顿舍。与契丹杂居的奚族社会，也有在游猎之地设立楼台的习惯。宋绶《契丹风俗》记述天禧四年（1020）九月出使辽朝的亲历见闻：“绶等始至木叶山，山在中京东微北。自中京东过小河，唱叫山道北奚王避暑庄，有亭台。”奚王的避暑庄设有亭台，这与辽太祖在四季游猎之所营筑楼台类同。此外，金元时期在季节性营地修建天开殿、撒里怯儿宫殿及各类亭台，很像辽朝皇帝捺钵驻牧时搭建的松棚式凉殿。

（三）北族游牧社会历来都有建楼的传统，且与游猎活动密切相关。

辽太祖于游猎之地营造楼阁，这类现象在北方游牧社会中不乏其例，其中要数拓拔鲜卑和蒙古最具典型意义。拓跋鲜卑长期以来都以游牧为业，直到北魏中前期，历朝皇帝仍像契丹那样四季游猎迁徙。《魏书·太祖纪》登国八年（393）二月曰：“幸羖羊原，赴白楼。”此文叙述拓跋珪的游猎活动。“白楼”分明是一种表面涂白的楼阁建筑。

蒙元时期创制凉楼及凉亭也是一个相当典型的案例。首先，窝阔台在哈剌和林周边建造一座秃思忽凉楼。“秃思忽”蒙古语写作Tosqu，本义为“迎接”，“迎驾殿”与图苏湖城及秃思忽凉楼语义相同。波斯语文献《世界征服者史》将此地名译写作Tuzghu-Baligh（图苏湖八里），说它是一座建在山腰角上的宫殿，窝阔台罕往返冬营地时驻跸于此，补给膳食。《史集》也记述了这座宫殿，称其距哈剌和林城有两程多，窝阔台罕在此行乐一日便前往合儿失。据此可见，秃思忽凉楼是供窝阔台短时驻跸用的，算是游猎活动途中的重要驻牧点，与中原汉制宫殿的规模大小有着明显差距。《史集》对其形制有所介绍：“合罕在哈剌和林附近，在距其二程处建了一亭，并名之为‘秃思忽八里’。”上述波斯语文献原文本义为“别墅”、“行宫”及“凉亭”、“亭子”、“凉台”，以此对译汉语文献中的“凉楼”。朱思本《朔漠图》哈剌和林城东南“秃思忽凉楼”下标注有“故台”二字，恰好说明秃思忽凉楼原来确实为楼阁亭台建筑，基址尚存。

其次，元世祖忽必烈开创两都巡幸制度，往返上都与大都的途中必经秋猎营地“西凉亭”和“东凉亭”。西凉亭即察罕脑儿（白海）行宫。西凉亭行宫设立云需总管府，担负秋猎供需及管理鹰房的职责，东凉亭置“尚供总管府，秩正三品。掌守护东凉亭行宫，及游猎供需之事”。根据考古调查结果，知西凉亭、东凉亭分别位于今河北省沽源县小红城子和内蒙古多伦县北白城子，两地都发现了楼台建筑遗址和大型台基，这与二者称谓正相符合。

我们检讨诸说，根据西楼和东楼的创制时间及其用途，有充分理由认为：辽太祖时代在契丹腹心四地营建“四楼”，“楼”当指汉语词汇中的楼阁式建筑物，名实相副，只不过其规制相当简陋罢了，但肯定不是北族语中的某项名物。“四楼”与四季游猎及驻牧活动密切相关。于游牧营地建造楼阁及宫殿，在辽朝乃至北族游牧社会中均屡见不鲜。也就是说，四楼当系太祖四季营地的楼阁建筑，作为当地标志物而名闻后世。

 

三、四楼与四季营地：捺钵制度的初期形态

在破解“四楼”名号由来之谜后，仍有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追问：四楼在辽太祖时期究竟发挥什么作用呢？清代学者赵翼据此指出，“盖辽以巡幸为主，有东、西、南、北四楼曰捺钵。”傅乐焕先生也认为“四楼”盖即太祖四时捺钵。只可惜前贤仅提出一种假说，并未展开全面探讨。该论断能否成立的关键在于，四楼是不是具备从事捺钵活动的各项条件。下文将详细讨论这个问题。

西楼为秋捺钵。前引《通鉴续编》称天复二年九月以西楼为游猎之所；《辽史·地理志》谓西楼与祖州同是一地，“太祖秋猎多于此”。由此明确，西楼乃是阿保机的秋季营地。《辽史·地理志》记述祖州祖陵建筑，“东偏有圣踪殿，立碑述太祖游猎之事”。从祖陵龟趺山遗址发掘出的《太祖纪功碑》即云：“升天皇帝每因游猎多驻跸于此。”从地理和气候条件观察，祖州与庆州相距仅有百余里，均属于大兴安岭余脉向南延伸一段，区域范围内山水秀丽，植被茂盛，动物资源非常丰富，秋季适宜展开围猎活动。

南楼为冬捺钵。宋朝文献及朱思本《朔漠图》均指明永州木叶山与南楼同为一地。《辽史·地理志》云“冬月牙帐多驻此，谓之冬捺钵”，说明南楼具有冬季营地性质。该地自然条件适合避寒熬冬，是因为分布有“高淀山、柳林淀，亦曰白马淀”。根据游牧社会生活规律，冬季营地选址尽量趋暖向阳，南楼正位于契丹游牧圈较南端，冬季气温普遍偏高，其中白马淀驻冬条件更佳，其地势平坦，避开风口，周围遍布沙窝子，利于保暖。

东楼为春捺钵。上文已指出，东楼最初缘于纪功之楼，建在龙化州。龙化州毗邻降圣州，“太祖春月行帐多驻此”。两州均位于今内蒙古奈曼旗境内，形成一个相对宽泛的游牧圈子，是为太祖春季营地。契丹皇帝春捺钵活动主要是猎捕天鹅，东楼及附近地域完全具备这种天然条件。根据景宗、圣宗春水之地选择结果来看，长泊地属东楼游牧圈，从而印证辽朝文献所称东楼为太祖春月卓帐地是有事实根据的。

北楼为夏捺钵。辽朝地理文献叙述西楼、东楼、南楼及其位置，唯不见北楼之名，前三者分别是太祖秋月、春月、冬月牙帐驻地，推知北楼当系夏季牙帐的驻所。根据《虏庭杂记》及《朔漠图》能够确定北楼的地理位置，即北距西楼300余里。我们循此线索，结果探寻发现相应位置有一处契丹皇帝的避暑胜地，一般称作“永安山”或“大安山”。该地区夏季高寒，有“凉陉”之称，其地水草丰富，适宜大规模人马聚集和驻扎，所以一直是备受契丹皇帝青睐的夏季营地。

本文通过分析契丹四楼所在地理位置及诸种自然气候条件，并以辽朝及宋朝文献所见辽中后期四时捺钵及游猎活动作为参照，进而可以明确，四楼完全具备捺钵活动的特定要求，即西楼秋狝围猎，南楼趋暖驻冬，东楼春蒐飞放，北楼消夏纳凉。四楼诸地符合北族游猎传统，其实质为四季营地，乃是契丹捺钵制度的最初创制。

四楼还可以与蒙元时期四大营地制度做一番比较研究。据陈得芝教授考证，目前比较确定的驻营地有三个：庐朐河（怯绿连河）行营、土剌河黑林行营及萨里川哈老徒行营。太宗窝阔台的四季营地十分明确。窝阔台四大驻牧行营中，春季营地迦坚茶寒，夏季营地月儿灭怯土，秋季营地古薛纳兀儿及冬季营地汪吉。忽必烈时期及后世一律以两都巡幸为主，仍可以分为四季单元：春季选择大都东南的漷州柳林（今北京通州区南）进行飞放，夏季则前往上都避暑，秋季主要在上都及其周边察罕脑儿行宫举办围猎活动，狩猎结束后便返回大都，是为驻冬环节。由此可见，两都巡幸制度与大蒙古国时期的驻牧制度一脉相承。

综上分析，四楼在契丹游牧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其实与蒙元时期四大营地及两都巡幸制度一样。第一，两者都划分为四个单元，符合游牧社会四季迁徙转场及驻牧传统，并且从事的游猎活动内容大略相同：春季行营海东青猎捕天鹅，夏季行营纳凉消暑，秋季行营秋狝围猎，冬季行营保暖避寒。第二，最高统治者日常居寝之所曰“斡鲁朵”，同时于驻帐营地建筑简陋的宫殿及楼台以满足游猎栖息之需要，上文提到的秃思忽凉楼、东西凉亭皆属土木结构建筑，并且因建有楼亭而得名，契丹西、南、东、北四楼亦同此理。

 

四、余论：行国政治主题之下的国家政治中心问题

根据游牧社会的生活生产规律，最基本的移牧模式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夏季往高山而冬季向低谷的垂直转场；一种是夏季往北而冬季趋南的水平移动。大体说来，中国新疆、青藏高原多数为高山牧场，算作前一种类型，蒙古草原大部分地区则归列为后一种类型，游牧空间内平原—山区—平原有规则地迁徙。契丹四楼实际就是因季节变化在游牧腹地水平迁徙而形成的四季营地。东楼春营地设立在平原地区，气温较其他地区温暖一些；北楼夏营地地处大兴安岭余脉，位于放牧圈的最北端，气温高寒，适宜纳凉避暑；西楼作为秋营地处于山地与平原的过渡地带，拥有相当丰富的狩猎资源；南楼冬营地则回归到平原地区，避风向阳而保暖。从年初到年终，阿保机游牧移动路线清晰可见。

不过，游牧民族的这种四季迁徙并非一种杂乱无章的自由行为，而是以四季营地为中心有序展开，更是一项与国家行为密切相关的政治活动。四楼游猎活动作为辽朝捺钵制度的滥觞，理当具有四季捺钵的一般意义，意谓整个太祖时期的汗权及汗廷分布在此四地，因此蕴涵其中的行国政治特色值得进一步关注。

所谓“行国政治”，最初由《史记·大宛列传》“行国”一词所引发，具体特征概括为“其约束轻，易行也。君臣简易，一国之政犹一身也”。贾敬颜先生分析指出，草原游牧政权根据季节早晚和牧场好坏经常而有规律地移动，可汗牙帐迁徙到哪里，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乃至文化中心也随之集中在哪里。契丹四楼中的北楼为纳凉行在，南楼为坐冬行在，两地要举办多种政治活动，国家大政决议形成于此。

从行国政治视角观察，四楼作为太祖四季驻跸之所，实际承担着契丹王朝政治中心的特定角色。由此便牵引出这样一个看似颇为矛盾的问题：将驻牧营地视为政治活动中心，那如何看待行国政治主题下的都城地位及其作用呢？

不妨先从辽初营建皇都谈起。农耕定居文化理念中的都城，是一个王朝的最高权力中心和国家行政机构所在地，那么神册以后辽朝国家政治中心则正式确立，理所当然为临潢府。这乃是城国体制论者的一种纯粹认识。然而从契丹游牧政治生活实践中考虑，这种都城政治中心论很难成立，杨若薇教授指出，契丹皇帝不居京城，也很少临幸于此，辽朝统治中心不在京城，而是皇帝所居的行宫，上京不过是建国初期在汉人怂恿、策划下兴建的，徒具国家象征意义。检讨辽朝文献，我们发现皇都之营建确实与汉地降臣关系莫大。辽太祖创设都邑制度，一方面是接受农耕政治文化的结果，一方面也是为了安置征服幽云地区时所掠夺的大批汉人，及招徕中原士人，以维持他们传统的农耕生活习惯。辽朝最终则由纯粹的行国政治过渡到以“四楼”为特色的捺钵制度与都城制度二元并存，亦即宋神宗所谓“有城国、有行国”。

姚大力教授提出“北族王朝”的概念，其指中国历史上存在过很多建立在汉地社会的区域性的或全国性的非汉族政权。北族王朝的一大特点就是在游牧文化主导下不断地融合农耕文化因素，由此兼备行国与城国双重政治文化，既保留着草原游牧时期传统的四季营地和游牧汗帐，同时在农耕文化思维的推动下建立有一定规制的都城。不过，各个北族政权的政治制度中兼容游牧文化与农耕定居文化的多寡程度却有很大不同，都城功能及地位各有其历史特征。笔者大体总结为以下三种类型：

第一种为有名无实的政治象征型。辽朝的都城就属于这种类型。尽管辽初建立了皇都，至辽兴宗重熙十三年（1044）五京完备，但它们充其量不过是地方行政机构，从未发挥过都城的实际功能，乃表面仿效中原式国都制度，仅具有象征意义而已。第二种是都城与季节性营地复合型。谨以蒙元一朝为例。大蒙古国时期当然是纯正的行国政治，元世祖时期则为之一变，忽必烈统合汉地，既而汲取农耕城国政治，遵循蒙古草原四季游猎传统而创立两都巡幸制度，定大都大兴府为驻冬之都，上都开平府是驻夏之都，由此将两座都邑分别与冬季营地、夏季营地复合在一起。第三种属于都城政治功能日益强化型。最典型的案例要数拓跋鲜卑。北魏中前期，整个社会依旧保持着浓郁的游牧传统，鲜卑皇帝以“阴山却霜”为主从事各类游猎活动，一年四季巡幸，很少驻守京城，结果造成都城功能尚未能充分发挥，《南齐书·魏虏传》描述这种政治现象说：“什翼珪始都平城，犹逐水草，无城郭，木末始土著居处。”直到孝文帝时代，社会各个层面的汉化趋势显著增强，其行国政治日渐式微，传统的狩猎活动由漠南地区缩退到平城周边举行，更以太和十九年（495）迁都洛阳分界，北魏皇帝的游猎活动遂不复存在，自此中原王朝那种都城制度才彻底确立起来。

以上分析的是北族王朝游牧政治体制下国家政治中心的特殊性，由于农耕文明的城国政治元素不断渗透其中，都城宫阙应运而生，实际上，四季营地才是真正的“国都”，其所发挥的政治作用远远胜于城邑。上述契丹四楼与皇都临潢府的关系即如此，这真实地反映了辽初国家政治生态特征。但这仅仅是北族王朝的一种情况，游牧营地和都城在每个政权中所扮演的角色分量不等，两者或此消彼长，或合流衍变，或并行不悖，等等。古代中国政治文明演进史，游牧文化与农业文明博弈过程中碰撞出的政治文化之归流并非趋同于汉化这个唯一主题，而是具有多面相、多元化、多轨迹的历史复杂性，北族王朝国家政治中心载体的多端头绪不就是这样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