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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欢:热火朝天的村庄'人情' | 社会科学报

 政博 2017-03-05

社科报 民俗

热火朝天的“人情”

中山大学   张 欢

◤维系人情关系是农民实现社会生活过程中互帮互助的基本行为逻辑。近年来,各地出现了严重的人情“异化”现象,如五花八门的新增酒席名目、人情礼金的猛增,给多地农民带来了巨大的人情压力。

一些农民进城后,便退出了日益繁重的人情圈。然而在我的家乡,农民进城了,却依然在维系着村庄人情。


型人情规则正在形成

家乡地处赣西北,北邻长江,与湖北武穴市隔江相望。春节回乡,我发现村民们忙得最热火朝天的事非“人情”莫属。无论是在茶余饭后闲聊还是人情酒席桌上,都离不开“人情”这个公共话题。家里连续数天要“送人情,喝喜酒,一直排到腊月二十九,没得一天歇”,甚至“一天要赶好几家酒”,于是家庭成员就作为代表被派往数家赶人情,这无疑成为一种年关常态。


△乡村婚宴(网络图)

其中,最热门的酒席名目就是乔迁之喜。有趣的是,酒席举办地点有两种:有在县城大酒店举办的,也有在村组祠堂里进行的。其实,农民选择不同的酒席承办方式,体现了农民对于进城的一种新型行为逻辑与应对策略。对于家乡农民而言,住在城里的农民回村赶人情,住在村里的农民也赶往县城酒店送人情。如此一来,整个城乡之间就进行了密切的互动往来,无形中就延伸了人情的村域范围。


农民的人情关系网络一般由三部分组成:一是亲戚,二是庄亲(注:当地方言称“屋下人”,指同村组、共祠堂的农户),三是朋友。我们知道,亲戚是一种刚性的人情关系,以血缘为关系边界,它随着老亲故去而人情网络萎缩,又随着新亲的增加而不断扩大亲戚网络。


而朋亲则具有灵活性、建构性的特点,目前家乡在人情规格上,朋亲渐渐超越了亲戚,朋友的礼金往往要高出亲戚礼金的两三倍,亲戚的礼金在沿袭八九十年代以来的礼金数额的基础上稍有涨幅,比如舅舅送的礼金由原来的120元涨到现在的160元,而不像朋亲一般200-300元整数起步。


因而,村民再也无法简单通过礼金多少来判断主家与客家之间的亲疏远近关系了。可见,传统的人情规则仍在延续,而新型人情规则正在形成,我的家乡正处于这样一个过渡时期。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家乡进城农民并未因地缘变化而退出人情,而是依然与原来的庄亲保持着密切的人情往来。


舍不断的是什么?

我以为,这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在物质条件方面,农村基础设施的巨大改善,为延续城乡人情提供了基本条件。我上高中时,也就是2005年家乡发生地震之后的一年内,我的家乡村庄面貌几乎焕然一新,漂亮的新农村似乎一夜之间拔地而起。


同时,家乡村镇距离县城15公里,城乡公路得到了较好修建,公路两边的村庄也都陆陆续续地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新农村样貌。另外,村民外出务工收入不断增多,电动三轮车、小汽车等都成为村民的主要交通工具,为出行提供了便捷。因此,村庄内部、尤其是城乡交通、交通工具等基础设施的巨大改善为城乡之间的往返提供了很大便利,从而也就为庄亲之间的人情延续提供了基本的物质条件。


其次,在社会文化层面,村庄社会结构依然在约束着村民的人情交往的行为逻辑。


一方面,家乡是宗族性地区,每一个村民组主要以同一姓氏聚居而成,有着共同的祠堂、祖先、族谱,一个村民组就是一家人,就是一个“屋下人”。因此,庄亲之间都是有血缘关系的,从传统沿袭和祖先传承的角度来看,在村民观念中维系庄亲之间的人情是毋庸置疑的。


另一方面,以家乡的实践经验来看,除非你迁至九江及其之外的区域,否则一般农民是不会选择退出人情的,因为农民所追求的就是在村庄内部竞争中能够体面而有尊严地活着。如果你得不到村庄人的认可,你在村庄公共事务中就没有话语权,甚至在红白喜事过程中也得不到村组庄亲的互帮互助。


比如,树爷有三个儿子,但只有老大是按照村庄规范努力做人,且与庄亲们关系处得很和睦;而老二在90年代初就定居九江,几乎不参与村庄公共事务和人情往来;老三生活相对拮据,几乎退出了村里的人情往来。母亲说:“生要人,死要人。你断了村庄人情,将来去世,再想落叶归根就难了,村里连个帮忙的人都没有。”总体上来说,这户人家的村庄社会性评价并不高,换句话说就是不会做人。事实上,一般农民在县城范围内基本都会选择维系人情。但有些会做人的村民,即使迁至九江市也会维系村庄人情。


在我的家乡茅村(一个村民小组),就有这样“会做人”的典范。国叔是独姓户,2007年迁至九江市,但至今仍维系村庄人情,不仅平日里与村里人关系和睦融洽,而且无论茅村谁家办酒席,他都会前往贺喜送人情,因而在村庄里口碑较好。


这种行为逻辑是源于在同宗同姓的宗族性村庄,独性户易受主姓排斥,是典型的边缘弱小型姓氏,比如续族谱时家家户户都有恰恰就你家没有,又比如别家的老人过世祖宗牌位可以进祠堂而你家就无法入祠。同居一村,你和其他户不一样,就会在很多公共性事件上被区别对待。一般而言,村民们在这种村庄社会结构中的行为都是趋同性的。


因此,国叔一家通过在村庄里积极做人,同时也积极参与村庄的公共事务,从而为自己赢得了好人缘和好口碑,以弥补自己是独性户带来的边缘化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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