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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卖心文 位于北京东三环CBD核心区域的国贸三期，在某种程度上，这座330米高的巨型建筑，已然构成了一个体系完整的小型社会。 这栋摩天大楼的气质由生活其间的人共同塑造，同时又有更多的人争先恐后跻身其中，被它的气质吸纳。银行家、投行经理、石油公司高管、律所合伙人…… 穿过国贸三期那扇4.5米高的荷兰皇家宝盾旋转门，你来到9米高的大堂。地面由金黄色的大理石铺就，那是从以色列专门运来。四面是镶着金箔的仿古窗棂墙面，头顶上4组500公斤的彩色玻璃泡吊灯，由600个人人工吹制……这一切都确定无疑告诉你：欢迎来到新世界。世人眼中的职业精英同处同一个空间，它既是“塔尖人群”的私人游乐场，又是“新生势力”逐梦的淘金河，他们共同追逐着贵族的名望、资产阶级的财富、技术精英的智慧和富足人群的悠闲。他们在此寻找自己的同类，更多的时候，他们彼此惺惺相惜，却又相互厮杀。 这种欢迎带着某种威严与告诫。挑高的天顶和广阔的空间使访客的气势不自觉地削减，虎眼石镶嵌装饰的玻璃墙面和7米高的壁画提醒着你：不要轻举妄动。 充沛的空间是一种资格和实力的体现，透露出不急于把每寸土地都转化为商铺的泰然。就像是前台黑色西装的服务人员的裤腿没有一丝褶皱，大堂里总是四季如新地摆放着光鲜的植物，无论何时你都无法在上面找到一片枯枝黄叶。 它并不打算隐瞒这种富饶。20毫米厚的钢化玻璃铺满了整栋楼330米的高度，通透的观感构成了一种全球通晓的语言——它是现代而包容万物的，仿佛任何人都可以随意地进出。 事实上也确实如此，一群穿着校服的中学生经常跑到32层的中转大厅玩闹，一个戴着小红帽的外地旅游团把这儿当成景点浩浩荡荡地走过，杂乱的脚步声在大堂里回响，也并没有人阻拦，这座摩天大楼似乎秉承了这类建筑20世纪80年代诞生时最初始的意象——一个经济自由主义的标志。 但在写字楼大堂水牌上，会显露出一些容易被人忽视的端倪。黑色水牌上烫金字体的公司品牌之间似乎暗含着某些联系，它们都是卓越而具盛名的，就如同名人之间的合影，人们总是倾向于和自己地位等级相似的人站在一起。 并不是所有的公司名称都被允许刻在上面，一家庞大的保险公司就曾被拒绝成为这座写字楼的租户，理由是人员流动性过大，而也很少有媒体公司在这里驻扎，他们确实是付不起全北京最昂贵的房租—— 这栋楼的6到56层里，有至少37家世界500强企业，每月每平米需要支付的租金是513元。 但每当追逐梦想的人成为这栋楼里的一员时，总会告诉自己，这是值得的。百米高的出租空间就像是一块悬浮的新大陆，很难不让人产生权力与财富尽在掌握的快感。 奔波无国界的职场精英们不需要护照上的国籍，类似这里的商业中心才是他们真正的故乡，他们在此寻找他们的同类，相认相知，终能放下他们的行李，落脚栖息。 穿梭于这51层写字楼之间的男士大多穿一件熨烫平整的衬衫，领子多半浆过，套一件西装，身材呈现出一种精明的瘦削；女士的标准配置则是以优雅见长的品牌服装，穿西装套裙则凸显了一种更高的地位。 几乎每个人都会拥有两部手机，其中一部往往是普通人很少会选择的黑莓，当有新的邮件到来时，会闪起令人心惊肉跳的红灯。 在这里，你很难看到国有企业里司空见惯的秘书职位，尽管工作性质相似，但他们显然更愿意称自己为行政，或者，助理。也没有人愿意被称作会计，他们在做自我介绍时往往这样说：我是做财务工作的。 他们会向业外人士不厌其烦地介绍行业内的阶级划分，比如外资大行大于外资小行大于内资大行，而内资大行则大于内资小行大于合资行，最后合资行大于律所大于四大。 这些话最有可能是从茶水间里传出来的，那里是坊间新闻的聚散地，人们谈论着诸如某公司在中小板IPO，老板夫妇身价一夜过亿，某只股票连续十几个涨停板，或者因为邮件群发失误导致的业内情感绯闻。 也有人不关心这些。一个石油公司的人在卖从创意手袋到手绘手机壳的小玩意儿；一个较真的律师为了一件小事跟银行干了起来，不厌其烦地向他们普及法律知识，直至对方崩溃；而她的朋友则成立了一个速配组织，每周拉着国贸的单身男女去唱歌，只可惜，这些年来只成功了一对，最后还离了婚。 这个由瘦长的钢结构体系支撑起的80层平面把空间分隔得井井有条，很多白领从未去过楼上或者楼下的任意一层，好似其他任何层都不曾存在。对他们而言，在职场上保持必要的距离感是一种必备的素养，因此他们更希望自己的办公空间是一块严格私蔽的疆土，不被外人侵入。 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在不知不觉中建立起了属于整栋大楼的共同秩序。他们大多数彬彬有礼，不会过分亲密，保持着一种不即不离的状态，他们说话得体，即便你对着他们吼叫，他们最后也会让你认识到自己的鲁莽而自惭形秽。 这种不曾落在纸面上的秩序感贯穿了整座大楼。一个姓许的投行员工曾经因为没来得及换衣洗澡而在第二天受到冷眼相待；一位穿着鱼嘴高跟鞋的姑娘来律所上班，因为露了趾甲而挨批；一个海外归来住在双井富力城的ABC天天打三蹦子上班，每次碰到他的老板，老板都假装不认识他；而一群在吸烟区抽着烟的男性投行员工之间，一位姑娘被很自然地排挤了出去。 不过，若是位于职场生态链的上游，便也具备了打破这种秩序的资本，例如，一位律所的资深律师并不会因为自己每天穿着拖鞋上班而感到不安。 这座大楼里一共设有90部电梯，即使是2010年开业至今就在此工作的员工也很难说得清它们一一位于何处。其中四部电梯的速度达到了每秒10米，从底到顶不超过40秒。 电梯快速运行时，人的耳朵会有明显的胀痛感，因为一些客人投诉电梯升降实在过快，管理人员甚至调慢了若干部电梯的速度。 这种风驰电掣的感觉令一些初来乍到的新人感到不适，但对另一些人来说，急速上升的电梯正是实现自我满足暗示的最佳场所：升得越高，踩在脚下的场景就越不值得留恋。对很多人来说，摩天大楼拔地而起高耸入云的雄伟姿态，正与他们白手起家步步登攀的职业梦想构成了完美契合。 在39层，一位叫作李义龙的财富管理总监拥有200人的团队，他的独立办公室与外部空间被一道玻璃门隔开，而在10年前，他窝身于一家咨询公司的100多个格子间中的其中一间，每天加班至深夜。 “我毕业时去上海玩了一趟，看到到处的摩天楼，就下定决心以后一定要在高楼里上班。”10年之间，他从金融街来到CBD的华贸中心，又从华贸最终到了国贸三期。 他每天8：20从东三环的家里来公司，晚上7:00离开。他有严格的饮食计划，早餐是面包牛奶鸡蛋沙拉，午餐水果，晚餐必须喝粥；他有20多套西装和领带，30多种口袋方巾，有时还戴绅士领巾。 这是他从原先花旗银行的老板那儿学来的，那位老板每次出门都拖着十几箱行李，装着不同款式的服装。 他有自己的活动日记，定期整理所有新朋友的名片，在他家中墙上有一张纸，上面归纳总结了各个领域重要人物的联系方式，并且制订完善的人脉拓展计划，定期与这些人见面。 他甚至觉得家里的沙发太舒服，容易让人懈怠，就在阳台上弄了个茶座，逼自己思考问题。 最令他欣慰的是，父亲从老家来北京看病，他开着车带着父亲特意路过了这里，在光华路上，他在央视工作的夫人指着这栋楼说：“义龙在这边，我在那边。” 但他和这栋楼里的无数白领乃至金领对于一件事都心知肚明：在大多数时候，这里并不显得那么温情脉脉。 Julien用12年的时间奋斗得来一间属于自己的办公室。他的办公室在国贸三期的11层。外面是200多人共同办公的开放区域。但他尽量把门打开着，试图维持原先和下属一起奋斗时的那种亲密感。 独立的办公室，让他感觉到一种危险：在一个没有人敢批评自己的地方，你的思想往往容易流于主观。他的直系上司常驻香港，也很少对他的工作提出意见，这让他总担心略过自身的漏洞。 办公室的绿化区有厚厚的卵石和蕨类植物。他当年的女朋友——也是他如今的太太，抱着女儿的照片，是他办公室里唯一的私人物件。 1997年，加入仲量联行(JLL)的第一年，Julien几乎没怎么见过太阳。他刚从北京外国语学院毕业，在JLL的中国代表处工作。加上国外的同事，一共只有5个人。当时办公的地方在京伦饭店的406和408房间。半年后，因为业务扩张，他们搬到京伦饭店地下一层的一个接近100平米左右的办公区——地下室的租金很便宜。 天还没亮，他就从八宝山父母家中出发，坐地铁到复兴门，然后坐环线到建国门，再转1路或4路、52路到国贸下车。那时候地铁一号线还没有贯通，通常路上要花1个多小时。 三年里，他始终保持着每天12个小时的工作强度。除了大学起就交往的女朋友，他几乎没有可分心的私人事务。每天下班回到地面以上时，外面已是华灯璀璨。周六下午他也从不休息，搭汽车去看楼，那三年他记住了北京每一座拔地而起的大楼的位置、层数、层高、洗手间的位置、是否有落地窗，有没有窗台，进深如何……直到他确信每一座楼的骨骼和模样都融入了他自己的血液。 “我当时的老板跟我说，如果你要想比别人做得好，得下苦功。同样有机会花10天的时间准备presentation，你得花最短的时间，才能战胜别人。如果在课外下了很多工夫，那么你可能用1天的时间用英文去提案，1天的时间去准备这些PPT，8天的时间你要去思考为什么提供这个建议，怎么能够符合客户的要求，能够帮客户找到方案，每种方案的风险，你要能够一一去分析。” 这15年，他已经拥有一个外企高层所必需的最理性的情绪，能够与这种无处不在的危机感和平共处。他维持着早上8点前到办公室的习惯，也从没有在下属面前红过脸。直到他拥有自己的女儿，他才感觉到自己长久以来的过度理性。 “没有女儿之前，常常会觉得孤独。事业到了一定的层次，非常顺利，但工作再也不能带给你让你足够兴奋的动力。那时候我相信，即使再好的工作，也不会是你最终极的目标。” 2006年，女儿出生之前不久，他的父亲突然去世。他至今记得，那天阳光明媚，空气中几乎嗅不到污染。早上6点，他接到哥哥的电话，说父亲心肌梗塞突然去世。他愣住了，那是印象中第一次没有考虑“当天的工作要怎么完成”。他父亲是个普通的火车司机，只给予他一个普通的家庭，并教育他清白地追求成功。好几天里，悲伤和震惊没有给他的理性留下任何余地，他觉得“从心理上摆脱了理性的束缚”。 孩子也是他摆脱过度理性的伙伴。在追逐事业的那些年，他和妻子的设想是维持丁克家庭。唯一鼓励他想要孩子的理由，是相信分娩对妻子的身体有长远的益处。他心底里“觉得要孩子没什么价值”，尤其从养老的角度。甚至他问过每一位朋友，为什么需要孩子。 他们的回答莫衷一是。后来他才发现女儿的出生，让他找到当时正在模糊的方向感。直到现在，他都相信自己克服危机的能量来自家庭，以及和妻子从大学起就培养的相互信任。2000年，他获得去澳洲悉尼分公司和旧金山分部培训的机会，在出发之前，他毫不犹豫地向女朋友求婚，两人举行了简单的婚礼。尽管公司提供的费用只供一个人的花销，他还是带着新婚妻子开始海外培训，靠着之前的积蓄谨慎度日。他相信亲密关系产生的道德感，是一个男人献身事业的基础。 当他有了自己的团队，从原先的20个人到现在的200多人，和男下属经常沟通的一个观念仍然是：家庭。这本是外企里很少涉及的话题。周五晚上，他经常会邀请下属去中国大饭店的Aria酒吧喝酒。他会对团队里那些80后的年轻人说：“一个男人要真的想做成一番事业，一定要有一个很好的家庭，这样你才能懂得怎么样去工作。” 2005年，他开始负责写字楼商业地产方面的团队管理。4年之内，他带领22人的团队将仲量联行写字楼业务的业绩翻了5倍，占据了北京市场的40%。公司为了执行本地化战略，决定将Julien擢升为北京地区的副总经理(为他成为总经理做准备)。 让他意外的是，他的上司无私地和他分享了他过往的经验，希望Julien能从中尽快摸索自己的道路。这让Julien第一次意识到这家公司的精神核心：不害怕甚至鼓励培养自己的竞争者，当自己足够强大时，就不必恐惧被边缘的危险。 他从前任身上看到了对权力和经验高贵的让渡。毕竟，在Julien担任北京区的总经理时，他的前任仍会留在中国。尽管前任会履行更高的职务，但仍需要向Julien汇报自己在北京地区的工作。在传统中国的政治智慧中，“一山不容二虎”的观念根深蒂固，每个人都恐惧失去实权，并想尽办法腐蚀对方的权力。 当他自己逐渐摆脱了这种恐惧之后，给予下属更多的是时间——从工作第一天开始，他就认识到那是最宝贵的东西。原先那22人的团队里，他经常让属下将演讲录下来，自己进行补充，然后和对方一起重听录音，向他纠正哪里讲得不对。这无疑是最信任的姿态——如果他自己完成可能只需要两小时，但如果要示范纠正，可能需要花上7个小时。每逢新年，他也会亲自给长期的客户亲手写上几百张贺卡，他就是这样无声地表达对别人的重视。 虽然商业地产咨询业的人员流转率非常高，但原先那22人的团队，有一半以上都坚持在他身边。最终，那些曾经离开的人，都开始逐渐回归到这种崇尚“传帮带”模式的公司。即使他们无法享有别的公司的固定薪酬，但他们无疑更需要这种在每个细枝末节之处都愿意提供示范的文化——对Julien自己而言，他原先也是被这种文化所驯化，而今又成了这种企业精神的象征。 毕业16年，他都在同一家公司工作。今年年初，他在新加坡参加大区会议，还碰上了11年前在澳洲、美国培训期间的上司，他们都还在为同一家公司效命。这让他更加信任自己的事业。 但在这种忠诚、安稳的公司文化表象底下，他还是嗅出了危险：身处最高的位置，感觉阅历逐渐丰富的下属渐渐在向自己逼近。尤其在他将写字楼业务部的管理交由下属负责之后，他势必将精力集中于管理。业务条线出身的Julien，对自己是否能够给公司带来具体的实际收入非常敏感——他不能容忍自己被隔绝在可见的成就和绩效之外。 这两年在他的组织下，JLL成立了专门针对中国客户的业务部门，他可以将多年积攒的咨询经验销售/分享给本地企业。 “没有人喜欢变革，变革一定会影响很多人的利益。但不对自己进行变革，你一定会被淘汰。” “我知道自己在工作上很boring，职业必然要求你很理性。这么多年，我听到过对自己最准确的评价是：Horducommon。意思是说我和别人很不一样。” 他松了松系得过于严格的领带，红蓝条纹相间的衬衫也在证明他并不枯燥的趣味。他大学的专业是法语文学，但他现在只有极少的机会说出这种浪漫的语言。 Jane身材高挑，有着湖南人匀称白腻的皮肤，但已很少吃辣。十几年前来北京读大学，为了在干燥的天气里保护皮肤，就克制了嗜辣的爱好。颧骨处自然的高光，是高级化妆品才能留下的痕迹。身上的深蓝连身裙，剪裁得近乎完美。嗓音薄脆，一句话里总习惯性地嵌入几个英文或法文单词，几乎看不出外省女孩的成长印记。 确实，1996年毕业，第一份工作就是在美孚石油，工作地点就在国贸一期。第一个月工资是5000元。也许是外企员工的自我塑造，从上班第一天起，她就没有坐过公交车上班。 接下来的简历有着让人羡慕的光鲜平缓：工作不久，便和大学时代就相识的先生结婚。 先生从大部委离职下海。她自己则一路辗转，从美孚到摩根斯坦利，再到花旗银行，办公地点都在国贸附近，这对她才是真实的北京。32岁，选择生子，休假两年。在她确定自己不愿意成为一名全职妈妈时，这家全球第六大律师事务所打通了她的电话。 那次见面在中国大饭店的商务中心，纽约总部的行政执行总监见了她，但始终不透露自己的背景。一切类似于盲目的约会(blinddate)。他们了解了她在投行工作的背景。此后，她还见了北京的两个合伙人。介绍Jane去面谈的朋友对她说，对方对她印象不错。 她礼貌地等待回音。但直到第二年年初对方才给她回复，性格积极的她之前给对方美国总部的HR打了个电话。对方很抱歉地解释，公司一直在努力想办法对她的前任解释公司为什么需要她离职，但又希望她能够快乐地离开。 Jane为这家公司的周到和“人道主义”所感动。虽然多年从事行政工作，大部分工作都是按照规则，一步步僵硬地完成。但她知道自己并非雷厉风行、不近人情的管理人员。她仍然能回忆起第一次要开除某个表现不佳的员工时，她自己比被开除的人都要紧张。那时她在摩根斯坦利担任办公室经理，首席代表和她一起进入会议室，那个将要被停职的翻译坐在对面。她觉得自己像在刑场上一样，强捺着颤抖。最后还是老练的首席代表作了安慰性的告别：在这家公司工作不顺利，在别的地方还可以继续。她越发知道自己不是“女魔头”那样的形象，做不到波澜不惊地开除某人。 入职后，Jane很快就弄清了合伙人对自己的前任不满意的原因：耽于小事而忽略大体。现在的合伙人会漫不经心地说她的前任总是拿着一大摞报销表格去和他讨论，比如是否应该下调律师的加班餐费标准，是否要严格控制员工的手机资费。 “拜托！我的时间很贵的，上千美元一小时，哪有精力和你去耗这些细枝末节的东西？！”合伙人激动地说。 “说话的徒弟，听话的师傅。”Jane说。她敏感地意识到老板是在提出对她的要求：既保证合理的节流，还必须得大气，见过场面。幸亏，在摩根斯坦利担任办公室经理兼PR时，每年她都会协助安排纽约高层与中国官员和大型国企负责人的会面。那时她身边都是国外著名商学院的高才生，她自己也去修习了相关的课程，她知道什么是高级的生活方式，并且也在日常生活里充分体验着，这让她和那些首席经济学家、高级官员们打交道时游刃有余。 和所有成熟的女人一样，她懂得怎样巧妙维持和合伙人得体的距离，既不会事无巨细毫无主见地去征询意见，也不会疏远到让上司生疑——她是高度职业的，不会让人不可捉摸。她的工作内容某种程度上就像一个高级管家：服务、人事和行政，她都要处处留意。同时，又有充分的悟性去管理自己的每一个细节—— “我从来没有连续两天和同一位同事一起吃饭，就是为了避免同事间会产生小圈子的印象。尽管我可以很欣赏某位同事，但我绝对不会当众表达出来。” “我也从不试图在职场里寻找友谊。只有离开公司那天，可能才是与某位同事建立友谊和私交的开始。”她补充道。 多年的工作经验也已经让Jane摆脱了非黑即白的思维模式，她知道自己越来越熟悉那条灰色的道路——尤其是行政工作牵涉到公司的方方面面，僵硬的规章制度往往约束不了人性的复杂面。尽管顶尖投行和律所可为其员工提供令外人艳羡的高福利，总有人会尽可能会在安全的范围内为自己争取些不足为外人道的利益，即使是些蝇头小利。 而她也不再像年轻刚工作时那样耿直，眼睛里容不进沙子，在外企的经历让她处理问题的方式更为直感——也是一种维持平衡的能力。她必须权衡一个人的重要性、与老板的关系远近，决定是否应该模糊对待这些小问题。在商业世界里，工作绩效才是对一个人进行评价最重要的参数。她必须让自己摆脱一个鲁莽的人可能有的较真——毕竟，唯有正确评价同事间的相互关系，她才能巩固自身的处境。 “如果你让别人抓到你的缺点，那就说明是你的个性展露得太多了。”我问她，如何避免别人的不满时她说。 经过7个月的装修，5月份，她所在的律所搬进了国贸三期。那段时间对她是最充沛的时光：她一直和美国总部派来的行政总监工作，共同决定律所的装修风格，具体到公司茶歇间的白色真皮沙发的皮色，和美国厂商广告册上的颜色稍有不符，她都妥帖地进行了更换。 她意识到自己职业的“两面受气”，但越是如此，她身上的职业感就越发强烈。大学毕业到现在，她发现自己的生活圈子基本没有溢出CBD范围之外——在国贸上班、购物、保养，一家人住在大望桥南的高档社区。 稳固的职业生涯同样也在塑造她的家庭生活——从办公室回到家，她也绝不允许自己有一丝邋遢的痕迹。每晚给儿子读完半小时床头书后，她会细心地保养皮肤，然后和丈夫靠在沙发上喝杯红酒，交流当天的工作。 对彼此的生活和决定不加干涉，也是她坚持的婚姻伦理，这大概是经历了相似的成长道路的伴侣最能接受的方式。丈夫每次出差，她只会事前问下归程。爱好条理的丈夫连出差的行李箱也是自己收拾。在极偶尔的时候，她发现丈夫一些并未告知的事情(比如和老同学聚会等等)，她也不会让自己产生一般女人那样放大的恐惧——工作给予她的安全感，和在北京的位置，这是她自信心的来源和标志。 他们之间最大的纽带是孩子。孩子出生时，丈夫就希望她是全职的太太，现在仍经常试探她的反应。但她发现自己离开工作简直无法正常呼吸。工作越是辛苦，她的能量场越是强大，越有意识地让自己光彩照人。她并不想让自己仅仅成为一个与社会能量脱节的全职妈妈，或仅仅是一个没有母性的成功女性……这两根支柱，支撑着她从一个外省女孩变成这个城市中上层的一分子，但她对这两者无法决然地排序。 “那，接下来怎么走？”有时候她也这样问自己。 和大部分70年代的年轻父母们一样，出于对孩子的考虑，他们更加不满于腐化的社会意识和不稳定的经济环境，在朋友圈子里，衡量一对夫妇成功的标志之一就是能否成功移民。毕竟，对他们而言，CBD辐射的道路尽头，不是灰色而疲惫的郊区，而是陌生的国度，至少那里充满着安全的富足和希望——这些在她的生活里始终无法被全然满足。 在21层的一家律所，一位新来的律师要在几个小时之内看完200多条租赁合同，还要研究他毫无兴趣的汽车零配件行业知识——他们刚接下了一个相关行业的案子； 在12层，苹果公司的一个职员必须记住笔记本的开合角度，这样当他去门店摆放电脑，光线穿过3万美元一块的玻璃墙照射到米色的方桌上时，这些电脑才会像阅兵场上的列兵一样熠熠发光； 在11层，一个刚毕业的小姑娘第一次开国际电话会议，就碰上了来自日本和印度的同事，她必须同时面对自己的蹩脚英语和对方奇特发音所带来的双重尴尬。 而在50层的一家公司里，每到一定时间，公司的电脑就会锁屏，开始播放眼保健操的悠扬旋律，以防他们用眼过度。 这栋大楼的每一个办公室、茶水间，避难层或是地图上都找不到的消防通道里，都从不缺乏加班者的身影。姜立涵女士在国贸附近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刻，她先是在一家律所工作，她有时会调侃自己，觉得产生了从事某种特殊行业的错觉。 于是，律所里常常出现这样的场景：前台通知女律师们到1号会议室“接客”，她们就马上脱下T恤球鞋，换上职业套装。在自己的小办公室里，这些律师们可以穿得轻松休闲，但在客户面前，着装正式几乎称得上是职业伦理的一部分。 后来她觉得当律师太较真，不符合自己的性格，跳去一家投行，主攻地产投资。这次跳槽为她带来高出原来3倍的薪水，但满脸的青春痘每天早上都在镜子里提醒着她一周工作90小时所要付出的代价。 半夜三四点下班时，她会坐在马路边为五个小时后的会议号啕大哭，质问自己为什么要接受这样的生活。 直到年底，她突然觉得一切痛苦都在瞬间烟消云散——相当于13个月工资的年终奖让她无法抑制地在发钱给她的上司面前开怀大笑，以至于此事多年后仍旧是昔日同事们取笑她的谈资。 她用这笔钱买了人生第一辆车，当她后来知道上司的年终奖多到“光税就上了一千多万”时，她只好在心中暗笑自己实在太不矜持。 她后来觉得那是最年轻最美好的生涯，作为投行员工，讲起自己参与的数十亿美元的并购案，就像讲一道菜的做法一样轻松。 当他们多年之后向圈外的朋友分享许多被媒体反复猜测的交易细节时，每个人都像是出自本能地和他们靠近，好像是靠近了藏在世界表层背后的规则制定者。 MD（董事总经理）会拍着年轻人的肩膀说：“加油干，有一天你会拥有全世界。”说和听的双方，都很少会怀疑这种话的真诚程度。 尽管的确拥有着令绝大多数人艳羡的收入，但这些“加班狂魔”们会一再强调，在这里工作的目的，绝不仅仅是金钱那么简单，它更像是为了实现一种强有力的自我证明：我奋斗，我得到，我是强者。对于刚进入这片地域的新人来说，这也许是种莫大的激励。 在一个群里，一帮清一色名校出身的律所实习生自称“国贸狗”，为了留在这里，他们从开始学会双面扫描、彩色扫描这些最琐碎的细节一步步做起。 一个叫陈靖的见习律师会告诉你，他是如何在一个非决策性质的会议上代表事务所出席，本来坐着就行，却因为突然被要求发言，装作没听见而惊动大老板的故事；他还会告诉你他晚上通宵整理资料，白天跟客户谈事，却被他们称作“中介”的事。 但他还是想留下来，因为这个名校毕业的1993年的见习律师相信，这里是资本市场和现代文明结合最紧密的地方，没有哪里能比在这里更直接、更快速地实现自我价值，哪怕常常需要为此连熬十几个通宵。 某种程度上，这正是这座大楼的诱人之处，它似乎真的让人相信：“付出必有回报”，并且，不用走出它的大门，就可以在这里尽情兑现成功的喜悦。 一位叫作姗姗的女士在3月30号这天作为33对新人之一在330米高的顶楼停机坪上举行了求婚仪式，她的婚礼典雅而隆重，纸杯蛋糕放在一个精致的小包内，她的甜点则搁在一个小型的摩天轮上。 在她脚下的国贸大酒店共有14层、278间客房，其中包括一间位于74层的296平米的套房——这是汤姆·克鲁斯、贝克汉姆以及数百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尊贵客人最心仪的住所。为了保证他们不被打扰，只有使用专属的房卡，这一层的按钮才会显示在电梯面板上。 这栋楼并不吝惜给予努力者最细致入微的服务，以此作为对他们的褒奖。国贸大酒店有一位叫作林泉成的中餐总厨，会去楼下写字楼的公司里向他们手把手地教授自己在迪拜帆船酒店里所练就的一身手艺； 80层的云酷酒吧里有一位叫作Daniel的侍酒师，他会告诉你盘子里的这块牛排，曾经成长在哪个纬度，毛是黑色的还是黄色的，吃什么样的草和谷物。 根据大多数人所认同的有钱买不到幸福的原理，这栋楼里的人们似乎应该两眼无神，大腹便便，晚上彻夜难眠，白天哈欠连天。他们也不会有真正的朋友，只会在酒吧喧闹的间隙暗自神伤。但现实却与此大相径庭： 年轻时，他们拥有这座城市里最好的教育背景，成年后，他们住着这座城市最优质的社区，他们的伴侣聪明体贴，他们的孩子健康强壮。 但他们并不像另一些人那样，将道德、忠诚、奉献这样的词挂在嘴边，他们更加强调的，是职业、负责、团队意识。 这座大楼并不只是跨国企业和豪华酒店的居身之地，地平线之下，一个巨型商场藏身于此。商铺分布之繁密复杂，令很多工作人员都常常在里面迷路，一位国贸商城地下二层商铺的店员曾经专门数过，供货商将货品卸至运货通道之后，他需要经过33道门，才能将它们运到店里。 在这里的人看来，写字楼的安静整洁为它所带来的气质，与整天开门促销迎客的商场全然不同，有一种含蓄和矜持的味道，真诚的顾客必须专程找上门来。 这样的顾客总是在下午一两点出现，他们走到地下二层，避开了把Ole超市的吞拿鱼三明治当作午餐蜂拥而来的公司职员，买了加拿大雪蟹、西班牙伊比利亚火腿和法国博格瑞奶酪，在对面的西班牙糖果PAPABUBBLE买了一盒13块65元钱的软糖，他们并不会受到多么特殊的对待，这里倨傲的店员时常能碰到各种明星。 在看了看放了两年没有卖出的一块价值7200万的珠宝是翡翠套链之后，他们可能顺便去美甲店做了个指甲——是白领偏爱的第24号色彩裸色系，也可能去LESALON美发沙龙做了一个鱼子酱护理，在三四十分钟的时间内花费了6800元。 或者他们转到了pageone书店，但却未曾注意到刘瑜和周濂的书紧紧地挨在一起。 来源： 来源：凤凰财经 作者：王天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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