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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假发看西欧社会的变迁 摘要：假发具有悠久的演化历史，在宏大的欧洲历史演进中，它是一个常常被人忽视的微小配件，却能够反映欧洲社会的发展。在西欧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假发扮演了不同的角色，人们佩戴假发的动机也发生着根本改变。从中世纪开始，到文艺复兴，经历巴洛克时代、启蒙运动时期以至于法国大革命以来，假发时或受到宗教的影响，时或同封建王权发生紧密联系。这种变化过程说明假发功能的化将反，同西欧社会的变迁紧密相关。假发在人们社会生活中的功能演化，以及人们（赋子假发的观念变过）其实同工业化大生产引发产业结构的调整密切相关，也能反映权威不断被消解的过程 关键词：假发；西欧；社会变迁 作者：王涛，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本文原载于《南京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第134-160页。 由作者授权发布。 注释省略。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来，伴随着社会史学派（new social history）的兴起，历史研究的对象得到了极大扩展。日常生活史把研究的重点聚焦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对历史进行了不同于传统政治史的叙述。在这种方法论的指引下，发型、服饰等关乎个体私人生活的细节被置于历史学家的显微镜下。“假发”（wig）作为一种服饰配件，也进入了历史学家的视野。在西方学者的心目中，假发的兴起与流行是一种文化现象，学者们的讨论集中在１８世纪“启蒙”背景下假发所具有的社会文化涵义：当然，也有学者注意到了假发作为职业装配件的重要性，描述了假发在西方法律系统中的历史；还有学者在女性主义视角下分析了假发与妇女自我意识的关系，不过是在犹太文化的语境下进行探讨。值得注意的是，戴假发并非西方文化独有的现象，对中国文化语境中的假发问题，国内学者也有过介绍和研究，但对西方文化背景下佩戴假发的叙述还主要停留在知识普及的层面。
对假发的功能变化进行长时段的追踪，并且分析这种演变同西欧历史进程的关系，是被西方学者忽略的视角。在笔者看来，假发功能演进的历史，不能将其单纯地局限于讨论一种流行文化从兴盛到衰败的历史。在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除了假发的制作工艺发生巨变之外，人们使用假发的习惯也有非常明显的改变。这后一种现象，折射出的其实是社会文明、观念习俗，以及人们的精神状态和审美情趣的变化。本文将把宏大的叙述与微观的细节结合起来进行分析，主要以１６世纪以来的西欧社会为背景梳理假发的功能演变，勾勒西欧社会变迁的格局。 一、文艺复兴之前：假发命运轮回 拉美西斯二世统治时期的木乃伊面具 人们佩戴假发的历史相当悠久，资料显示，早在埃及的古王国时期（公元前３千年左右），埃及人就开始使用假发。我们已经很难追溯第一个佩戴假发的人，并去理解他佩戴假发的动机和社会环境。根据常识想象，人们佩戴假发应该是为了掩饰自己头发的缺陷。然而，历史学家指出，埃及人佩戴假发，有显示佩戴者的社会地位的目的，或者表达某种宗教信仰，说明人们佩戴假发不是单纯的掩盖脱发或者秃头这样的私人需求。因为，脱发或者秃头这一自然生理现象，何以具备了丑陋的观感，就是一种能够充分反映社会观念的案例。实际上，古代人无法科学解释脱发形成的原因，出于迷信的认识，把脱发这种自然现象归结于某人受到了魔鬼的惩罚，所以秃顶或者光头不是单纯的不雅外形，而是人的灵魂受到污染的证据；在古代世界，被神灵诅咒的人也将受到人类同伴的排挤。宗教权威形成的这种奥论压力，迫使人们要想方设法遮掩自己的生理缺陷。
古代罗马的传统宗教具有相似的要求，于是罗马人要对抗脱发，只能从两个途径想办法是通过化学手段让头发重新生长，但是在古代的技术条件下，这种方式的效果很难保证；二是伪装，假发的出现就成了水到渠成的事情，因为这种物理方式能够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而且还额外具有了美化发型的功用。实际上，佩戴假发，尤其是在罗马上层贵族中，成了一种潮流。据说皇后弗斯蒂娜（Faustina）在公元２世纪时用假发创造的一种流行发型，直到４世纪还曾再度兴盛。假发并不是女性的专属，男性也要对抗脱发，所以罗马皇帝奥托（Otho，３２－６９）就有因为秃顶而佩戴假发的记录。这样看来，假发在最初似乎就不是单纯的遮羞物品，而同古典宗教的信仰权威相辅相成，成为群体审美情趣的一种表达手段。 古代罗马人的发型
在罗马帝国以及随后的日耳曼人经历了基督教化的文化转型之后，新的宗教规范对假发又有了新的解读。这有一个深刻的文化背景。基督教文明带来的是一整套伦理体系和社会习俗对信徒的生活细节包括外形打扮、服装搭配等方面都有明确规定。比如著名的拉丁教父奥古斯丁就对穿衣戴帽十分在意，“穿的衣服和鞋子，也是精挑细选的行头，但看似朴素，一切都如此自然，既不特别华丽，也不显得寒酸。”出于教会一贯的谨慎作风，对佩戴假发这种行为，教会的官方伦理是坚决否定的，因为虚假的头发会阻碍信徒对福音的接纳。在基督徒的想象中，上帝并没有佩戴假发，而人类的形象就是上帝形象的折射，所以信徒佩戴假发必然同上帝的形象相抵触，因此假发也被认为是“撒旦的装束”这种想象可可以道溯到保保罗的训导。他在《科林斯前书》（１１：４－７）中就强调凡男人祷告或是讲道，若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男人本不该蒙着头因为他是神的形象和荣耀。”在这里，蒙头被解读为“戴假发”，后世的神学家发展了这套说教，认为信徒佩戴假发是对神学追求的漠视，因此把戴假发视为应该受到诅咒的行为，并且在公元６７２年正式发布了禁止信徒戴假发的教规，如果信徒违反规定，甚至会被逐出教会。
从正面的视角，教会向人们宣扬的是要爱惜自己天然头发的观念，鼓吹信徒不应该对自己不完美的头发感到羞耻。基于这样的逻辑，强迫给别人剪头发能够成为一种处罚措施：在法国，为了让罪犯有蒙羞的感觉，会剃去他们的头发，作为不再受到神灵庇护的惩罚。
教会权威不仅力图禁绝假发，还要规定信徒的发型。在中世纪，修道院的修士有专属的发型，即所谓的“僧侣式光头＂（Tonsure），作为信徒拜倒在上帝权威之下的一种外在标示。对于修道院的修士，剪头发这个非常私人的个人清洁行为，也有严格的规定：需要通过庄重的宗教仪式来衬托对上帝的敬畏，往往会在一个选定好的日子，修道院的僧侣面对面坐成两排，一边吟唱圣歌，一边互相剪头发教会权威对假发的否定态度，作为欧洲社会的主流意见一直延续到文艺复兴时于期。于是，在教会权威居于主导地位的中世纪，人们由先前的被迫佩戴假发，变成了被迫放弃假发。当然，头发稀疏或者秃顶问题，并不会因为虔诚的宗教信仰得到改善。所以，为脱发所困的人们对假发还是存在实际的需求。但是，教会对人们生活方式细致入微的规定，让信徒的私人行为有所顾忌。在这样的背景下，那些不得不使用假发的人只能非常小心地佩戴假发，好像自己在干一件违背良心的事情。１５１８年一位法国的大公曾经写道，假发要尽量制作得精细逼真“脱去的头发要尽快被填补……假发头套要在别人不注意的情况下戴上去”。大公的顾虑来自现实的压力：在教会权威下形成的主流意识形态中，戴着假发去参加圣礼是非常犯戒的事情。这样一来，在教会对假发比较敌视的情况下，整个社会风气呈现相对压抑和保守的氛围，不要说戴假发，就连稍微蓄了明显的卷发，都是不能容忍的。在天主教传统比较浓厚的西班牙，曾经专门发布过一条禁令，“任何人不得以卷曲的头发出现在国王、大臣面前或者法庭之上。” “僧侣式光头＂（Tonsure）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有教会强大的弹压，文艺复兴还是解放了人们对美好事物的追求佩戴假发逐渐在上层社会的妇女当中重新成为流行趋势，其中辫子形状的假发最受欢迎，因为它能够给别人满头浓密头发的错觉。其中最著名的代表应该是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作为文艺复兴代表人物莎士比亚的同代人，她私人收藏有８０多套假发。毫无疑问，由于受到人文主义的鼓励，之前被教会权威压抑的审美情趣得到了充分释放。 喜爱收藏假发的伊丽莎白一世(1533-?1603) 二、巴洛克时代：假发与政治权威 从１６世纪的巴洛克时代开始，我们观察到了一种新现象，假发同政治权威的关系开始变得紧密和持续，假发不再是单纯的人工头饰，已然成为公共仪式的一个部分，变成宫廷文化的重要环节；以至于有许多研究者指出，假发可以算作君主政体时代的象征，制王权的修饰品”。假发成为权力的衍生物、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巴洛克是一个在政治上趋向集权的时代，因为在经历了惨烈的３０年战争之后，国家主权的观念在西欧世界达成共识，成为政治权威追求的一项重要内容；同时，战争引发经济的凋敝，让曾经相对独立的诸侯国虚弱无力，权力集中的强化具有了可能性。这种情形在德意志境内表现最为明显，绝对王权通过加强行政管理，引入警察机器维护公共秩序等手段，规范了一些小型甚至中型的自治诸侯国内部的行政，影响到了从公共习惯到经济生活等各个领域的运作。３０年战争还结束了宗教信仰同政治统治脱节的局面政治权威得以同教会权威结合起来，控制城市内部的物价、商品以及劳动力市场，从而把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整合起来。总而言之，中世纪以来发展起来的自治城市，在巴洛克时代越来越被边缘化，取而代之的是“在绝对王权控制下的城市”。
政治层面的观念和实践，也深刻影响到了巴洛克时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政治权威从本质上是人为造就君与臣的上下级关系，在这种时代趋势的影响下，诞生了一种全新的“宫廷文化它包括了各种繁文缛节的仪式，从而强调或者展示一种“统治的立场”。具体来说，巴洛克时代的统治者试图用一种外在的形式，制造一个仆从阶层而在宫廷这个大舞台上表演的仪式，则是权力欲望的外化物“于是巴洛克时代的宫廷变成了顶礼膜拜的场所，成了演绎宗教仪式的舞台，侯爵的恩德与荣耀得到了全方位地铺陈……宫廷文化的形式，力图创造或者强化一种仪式感，让人能够立即感受到侯爵与臣仆之间不可逾越的社会鸿沟，让臣仆顿生对侯爵的距离感，意识到自我的藐小和卑微，从而自觉自愿地完全拜倒在侯爵的威严之下。
这种强调等级的宫廷文化引领了一种时代风貌，激发人们开始关注自身的外部形象人们注意到，个人外形同自已的社会身份其实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个体行为以及个人形象在公共空间里是一种交际语言。基于这样的事实，人们急需找到一种媒介，让这种表达方式能够普遍为大家认可。恰好，在佩戴假发前后，同一个人的形象可能判若两人，正如时于代的亲历者所记录的那样“佩戴上假发后，您几乎认不出来他……他的形象完全改观了和他相识３０年，我所熟知的头发突然消失了…他甚至年轻了２０岁。”正是凭借这种优势，假发在巴洛克时期当仁不让地变成了“时代的标志”。 17世纪的巴洛克装束 其中，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太阳王在追逐权力的过程中，特别强调对假发的使用，同时代风貌是一脉相承的，他希望自己的权力地位不仅停留在法律或者行政意义层面，而且还要让个人的统治权威外在化。于是，宫廷的各种礼仪就具备了非常重要的意义，以体现王权的至高无上。在法国的宫廷之内，各种仪式繁复无比，渗透到了生活的各个环节。路易十四从起床开始，直到晚上就寝，都有对应的宫廷仪式相伴随。男爵西蒙（Simon）曾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详细记载了路易十四最生活化的起床仪式：早上８点，仆人把睡梦中的路易十四唤醒，在外等候多时的御医和保姆立即进入起居室问安。之后，路易换上衬衣，此时，他会决定今天佩戴哪顶假发。与此同时，高级大臣优先进入起居室接受国王的训话，之后包括侯爵、公使、总督等各色权力人物都会悉数登场，而路易十四就在众人面前完成他非常私人的更衣仪式。繁文缛节方面是为显示皇恩的浩大，另一方面则是在强化宫廷之内各种成员的等级。在各种仪式之中，各色人等进场出场的顺序、参与仪式的规格以至于仪式上的站位等，都依据不同的身份地位而定。服饰显然是让这种地位高下最直白地展现出来的方式，而假发在其中是不可或缺的道具，因为假发恰好能够满足显示皇帝威严气质的追求，成为了非常重要的礼制器具。
路易十四从不以自己的头发出现在公众场合，一方面因为路易十四很早就开始脱发，有损形象；另一方面佩戴上假发的国王，如同百兽之王的雄狮那样英气逼人，拥有非凡的气度：“（假发）是最华丽、宏大和珍贵的道具，可以让人获得几乎同雄狮一般的风采。”卷曲长假发（Allongeperucke）以其绝妙的设计，能够达到最佳效果：假发在额头上高高隆起，然后从中间分成两个部分，分别垂向两边，一直延伸到胸前，后面甚至一直垂落到背的中央“卷曲长假发”相当雍容华贵，能够展现国王的威仪、高贵和尊严，不仅成了太阳王的最爱，也成为整个“绝对王权”时代的标志。所以，尽管路易十四并不是假发的发明人，也不是法国佩戴假发的第一人（实际上早在１６１５年，一位意大利诗人到巴黎旅游，就发现巴黎的男人“头上都顶着一个用人的头发丝仿造的头发，被叫做假发”），但正是他把假发同权威的外化结合在一起，让假发成为了权力的象征，获得了比其他服装配饰更优先的地位。
路易十四的大臣们为了迎合国王对假发的偏爱，纷纷效法，从而带动了假发在宫廷中的流行。然而，卷曲长假发”属于“国家假发”，是国王的专利，以配合“朕即国家”的宣传；大臣们只能佩戴与他们地位相匹配的假发。在宫廷文化的语境中，假发让权力等级真正实现了“表象化”实际上，假发同佩戴者的地位直接挂钩，因为假发存在外形质量以及造型的差异，同回佩戴者使用的化妆品、服饰以及行为举止结合起来，通过整体的效果来凸显佩戴者的社会等级，用物化的语言述说他所拥有的财富、地位、权威等比较隐秘的信息。所以，在这种竭尽全力强化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状态的宫廷文化中，假发其实是治权威的载体是在宫廷社会这个大舞台下生存的必要装备；权力在它的包装下，成为真实可感的实体；配合宫廷仪式，假发可以让“一头是君主，一头是臣仆”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在巴洛克时代“权威”在视觉、触觉，甚至在嗅觉上都应该是明显可以被人感知的。于是，同佩戴假发的追求一致，自认高雅的统治阶层还要用香水把自己同散发臭烘烘味道的劳动大众区分开来。更有甚者，为了强化假发的视觉冲击，他们还会在假发上喷洒特制的香粉，配合视觉的冲击，试图通过嗅觉提升自己高贵社会出身的事实。
在路易十四的统治下，“绝对王权”登峰造极，他的政治权威以及与之相关的仪式、语言和风尚，成为整个欧洲甚至世界其他地方专制君主争相效仿的流行元素，被太阳王赋予了政治含义的假发自然也不例外，在德意志的宫廷，就发展出一套非常讲究的仪式，作为一项硬性规定，王子即使在宫中觐见自己的父亲时，也必须佩戴“卷曲长假发”，否则会被视作有失礼节。经由传教士的努力，皇帝佩戴假发的习俗甚至传到了中国，在表现雍正皇帝的狩猎图中，就有他佩戴西式卷曲长假发的形象。由于得到了政治权威的支撑，假发行会在整个巴黎也得到迅速发展，１６７３年的时候，在巴黎和周边地区就有２００多个假发手工行会；到１７１４年，德意志四分之一的假发都要从法国进口，来满足不同君主展示政治权威的需要假发在宫廷中的使用，还反映了男性对女性的权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假发一直是男性时尚的专属。虽然在文艺复兴后期也有妇女佩戴假发的记载，但那都是属于有政治权威女性的特权，如伊丽莎白一世。宫廷社会中的女性，往往只能以自己天然的头发出现在公众场合；她们不是通过假发，而是通过发型以及化妆的技法，来呈现自己的特质。这无疑是女性不得不依附于男性权威的反映，妇女只能通过装束所体现的美貌来吸引男性的目光，而无法在宫廷社会中有实际的作为。直到１８世纪晚期，妇女专用的假发才逐渐兴盛起来，而吊诡的是，此时在男权世界的时尚中，假发在宫廷中的地位早已没落了。 “太阳王”路易十四 (5 September 1638 – 1 September 1715) 二、漫长的启蒙时代：假发的黄金时期 太阳王路易十四去世后，绝对王权的时代也走过了它的顶峰。由于政治变迁而导致的观含变化，再次经由假发体现出来了，假发又一次成为时代变迁的风向标：在路易十四时代下还是家假发”的卷曲长假发，逐渐失去了优越地位，丧失了与王权的紧密联系，降格成为贵族文化的部分；高雅市民阶层开始把假发当作日常服饰的配件，以此体现特权阶层的权威做派。
假发在法国的宫廷文化中失去了独宠的地位后，假发所喻示的政治权威也逐渐弱化因此假发手工作坊在民间得到迅速发展，正如１８世纪一位德意志的百科全书作者所总结的那样，假发制造是“一种全新的行业，受到人们的尊重……这个行业具有如下的优势，可以满足人们对不同发型样式的需求，这样一来，人们就从每天花费精力护理自己天然头发的繁琐劳动中解放出来。然而，尽管假发从宫廷走了出来，假发仍是上层社会才能享用的奢侈品，因为一套“卷曲长假发”的价格大约有１００塔勒（Taler，德国旧制货币单位），并非普通民众能够承受。
佩戴假发的风潮在上流社会十分盛行，因为它可以表达经济权威，同假发佩戴者的社会地位直接挂钩，成为身份的名片。从这个意义上说，等级社会的存在其实非常表面化，个体的外在细节能够展现身份的差距，强化不同等级之间的分野，成为等级认同的重要媒介。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中，不用人介绍，通过观察一个人佩戴的假发，就能够了解这个人的身份，一个陌生的社群也能够借此大致做出接纳或者拒绝这个人的判断。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例子是一位叫腾哈特（Johannes Tennant）的贵族所描写的一次旅途中的遭遇我抵达萨克森之后，听到一个消息，埃依塔（Eyter）的乡绅决定处决一个杀人犯。死刑犯将会被布袋封起来，放到河里溺毙。于是我步行了很长一段时间去见证这个事件。到了处决犯人的河边后，我发现自己同一帮当地的农民混在了一起；在不远的桥上则站着一些优雅的绅士。他们注意到我的穿戴是一个外乡人，但并没有看轻我，因为我戴了一顶比较昂贵的假发。于是他们向我发出邀请，问我是否愿意跟他们到桥上去观看，那里视野更加清晰。”可见，假发作为区分身份标志的手段，已经成为一种共识。毫无疑问，社会的底层民众，比如农民，是没有丰厚的财力支撑去佩戴假发的，所以，假发不仅显示佩戴者的财富，而且是一种社会语言，向外人言说他的背景出身和阶层来源。这种风气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启蒙时代的思想家也乐意追随这种风潮，包括伏尔泰、狄德罗或者康德在内的启蒙思想健将，在公众场合都会佩戴假发；在他们作品的扉页上，我们就能看到他们戴上假发之后优雅、高贵的形象。这样来看，启蒙运动其实是西欧社会的一批上层精英开启的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到１８世纪初期，假发已经成了了区别社会身身份最重要的二个标志，在社会上层有身份地位的人，包括公务员、医生、法官、神职人员、教师等，都把假发当作了日常服饰的一部分。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一个现实，假发的普及带动了假发手工业成为热门的行业，制作工艺不断进步，提高了生产效率，假发能够被更多市民拥有：假发的太量供应又反过来强化了假发在上流社会的社上交活动中作为道具的重要性，强化了以假发为中心的社会风尚正如齐德勒（Zedler）在他的百科全书里说到的，假发成为“一套体面服饰不可或缺的一个修饰品”。 伏尔泰 (1694-1778)肖像
在这样的社会风气中，一位大学教授如果没有佩戴假发就出观在公众场合将是很难想象的事情。歌德在他的回忆录中就叙述了一次拜访戈特谢德（Johann Christoph Goettsche）教授的奇特过程“我们遭遇到了一件非常罕见的经历。我们的教授戈特谢德先生是一个身材魁梧的人，当天他穿着一件绿色花缎的家常大衣就快速进入了客厅。但是他光秃秃的头顶上什么都没有戴，尤其显得刺眼。可是他的头马上就要被覆盖：他的仆人手捧着“卷曲长假发’（长长的发丝都垂到了肘部）从侧门匆匆跑了进来，战战兢兢地把假发递给了主人。戈特谢德没有流露出丝毫的懊恼，用左手接过仆人胳膊下的假发，非常熟练地戴到了自己的头上，同时用右手打了那位可怜的仆卜人一记耳光。然后就同喜剧情节里经常见到的那样，仆人立刻从门口消失了。德高望重的老教授这才庄重地邀请我们坐下。随后，他与我们非常有礼节地展开了长篇谈话。”
歌德的这段生动记录，让我们充分认识到了假发作为社会符号的重要价值。戈特谢德当时是莱比锡大学著名的教授，在年轻的歌德以及他的同学看来，戈特谢德有失身份的行为不是他在大庭广众之下殴打了自己的仆人，而是忘记了佩戴与他地位相符的假发。实际上，戈特谢德动手打人不一定是由于生气，而可能是通过这种夸张举动，来掩盖自己没有戴假发就出现在客人和学生面前的失态，换句话说，这是有失师道尊严的严重事情。而且更具隐喻的细节在于，在随后的谈话中，戈特谢德还能够非常自然地向他的客人们展示优雅和礼貌，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一样。他们一定讨论过社会礼仪的问题，因为歌德通过这次拜访学到了不少高雅的知识，言下之意，至少此时的歌德会认为，正确佩戴假发应当是隶属正统社交仪式的规范。一个形象的类比，就能够充分说明当时人们形成这种社会心理的逻辑：色泽和沉淀都可以决定葡萄酒品质的好坏，因此佩戴掉毛或者发霉的假发的人，一定也不会是品德高尚的人。
在１８世纪，假发承载着重要的社会信息，为满足这种需求，假发的制作工艺也进入了黄金时期。我们从当时人们编写的关于假发制作流程的书籍中，就能够充分感受到欧洲人为了完成一套精美假发精益求精的态度。首先在选择材料上就非常在意．“男性的头发决不能用来做假发：它们往往很干燥和粗糙，因为他们经常在室外活动。基于同样的原因，在城市生活的妇女的头发也不适合。制作假发最佳的原料是农村妇女的头发，因为她们经常戴着帽子：总之，头发越是少接触空气，其发质也越好。”工匠对优质发源源的追求，让一些底层尾众得得以以卖头发为生，贫困的母亲把自己年幼女儿的头发出售并不是不光彩的事情。村姑的头发制作的假发，质量当属上乘，当然价格也不菲；而且北部欧洲妇女的头发会比较受欢迎；除此之外，动物的毛发，包括山羊毛、马尾等，甚至金属丝也可以成为假发的原料，这样的假发质量当然要低好几个档次了。据说，有钱有势的贵族家庭，甚至会专门供养一批仆人，让他们成为假发原料的源源不断的供应者。可见，上层社会把假发作为展现自己高雅品位的点缀，在背后支撑这种做法的，仍旧是等级的分化财富的不均展现的是特权等级在社会、经济各个方面的权威。
头发的颜色也是有讲究的，金黄色的发质向来是欧洲人最为推崇的颜色，这种偏好从罗马时代就兴起了，以这个颜色为底色的假发价位当然奇高。不过，为了满足不同场合的需要以及个人的偏好，制作假发的手工作坊还开发出了更加丰富的色彩，比如灰色、粟色等；后来，黑色的假发甚至也受到了欢迎。
与此同时，假发的式样也十分丰富。根据狄德罗《百科全书》的统计，鼎盛时期大约有１１５种假发样式。除了历史悠久的“卷曲长假发”，还有带发髻的假发（Knotenperiicke），有用辫子装饰的假发（Zopfperuicke），另外有一款配有布兜的假发（Beutelperucke）也在市民中比较流行假发很长，在肩上有一个布兜可以把整个假发兜起来，非常实用。形形色色的假发样式，主要是为了满足不同社会身份的人在不同的场合佩戴假发的需求：有专门室内佩戴的假发，还有外出甚至旅行专用的假发。１７５０年，一份时尚杂志特别报道，有人发明了用铜丝制作的假发，这样人们长时间在外旅行时，即使没有时间护理假发，也能够长期保持固定外形，避免造成蓬头垢面的感觉。与之配套护理假发也发展出了一套学问，不仅有专门给假发喷香粉的喷洒器，而且存放假发的盒子也要求有非常的设计，在“中国风”流行欧洲的时候，中国艺术风格的木盒就非常受追捧。细节讲究到如此地步，可见上流社会的闲情逸致了。 18世纪英法流行发饰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原先视假发为洪水猛的基督教会也开始接纳假发工在１７世纪初叶，教会还严格要求自己的神职人员不能蓄长发，即使是卷发也不被容忍。但是随着假发日益在上流社会流行开来，教会不再视这种奢侈品为眼中钉。根据狄德罗的考证，第一个佩戴假发的神职人员是一位叫赫维尔（Barbier de la riviere）的法国人。为此，在假发的样式中还专门出现了一款“教士假发”（Abbeperuicke），它有一个鲜明的特征，即在顶部是完全镂空的；在僧侣们戴上假发之后仍然能够获得“僧侣式光头”的效果，这样“在主持弥撒时，‘僧侣式光头还能够完整地透露出来”。这种假发的设计可谓独具匠心，不仅满足了教会追赶风潮的心态，还保持了对上帝的敬畏，是时尚与传统巧妙结合的一次完美尝试。
从艺术史的角度讲，假发从宫廷服饰过渡到民间流行，拆射的刚好是巴洛克向洛可可的转变。假发在巴洛克时代同权力、专制联系在一起，特别是卷曲长假发在宫廷的流行，其实是巴洛克艺术理念中讲求铺陈、浮华的体现，而在假发成为市民阶层的奢侈品之后，假发同政治权力的连接度松弛了，却同高雅生活品位紧密连接了，反映的仍是特权阶级的权威和自我意识于是，假发的制作工艺也更加趋于多元化和精细化，同洛可可艺术风格所迫的精密、优雅气质非常吻合。 四、法国大革命以来：假发与职业装 在假发最流行的时期，时尚风已经影响到了下层民众。那些没有足够财力购买华丽假发的人，会去理发店让师傅按照流行的假发式样处理自己的头发，达到“以真乱假”的目的。不过，假发达到如此流行的程度，实际隐含了它在不久的将来会面临的凄凉结局。从１８世纪末期开始，那些没有能力负担假发的下层人可能就不必如此费尽心思考虑假发的问题了；因为从这个时期以降，西欧社会普遍受到了启蒙运动的影响，特别是在经历了法国大革命的选礼之后，佩戴假发的行为在那些崇尚自由精神的文人那里成为保守和专制的象征，认为假发同应该受到鞭挞的封建独裁在气质上一脉相承，进步与落后的思想斗争，最终落实到假发的存留问题，虽然会让我们觉得可笑，但却是真实的历史存在。普鲁士启蒙运动的著名代表人物尼柯菜（Nicola）在１８０１年时还对假发的去留问题谨小慎微地发表意见“对它们采取一种谨慎的态度是必要的……·绝对不要试图彻底改造已经习惯佩戴假发的教士和君主。”
事实上也是如此，早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激进派试图废除神职人员佩戴假发的努力就受到了巨大阻力：正是基于这样的政治现实，自由思想家试图通过号召“回归自然头发”的方式，表达他们对传统世界观、对过时的政治权威的批判态度。这种崇尚自然主义风格的风潮，反映到服饰文化上，就是鼓励人们接受并乐于展现自身天然的发质和发式。为此，有人专从健康的角度，理性指出了佩戴假发的弊病：“假发会让脑袋的温度过高，这样会让更多血液流进大脑，血管也由于经常性的血液流动被膨胀，而那些没有获得血液循环的血管，会变得虚弱。从而产生各种病变，尤其是中风和眼疾。如果假发被固定在头顶上，血液回流的循环受到阻碍，就会淤积在大脑中。”
这种解释的科学性暂且不论，被描述出来的严重后果，已经足以让假发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大打折扣了。于是，人们开始抛弃通过佩戴假发营造一个虚假的华丽和精美外表的做法，转而崇尚简单、自然的头发。正如歌德会在自己的流行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里采取的处理手段一样，他塑造了一位没有佩戴假发的青年人的形象，结果伴随着小说的畅销，维特成为当时年轻人效仿的榜样，从而彻底改变了假发在青年人中的地位。流行潮流突然转向，最直接的受害者就是假发经销商，假发生意变得越来越难做，１８世纪末期的时候，英国的假发销量创历史低点，以至于一些假发经销商向国王请愿，希望通过一条法律规定成年人有佩戴假发的义务。这个既不合理、也不合时宜的要求当然没有得到英国国王的认可，却生动地反映出假发每况愈下的窘境。
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 不过，假发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而是在职业服饰的领域里重新找到了自身的价值。这同假发的价格日益便宜，不再具备区分高贵身份的辨识度有直接关系。到１８世纪末期的时候假发的价格在英国也就十几个先令，所以假发成为许多行会里学徒工作服的一部分，是雇主必须为学徒义务提供的待遇之一，于是当学徒的年轻人每年都能得到一套新的假发；在维也纳，为了在人流庞杂的餐厅里把服务生与客人区别开来，假发成了餐厅招待员职业装的一个环节。
假发演变为职业装配件，不是因为它们具有社会地位的区分度，而是凝聚了佩戴者的职业声望人们透过假发表达对佩戴者职业身份的认同，寄托顾客对从业者职业水准的信任。曾有这样一段轶事，科维萨（Jeans－Nicolas Corvisart）是拿破仑后来的私人医生，但是他第一次应聘这份差事的时候没有被录取，因为他当时参加面试的时候没有戴假发。这个事情发生在１８世纪末期，说明假发同职业声望是直接挂钩的，人们无法接受一位掌管着生老病死大权的医生，会以自己的头发出现在病人面前。早在１７８６年就有人这样写道，“在这个启蒙的时代，谁会对那些没有佩戴假发的医生表达哪怕一丝丝的信任感呢？尽管天然的头发是世上最美丽的存在。当然，假发并不能给予我们更多信息，但是它却向我们传达佩戴者的声望，这在今日社会是最重要的。”
不过，从另外一个方面分析，职业装的出现是追求平等的“进步理念”同保持特权的“保守传统”两种观念相互妥协的产物。穿着职业装，让某一个行业的从业者都具有平等身份，特别在行政部门，用职业装掩盖了从业者的个性特征、“展现了一种名义上的均衡”；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看，职业装把这个行业的从业者同其他行业的人区别出来了，通过颜色、款式、配件等外在因素、仍旧强化了不同行业之间的尊卑关系。于是，在不同行业，假发的质量与样式不尽相同，专为突出不同行业的特色与声望，比如高级官员、法官、教授等就更偏爱卷曲长假发，因为这种样式的假发曾经是显赫一时寸的“国家假发”，能够直接显示佩戴者在社会中优越的地位；而士兵、公务员等从业者佩戴的假发，只能选择其他款式和材质。 五、小结：作为权威解码器的假发 假发在人们社会生活中的功能演进，以及人们赋予假发的观念变迁，其实同工业化大生产引发产业结构的调整密切相关。一种物件能够同权力、等级等因素联系在一起，往往是由其复杂的制作工艺决定；正如紫色布料在中国历史上长期被贵族阶层垄断使用，源于染印紫色的工艺非常苛刻一样，在假发还是纯手工制作的时代，其价格必然昂贵，才具备显示拥有者财力的资格。但是，从我们前面的分析就能够明确看出，假发从最初的权力衍生物，过渡为上流社会的奢侈品，最后只能在职业装的阵地再续辉煌，背后潜藏的正是假发工艺的进步，以及不可避免的价格回落。实际上，１９世纪末期，假发生产的一些流程已经可以由机器完成，假发已经不能反映佩戴者的财富和社会地位于是同假发一并渐入晚景的，是从事假发生产的手工业者，他们不得不面临改行的窘境，开始转向头发护理的工作。而假发从纯手工的精心打造，变成机器化生产，其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已完全改观。由此可见，欧洲人在工业化文明的熏陶下形成了一种新的审美情趣，不再视佩戴假发为时髦的标志；即使在职业装领域，假发继续存在的合法性甚至也快要丧失了。在今天，我们仅仅能够在英联邦国家的法庭上，看到法官和律师佩戴假发的景况，成为假发作为职业装配件为数不多的痕迹之一。不过英国人也开始讨论，是否应该废除法律工作者佩戴假发的规定。
伦敦皇家法院 但是，假发“高贵品质”的消亡，其实只是一个表象。与假发所遭遇的兴衰过程相辅相成的是，四欧社会也经历了几个重要历史阶段的洗礼文艺复兴、完教改革、启蒙运动、工业革命以及法国大革命，欧洲文明自身已经完成了天翻地覆的改造。我们在现代文明的语境中重新审视假发经历的变化过程，将会清楚地认识到，假发的功能演变，以及西欧社会的历史变迁，其实是一个并行不悖的过程，即“权威”不断被解构的命运。如阿伦特（Hannah Arendt）指出的那样，权威的任务在于“限制自由的边界”，这一意向恰好能够从假发在西欧社会的功能演变得到清晰的印证。本来是否戴假发，以及戴什么样的假发，都属于个体的自由；但是，在西欧历史的权威语境下，这种“自由”被剥夺了，至少得到了限制，并且随着权威内容的变迁，出现了假发佩戴习惯的改变，以及相伴随的社会观念的变化。
正是由于假发与权威之间存在这层紧密的关联，假发才具有了解码器的功能，让人们把假发同原罪联系在一起的是教会权威；让假发成为宫廷文化的必备部分则是绝对权威；让假发成为市民身份象征的是公民社会的兴起；而假发成为职业装配件，最终沦为私人生活选择，则是民主制度对专制统治的取缔。假发的特权地位日益沦落，正是权力不断遭到分割的真实写照反映了特权阶层越来越丧失权威的历史格局。在这样的背景下，假发失去了所依附的“权威”日益被边缘化。
“权威”社会被不断瓦解，“自由”的边界却越来越扩大，从而让假发从最初的遮羞物件历了辉煌的历史后，最终回归了私人服饰配件，似乎在一番轮回之后又重新回到了起点。现今，假发只在文艺表演以及话剧舞台上作为道具，或者在传统的狂欢节里，在娱乐的化装舞会中，作为别出心裁打扮自己的必要装备。在这样的场合下，假发的高级与否，同现实生活毫无关系，只配合“剧情”的需要。只是在非常局促的现实语境下，也就是那些头发有残缺或者秃顶的人们，为了美观的目的才佩戴假发，一般人很少把假发作为日常服饰配件。在经历了几百年的轮回之后，假发再次找到了原初最基本的功能。但是，不能说欧洲文明也回到了原点，她在这几百年的时间段里经历了否定之否定的扬弃，进入了更加丰富多彩的现代文明。假发的功能演变，也就成为西欧政治文明发展的见证。在现代文明之下，个性获得解放，权威不断被消解，审美情趣日趋多元化，佩戴假发不再被视为风尚，而是古板的做派，同现代流行文化格格不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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