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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申请督师并非一次，而是“屡请督师川、楚”（《岭表纪年》）。据《永历实录·卷一·大行皇帝纪》中说，文安之在梧州行宫首次进见永历帝时就推辞相位，“请敕往荆、夔号召王光兴、刘体淳等，诏从之。”这可以理解为文安之在梧州见了皇上一面后，就主动请缨去抗清前线，但未准奏。实录列传中又说文安之见副相陈天麟与王化澄不足与共事，“遂大懑阻，力求督忠贞营出楚、蜀，为光兴援。凡入纶扉者十日，即奉敕督师秦、蜀去”。接着又说“时忠贞营久屯浔南，师疲粮乏，安之乃率之自黔入楚西，冀收蜀为迎跸计。”这又说明文安之在入阁前后就与忠贞营有过联系，在行宫只当了10天首辅便请准奉诏去督师秦、蜀。秦、蜀既指地方，也指人。概因王光兴和刘体纯等都是陕西籍人，在秦地起兵，时在蜀东。而忠贞营因久屯浔南（今广西平南县），兵源战斗力和粮食供给等都成问题，文安之遂带这支部队走贵州入楚西。
然从《永历实录·高李列传》中又不难得知，永历四年（1650）五月，高一功在梧州行宫入见皇上时提建议未被采纳，“知事不可为，意大沮丧”。“是年冬，两粤陷，清兵犯浔南，必正自庆远走黔，孙可望薄险要击之，转战旬日，所部多为可望劫降。必正、守素、锦皆殁。余军推李来亨为帅，由黔走施州卫，遂至巴东之西山屯焉”。《永历实录·卷一·大行皇帝纪》又载：“永历五年正月，高必正为孙可望所劫，兵大溃，必正死。李来亨收余众走施州卫，遂入巫山。”
高一功在由黔走川的途中身亡，这是史实。但党守素其时并未殁，而是随着李来亨这个新的主帅一道至西山，成为夔东十三家之一。再说，忠贞营兵困浔南是在永历四年十一月以前，十二月李过在广西庆远（今宜山县）病殁。永历五年五月，高一功才率忠贞营从庆远入黔境，被孙可望部扼险要而阻击。《永历实录》还说文安之率忠贞营到楚西后，“未几，薨于军中”。而事实上，文安之卒于永历十三年，与永历五年悬殊八年。这就表明“实录”也并非句句无虚。
《南明史》中也提到：“王夫之在永历朝廷中仅任行人司行人，地位极低，当其处境困难时，郧国公高一功曾伸出援助之手，但他同瞿式耜之流一样心存畛域，拒绝与忠贞营将士往来，因此，尽管他在所著《永历实录》中为高必正、李赤心、李来亨等人作了传记，却往往根据传闻，人名和情节常有错误”（《明清史料》）。
关于高一功之死，各种常见的南明史籍都说是被孙可望攻杀，如王夫之《永历实录·高李列传》记：“时忠贞营诸部存者惟必正、守素及贺锦、李来亨四将屯浔南，日益弱……必正、守素、锦皆殁”这段记载很靠不住。贺锦早在1644年大顺政权时期牺牲于青海西宁，王夫之可能把贺珍、贺锦混为一人，但贺珍又非忠贞营将，从未入粤。党守素至康熙初降清，也不是在顺治八年被孙可望攻杀。乾隆二十八年《永顺府志·杂记》和同治十年《保靖县志·杂记》都记载高一功、李来亨带领忠贞营途经该地时，彭朝柱令其子彭鼎“调苗兵万余，从菁林开路攻杀数千人，高必正亦被药箭死，余皆奔溃”。但这两种方志把时间定在顺治“十一年九月”，《保靖县志》又把“高、李”改为“高必正、李赤心”；李过（赤心）病卒于广西，早在忠贞营北上之前，当为李来亨之误。参考其他各书，有关高一功的事迹正是在顺治八年（1651）秋天以后再也没有出现，透过这些史籍的混乱记载，大致可以确定高一功是在顺治八年九月间在湖南保靖山区被永顺土司兵用毒箭射死。
对于“南明史上著名的忠贞营”，《南明史》浓墨重彩地叙述道：永历三年（1649）冬，忠贞营到达广西南宁、横州一带，大将有李过、高一功、党守素、马重禧（改名马腾云）、张能、田虎、刘国昌、刘世俊等。不久，李过、张能、田虎等先后病死，高一功成了忠贞营的主要领导人（按，现今资料多载李过卒于1950年与1651年之间，概因明永历闰十二月与清顺治有一月之差，此前抱病在身，故由高统一指挥）。当时，忠贞营的处境相当艰难，在广西永历朝廷统治区内，他们既遭到留守桂林大学士瞿式耜的歧视，又遭到镇守南宁、庆远一带的庆国公陈邦傅的猜忌。只是由于忠贞营兵力还比较强大，南明广西当局才对他们无可奈何。1650年清兵进攻广东和湘桂时，高一功和党守素曾率领精锐五千兵马到行在朝见永历帝，提出两项重要建议，一是改变勋镇割据的局面，财政收入和官员任命都应该由朝廷统一安排，以便集中有限的财力、兵力救亡图存；一是以忠贞营为主力东救广州。他们的主张得到一部分比较正直的永历朝臣支持，然而，南明诸帝大抵都是托身于军阀，连掌握了部分兵权的大臣如何腾蛟、瞿式耜也沾染“勋镇习气”，一味拥兵据地自重，以邻为壑，从来没有全局打算。尽管当时形势已经相当危急，无论是“东勋”（李成栋养子李元胤及杜永和等）还是“西勋”（庆国公陈邦傅以及瞿式耜节制的将领）都惟恐忠贞营地位上升，使自己失去原有的权势，于是想尽办法加以反对和破坏。
鲁可藻记：永历四年（1650）五月，“忠贞营高必正、党守素奉召援东，见朝。久之，复还南宁。”六月，“加高必正、党守素总统御营兵马，各佩大将军印，援东”（《岭表纪年》）。王夫之也记载，五月“高必正、党守素（自南宁至梧州）入见。……廷议不能从。必正、守素归南宁”（《永历实录》）。……七月，“高必正、党守素拔营回南宁”（《岭表纪年》）……忠贞营将领一直以抗清复明为己任，主动请缨，永历朝廷却视之为异己力量，一味加以防范，更谈不上发挥他们的作用了。
到1650年下半年，忠贞营在永历朝廷控制区内已经很难立足，被迫先后转移。是年十二月，忠贞营的主力开始由南宁北上，主要原因是他们同原大西军领导人孙可望之间存在隔阂。当孙可望请求永历朝廷加封秦王的时候，忠贞营将领表示不满，高一功、党守素曾经亲自出面训斥孙可望的使者，大意是原大顺军和原大西军地位相类似，大顺军余部联明抗清后，将领最高只封公爵，孙可望却坚持要朝廷封他为一字王，有欠公允，甚至说出了“两家兵马，彼此所知，鞭弭橐鞬，足以相当也”的威胁性语言（永历实录》）。就当时情况来说，大顺军余部兵力既远不如大西军余部强盛，又不像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等拥有云南全省这样一块后方基地，高一功、党守素卷入永历朝廷同大西军联合的纠葛中是不策略的。自然，孙可望借用陈邦傅和造假敕要求节制天下文武，高一功等人不愿接受孙可望的指挥也是一个重要因素。高一功等人的行动得到永历朝臣中反对封秦的顽固派的赞许，在某种程度上还成了这些人拒绝封秦的武力后盾。然而，原大西军联明抗清毕竟是大势所趋，孙可望凭借实力也足以封王。双方的关系在李自成、张献忠生前已经因为争夺四川兵戎相见，封秦之争又加深了裂痕。到孙可望出兵贵州、四川，清军侵入广西时，高一功等忠贞营将士既打不过清定南王孔有德部，又不愿依附于孙可望，剩下的道路就是领兵北上夔东，同刘体纯、袁宗第、郝摇旗等大顺军旧部靠拢。
忠贞营由广西南宁一带北上的时间在各种史籍中记载不一致。这是一次艰难的军事转移。高一功、李来亨等人为了把士卒家属、辎重安全地护送到夔东，不得不取道小路，跋山涉水，经过明清统治力量较弱的少数民族聚居区。1651年途经湖南西部保靖时，高一功不幸中毒箭身死。李来亨等率领忠贞营突破重重险阻，于是年冬到达夔东。
其间，由于历史尘封的原因，文安之与忠贞营的关系究竟如何，实在难以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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