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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督师，顾名思义就是监督指挥军队，明朝设置为统率指挥军队的大将，非常时期作为钦差大臣出任，便是监军的最高军事统帅，相当总司令之职。崇祯初有名的袁崇焕就是蓟辽督师，镇守山海防线，因中清皇太极的离间计，被崇祯皇帝以叛国罪逮捕处死。崇祯十一年，兵部尚书杨嗣昌也督师征讨“流寇”（农民起义军），并曾驻节夷陵，留下一首诗《督师西陵登东山寺》，当时还“颇获佳音送帝乡”，不久又因他部署的“四正六隅”即“十面网”被张献忠部冲得稀烂而畏罪自杀。及至南明时期，弘光政权建立后，相国马士英等忌恨大学士兵部尚书史可法的威望，不愿他当国，便怂恿福王把他派到扬州督师，结果史可法孤军无援，兵败城破，从容就义。文安之入纶扉之前，督师何腾蛟被杀，首辅不久，留守相国瞿式耜和监军张同敝在桂林督师以身殉国。凡此可见，督师地位虽高，职责却大，而且风险也大，纵使慎之又慎也难保失足或掉脑袋的事儿发生。
文安之是抱着匡扶明室、图谋中兴的远大志向而出山的。尽管年近六旬，鉴于当时的危急状况，他并不满足于只是在皇宫出谋划策，而是置生死于度外，主动请缨去川东鄂西收编农民起义军与地方武装，督师勤王。这除其本身报国效君的拳拳之心外，主要还是迫于形势的发展，限于时局的无奈。
先就永历帝朱由榔而言，他懦弱寡断，胆小怕死，因而稍有风吹草动，便移跸奔走，有称“逃跑天子”。单凭这一点，择取一个相对稳妥的地方安营扎宫，站稳脚根，是迫在眉睫也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文安之想开辟一块根据地来徐图中兴。他“收蜀以迎跸”的设想与行动就说明这一点。
再从当时的形势来看，长江三峡以上处于明军控制之下，清朝军队从广东和湖南两路两面夹击地压向广西，永历朝廷陷于极端弱小极端危险的境地。要说紧邻的最佳后方当是云南。而占据云南的孙可望却拥兵自重，根本不把永历帝当回事。因此，在移宫南宁后，面对清军的进逼和云南又为孙可望所盘踞这种内忧外患的局面，文安之认为北上川东的大顺军余部是支久经沙场的劲旅，遂奏请永历帝遥授“川中诸镇”的封爵，欲使这些有生力量成为抗清的前锋，并甘担风险，“屡请督师川、楚”，希冀如三国时期的诸葛亮那样，收取蜀地迎接皇上安身立命。
我国素有“出为将，入为相”的说法，大意不外乎是于内文治靠丞相，于外武功靠将军了。战国时期的廉颇蔺相如就演绎出一段“将相和”的千古佳话。身居相位的文安之，自是熟知这个典故，深知个中奥妙。史料显示，其时永历帝所指望的是孙可望和李定国这两员干将。而李定国是孙可望的义弟，这时还受孙可望的节制。孙可望的地位和作用显而易见。但对这位将帅，文安之却认为不可依托，难能信赖，明知孙可望手握重兵占据云南，也断言“不可往”。就像传说中的诸葛亮，一开始便认定魏延有反骨那样，文安之也从一开始便认为孙可望不可靠难望托。但他又没有诸葛亮那样的能耐制服孙可望，徒有相国之名，反而还要看别人的脸色行事。因此，他申请出外督师。
文安之自请督师的地方是川东，与他再熟悉不过的夷陵故乡比邻。今鹤峰学者祝光强、赵平国有文称：“文安之之所以主动请求去川、湖两省督师勤王，与他和容美土司的友谊有关。当时他要到蜀中收编李闯王的散落军队，约有十三路人马。要冒极大的风险。他有信心的是西南土司中较强胜的容美土司会支持他，当然文安之与容美土司之间的关系史料上不会有记载。我们只能在容美土司家族的诗集中找到一些关于文安之的资料，文安之曾在1644年到1646年‘流寓司中’达两年之久。”此话固有一定道理。但文安之想依靠自己熟悉的土司军只是一个方面，而更主要的方面，还在于当时三峡以上属明势力，“川中诸镇尚强”。尤其是原大顺军残部在川东一带，这大顺军与大西军当年“流寇”并驾齐驱，大顺军的声势更胜于大西军。大顺军余部不乏骁勇将领，更重要的是忠贞可嘉。
说到这里，或许有人会问，高必正不是态度强硬抵制孙可望封王，且警示足以与之抗衡的么，此时又到何处去了呢？这来龙去脉又说来话长。
高必正所谓的一家，其实是指原大顺军那班人马，早年与大西军有过多次合作，但也有过不少斗争，各自为政，就差一决雌雄。但两家都在兵荒马乱中骤然失去主帅，余部东奔西走，在明清两大势力的夹缝中求生存。所不同的是，当大顺军领袖李自成在湖北通山县九宫山遇难（有说被地方武装或土著袭杀，有说隐遁削发为僧或做地主）后，大顺军余部在各地尚有数十万人马。后世史学者众说纷纭。综合采信的具体数，大体分东西两路军计40余万。其中东路军残部约10万人，由刘体纯、袁宗第、郝摇旗等率领，转战江西和湖南。西路军则有30多万人，由李过、高一功统领，自川东鄂西入荆州。从数量来看，其军事实力远远超过大西军南撤时的人马。但大西军余部还能以张献忠的四个养子为核心抱成一团，且以孙可望为首形成集团军，因而得以占据云南，强势一方。大顺军却无此幸运。因其攻克京城，逼得崇祯上吊自杀，是明朝不共戴天的敌人；李自成想君临天下，大清朝也不会答应，并打着替明方报仇的幌子入主中原，全力剿杀招降不遂的大顺军，明方势力也巴不得借刀杀人，渔翁得利。结果，大顺军被围追堵截得到处跑。更糟糕的是，李自成死后，余部犹如一盘散沙，明显缺乏具有凝聚力的统帅或领袖。在血的教训中，他们认识到大敌当前，应该联合明朝官军共同抗御清兵。而南明朝廷眼见半壁江山也成保，也觉得满清是最大的敌人，当务之急自是先攘外后安内，由此先后接受了大顺军和大西军的归顺。
史料表明，刘体纯、袁宗第和郝摇旗等部由于不堪忍受南明文臣武将的歧视和排挤，先后转战到川东楚西自谋生路。惟有忠贞营在被楚帅堵胤锡请回后长期转战在湘、赣、广之间，但极不得志，也很不得势，结果部队越来越分散，战斗力也愈来愈削弱。如《小腆纪传》有载：永历三年（1649）春，南昌被围急，堵胤锡统帅高必正诸军入江西。因为奏封高必正为郧国公、李赤心为邓国公，刘体纯以下皆封侯伯有差。由于刘体纯与李赤心在原大顺军中并号“刘李二将军”。“刘希尧、刘芳亮与李赤心不协，率其军自梧州而北”。湘潭失守后，李赤心被迫转战广西，不久病死。高必正兼统其军。次年正月，永历皇帝退据梧州，“命陈邦传、高必正会兵广州”。五月，“郧国公高必正、兴平候党守素、南阳伯李元胤朝于行在”。在面见皇上时，高必正建议整军治政，加强抗清实力，未被采纳，反遭排斥。为时不久，“陈邦传袭高必正营；必正西走。”
文安之到梧州进见永历帝时，高必正已失望地带着忠贞营离开了永历小朝廷自谋发展。文安之就是在这个时候加强与忠贞营的联系，谋求抗清前途的，主要是与刘体纯等会师，实现“收蜀以迎跸”的大计。
文安之请缨获准的时间究竟是何时呢？据《小腆纪传·永历（中）》载：“我大清顺治八年（辛卯、一六五一）春正月（明永历四年十二月）己酉朔，加大学士文安之太子太保兼吏、兵二部尚书，总督川、湖军务；齐敕进王光兴等十六营爵皆公侯。”《南明史·永历帝进入安龙》中也具体点明：“永历四年十月二十一日首席大学士文安之自请往四川督师，以太子太保兼吏、兵二部尚书，赐尚方剑节制以原大顺军为主体的川中诸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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