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临摹研究之路 /文：马竞驰

敦煌艺术临摹研究之路

 文：马竞驰

【本刊特约稿】

敦煌以其宏大的佛教石窟著称于世，敦煌石窟与遍布全国的佛教石窟、寺院是古华夏文明留存至今弥足珍贵的历史见证，也是体量最为庞大、内涵最为丰富的艺术宝窟。两千年前，当佛教沿着古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时候，以建筑、雕塑、绘画等造形艺术形式宣示佛教理义是它最主要的弘扬方式。这些把高深玄妙的宗教理想与美伦美奂的艺术创作完美结合在一起的艺术品，在给人们视觉享受的同时，巧妙而有效的把它的思想渗透进了人们的心灵。与此同时，千百年来，一代又一代知名的和更多是无名的古代艺术家把他们的聪明睿智、理想和追求淋漓尽致地倾注到了这些艺术作品中，正是他们呕心沥血的努力，使得古老的华夏文明更加多姿多彩、光照千秋。

绘画作品，包括石窟、寺院、庙堂、墓葬里的壁画和绘制在纸张、绢帛、木板、布等材料上的画作在古代不计其数。然而，在数千年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只有石窟和部分寺院，庙堂及墓葬里的壁画较为完好的保存了下来，其它作品所存已寥寥无几。其原因是这些作品的材质都十分脆弱，加之气候环境和天灾人祸等各种因素而没有留存下来。一些古代大师们的画作，现今的人们也只能透过史料的描述去想象它精美而朦胧的景象。也许先民们在出于其它目的的同时早就意识到了这些，所以至少从一千六百多年前的东晋就有了对名品佳作进行临摹复制的“摹拓妙法”，逐渐的在衙署和民间成了一种时尚。一些画界的名家大师们也挤身这一行列，他们的“高仿”作品堂而皇之的成了人们竞相追逐的传世珍宝。现存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女史箴图》以及张萱、周昉的《绮罗人物》等，也都多为宋人摹本，显然，对名品佳作的临摹复制早就成了一种画界传统，是人们对先贤巨匠尊崇的行为表现，是为了让大师他们的作品得以流传和保存的方式和手段，同时也是画家们学习传统提高技艺的重要途径。

出于类似的原因，对敦煌壁画的临摹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就开始了。一九三七年秋，一位名叫李丁陇的画家带着一名学生来到了敦煌，在莫高窟临摹壁画达八个月之久。一九三八年秋返回后于一九四O年又第二次到莫高窟临摹壁画。从时间上来说，李丁陇先生是第一个从事敦煌壁画临摹的画家。

一九四一年五月下旬，张大千先生携家人来到了敦煌。在留住敦煌近三年的时间里，大千先生曾为寻找帮手中途离开过几个月，并从青海塔尔寺以每月五十圆大洋雇请了昂吉等三位喇嘛画师。大千先生将人员分成了三组，子侄门人等五人为一组，昂吉等三位喇嘛画师为一组，分别临摹由他选定的洞窟壁画。画中凡是人物面部和手、脚等重要部分都由他亲自勾线，其余部分的色彩和线条由其他人来进行，最后再由他总成定稿。大千先生临摹敦煌壁画的原则是：画中所有形象都要一丝不苟，但对许多早已变化失真的壁画色彩则尽量以他自己的理解和方式考证出它的本色，并在临品上加以还原，这就是所谓的“复原临摹”在大千先生临摹的百多幅敦煌壁画中有许多是这种色彩鲜艳，视觉效果十分强烈的所谓还原壁画最初风貌的“复原临摹”作品。

一九四一年十月，以王子云先生为团长的西北文物艺术考察团来到了敦煌。作为政府派遣的综合性考察团，他们肩负着内容广泛的考察任务。到敦煌的目的和任务与张大千先生不同，停留的时间也不长，临摹的壁画也远没有大千先生多。

一九四四年，敦煌艺术研究所在莫高窟正式成立，从而开启了敦煌壁画临摹工作的新纪元。以常书鸿先生为所长的一批画家段文杰、霍熙亮、史苇湘、欧阳森、李承仙、李其琼、万庚育、李复、关友惠等。相继来到了莫高窟。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临摹了一大批至今无人超越的壁画临本。为此，他们义无反顾地付出了青春年华乃至毕生心血。以辉煌的业绩和高尚的品德铸就了他们在敦煌学领域的丰碑。

从一九四四年开始，特别是建国以后由艺术研究所改制为文物研究所之后，临摹工作的目的和要求更加明确和细化，对临摹工作的认识和定位也有了质的变化和提高。事实上，一直到“文革”前的数十年中，虽然研究所的工作人员由最初的十几名逐渐增加到了四十几名，但下设机构和分工非常简单，除了一个总务组（行政办公室）负责全所后勤、园林等事务外，业务部门只有美术组、保护组、资料室、摄影室等几个部门，除美术组外，其他业务组室加起来也只有十几个人，而美术组最多时达到了二十多人，占了全所人员的半数，是研究所业务工作的主体。

研究所的临摹工作从一开始就被提到了研究的高度，并以此确定了多种临摹方法。其中，最主要的有三种，即客观临摹、整理性临摹的恢复原貌临摹、也叫“复原临摹”。

客观临摹一直是最主要的临摹方法，这要求作者必须无条件的忠实于壁画现状，不能掺杂丝毫的主观因素，最终让作品达到“乱真”的效果。这也是莫高窟画家们数十年来坚守的信条和底线。

整理性临摹，主要是对一些残损形象进行恢复使其完整，这种恢复必须有科学依据，除了对临摹对象作全面、细致、深入的剖析，还需要与同一时期的同类作品作比对研究和参阅相关的文献资料，最终完成获得同行和学界认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作品。

复原临摹，顾名思义，就是让壁画恢复最初的风貌。这种临摹方法虽然开始于张大千先生，但莫高窟画家作这项工作的出发点，目的以及工作态度和方法都不同于大千先生，是把它作为敦煌学领域一个重要研究课题纳入工作范畴的。在具体实施中，除了画家们高超的基本功和丰厚的专业知识，还要借助光谱、化学等现代科研手段，以极其严肃和严谨的工作态度和工作方法得出科学的结论。这是一项难度很大的工作，至今仍处在探索阶段，相信随着科学的发展，那些历史尘埃终将会被一一拂去，让这些蒙上神密面纱的艺术品重新绽放出华贵璀璨的光芒。

敦煌研究院的工作任务是保护、研究、弘扬，临摹工作实质上包含了这三方面的内容。临本、特别是忠实于原作的临本，当画家们用传统的工具和方法，用优质的矿物质颜料完成之后，这些足以“乱真”的复制品就成了最贴近原作的“替身”。这些临品便于移动和保存，是一种有效的保护手段和方法。临摹工作造就了一大批莫高窟本土的敦煌学者。常书鸿、段文杰、史苇湘、霍熙亮、李其琼、万庚育、欧阳琳、孙纪元、关友惠等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初以前就来到敦煌的“莫高窟人”，不但是青一色的美术家，也是硕果累累、当之无愧的第一代“土生土长”的敦煌学专家。段文杰先生几十年前就明确提出了“临摹也是研究”的观点，并且付诸实践，拿出了一大批研究成果，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盛唐一百三十窟甬道南壁的“督都夫人礼佛图”。事实说明、真正意义上的临摹就是一种研究。至于弘扬，众所周知，从李丁胧、张大千、王子云到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直至当代，以各种名义、目的和方式在国内各地、世界各国举办过的展览已多不胜数。毋容置疑，由敦煌研究院（包括前身）举办的这种展览活动无论数量、规模、档次、内容、水平（包括学术水平）以及所起到的宣传作用等社会效应始终起着无可争议的主导作用和据有不可动摇的权威地位。

一九七九年，随着莫高窟对外开放，一些触动人们神经的现象悄然弥漫开来，蜂拥而至的游客，特别是日本等国的游客对壁画临本的浓厚兴趣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一些人开始试探性的拿一些小幅的临品画作通过导游等私下渠道卖给游客，很快，这种现象就在敦煌地区漫延开来，大大小小的画店相继出现，一种全新的旅游产品“商品画”问世并迅速充斥市场，成了敦煌最具特色的一道风景。八十年代开始的十多年中，壁画作品成了敦煌旅游市场的主打产品。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投身到了制作壁画临本的行业中来，有本土的，也有外来的，有职业画家，也有非专业的爱好者，可谓人尽其才，各显神通。严格的说，这些商品画不能算作壁画临摹品，这是所有人，包括画品作者和购买者都清楚的。当它以商品的身份进入大众市场时，顺应的自然是不同的消费需求。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一些专业画家在探索传承敦煌艺术的新方法，这种以敦煌艺术为根基的创作早在五十年代就开始了，作为工作任务，莫高窟老一辈的画家们曾进行过数次这样的创作偿试。近几十年来，莫高窟的画家们在孜孜不倦坚守在洞窟里从事临摹的同时，也在不断开创视野，各种形式的作品不断涌现。与此同时，数字技术的出现为保存敦煌艺术提供了一个全新的保存方法，这种先进的科学手段高效、快捷、精准，不但能把洞窟内容完整的储存下来，还能多角度、全方位、变化自如的展示出来。尽管如此，临摹仍然是无可替代的重要手段和方法，应该也必定会得到继承和发扬。

2013年8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