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焱林 阎文 第二十六 言晚出武成泰誓仍存改元观兵旧说
理学之明，肇自周程，而朱子谓，先此诸儒欧阳永叔、刘原父、孙明复亦多有助，盖运数将开，义理渐欲复明于世也。此说是也。书无逸称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国五十年。诗大雅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其所为受命之说，如是而已，无称王改元事也。自周书以文王受命九年春在镐，而改元之说兴，自太史公书以诗人道西伯盖受命之年称王，而称王之说兴。由汉迄唐，容有辩其不称王，未有辩其不改元者。欧阳永叔泰誓论出，而文王之冤始白。礼记中庸称武王一戎衣而有天下，乐记称武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无所为观兵更举之事。自伪泰誓三篇兴，以观兵为上篇，伐纣为中下二篇，以合于书序十一年伐殷，一月戊午渡孟津之别。太史公书悉详载之。由汉迄宋初，未有敢辩其非者，而伊川程子出，则谓武王无观兵，而武王之冤始白。是即张子所谓此事间不容发，一日之间，天命未绝，则是君臣。当日命绝，则为独夫之意也。大哉言乎，三代以下所未有也。今试平心易气，取晚出武成篇读之，我文考文王，诞膺天命，以抚方夏，惟九年大统未集。非即受命改元之妄说乎？泰誓上篇曰，我文考肃将天威，大勋未集，肆予小子发，以尔友邦冢君观政于商，非即三年服毕，观兵孟津之说乎？又曰，惟纣罔有悛心云云。予小子夙夜祇惧，以尔有众，底天之罚。非即归居二年，闻纣虐滋甚，更遍告诸侯，东伐纣之说乎？凡此书出于魏晋之间，群言淆乱之日，皆历有明征，而世之儒者，必欲曲为文解，以九年为自专征始，观政为非观兵。若以此晚出诸篇大有异于伪泰誓者，呜呼，其亦未知思也已矣。 按朱子又谓，欧公泰誓论历破史迁之说，亦未见得史迁全非，欧公全是。盖武成有惟九年，大统未集。以文王享国五十年推之，九年当从何数起？且如武王初伐纣曰：惟有道曾孙周王发。此岂史臣于未即位前便书为王邪？到这里总难理会，不若只两存之。余谓朱子犹未确信梅氏书为伪撰。若果信为伪撰，则此等难理会处，俱可不攻自破。西伯不称王，说已彰著。武王称有道曾孙周王发，则从未经拈出，盖墨子兼爱中篇云：昔者武王将事泰山隧，传曰泰山，有道曾孙周王有事，大事既获，仁人尚作，以祗商夏，变夷丑貉，虽有周亲，不若仁人，万方有罪，惟予一人。玩其文义，乃是武王既定天下后，望祀山川，或初巡守岱宗祷神之词，非伐纣时事也。伪作武成移为伐纣时事。自难理会。论语载虽有亲四语于大赉后，谨权量之前，俱初定天下事。亦自相类。伪作泰誓者又割入中篇中，更间隔以真泰誓，反若墨子引古，一似今人好集句为文者矣。 又按：西伯称王亦不始史记，伏生尚书殷传已有之。其远则自文王世子篇来。武王对文王曰，西方有九国焉，君王其终抚诸。郑氏注言君王，则既受命之后，不尔，何以呼王？余谓梦龄事之虚妄，先儒具有明辨，独怪孔颖达疏尚书，见孔传无称王字，遂力以文王称王为无。疏毛诗见郑笺有称王说，遂力傅会称王当在六年伐崇后，以至疏礼记亦然。真所谓从孔则废郑，从郑则废孔。唐人义疏之学之拘如此。 又按史记楚世家，楚武王伐随，随曰我无罪。楚曰，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左氏宣三年传，楚庄王伐陆浑之戎，遂观兵于周疆，问鼎之大小轻重焉，观政观兵，皆咄咄偪周，同一无君举动，以拟武王，非其伦矣。 又按国语，先王耀德不观兵，韦昭注：观，示也。据此当读为贯，非观示之观。下文又有且观之兵义，益见。然史记东观兵至于盟津，左传僖四年，观兵于东夷，宣十二年观兵以威诸侯，皆读如字亦可。惟蔡氏集传于西伯戡黎篇目下云，史记尝载纣使膠鬲观兵，膠鬲问之曰：西伯曷为而来。，此观兵二字用得不妥。且史记并无其事，出吕氏春秋耳。吕氏原文是殷使膠鬲候周师，候周师自胜观兵，古人书籍岂容妄更之乎。 又按孟子集注引张子语，下继曰诸侯不期而会者八百，武王安得而止之哉？分明不信殷周两本纪，齐太公世家。还师复归之事。既不信，复得又袭用其上文。不期会盟津云云。余曰，史记刘敬传说高帝曰，武王伐纣，不期而会孟津之上，八百言诸侯皆曰纣可伐矣，遂灭殷，朱子正本此，岂若蔡传之荒略乎。
阎谓 自《周书》以文王受命九年春在镐，而改元之说兴。 何按 阎所指《周书》实《逸周书》，其《文传解》第二十五有：“文王受命之九年，时维暮春，在鄗召太子发。”此之谓改元说，即以西伯昌受命之年，为周之元年。 《史记·周本纪》“诗人道西伯，盖受命之年称王而断虞芮之讼。”此称王说。 历史总要纪年，《尚书》虽称记言，亦属历史，本当纪年，但其年代久远，国人早无逐年录史之习，《春秋》前无编年史，共和（公元前841）前无连续年代记录。《尚书》纪年不仅少，且间断。《商书》古文《伊训》有“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古文《太甲》中篇有“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之录。他无年之载。 《周书》纪年较多，其开篇《泰誓》即有“惟十有三年春，大会于孟津。”《泰誓》中、下亦有日、时之载。今文《牧誓》有“时甲子昧爽，王至于商郊牧野。”他如《武成》、《洪范》等亦有年时记载，但皆不连贯，不赘。 一、姬昌称王否？ 欧阳修于宋仁宗景祐四年作《泰誓论》，力排周文王姬昌称王改元之说。朱熹引为同调，认修为义理学之先声。然欧氏之论确否？ （一）周谋商久。 《诗·鲁颂·閟宫》：“后稷之孙，实维大王，居岐之阳，实始剪商。至于文武，缵大王之绪，致天之屆，于牧之野。”此为周后人追述前王功烈，可信。周自太王由豳迁岐，一个重要目的：剪商，打商主意。其时纣出生也未，史无确征，但由太王、王季而文王，已经三传，至武王伐纣，已历四世，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国五十年，则由太王迁岐至武王伐纣，已历百年，故太王迁岐时，纣未出生，自然无纣“惟妇言是用……”等恶行，无商当伐之由头，但伐商之谋，已成竹在胸。“平心易气”而论，周之剪商，非商有不可赦之罪，而在周欲光大其业。 《诗·大雅·文王之什》第一章有句：“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意为文王受天命维新，即自文王始，已将取殷代之提上行事日程。其第四章有句“商之子孙，其丽不亿。上帝既命，侯服于周。”不即丕，大，不亿，亿古为十万，即超过十万。侯有乃、惟意。意为商之子孙虽过十万，但天命其臣伏于周。其第七章末二句“仪刑文王，万邦作孚。”即万邦皆信服文王。 《诗·大明》第六章“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缵女惟莘，长子惟行。篤生武王。保右命尔，燮伐大商。” 谋商斥商之诗不少，略举此，以见周谋商久。诗虽周后人所写，反映当是实情，非周后人有意构陷祖先。 周谋商不仅《诗》有述，史亦有记。《史记·周本纪》：“古公有长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历，季历娶太任，皆贤妇人，生昌，有圣瑞。古公曰：‘我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长子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历以传昌，乃二人亡如荆蛮，文身断发，以让季历。” 自家天下始，传位以嫡长，虽然商有兄终弟及之例，仍以嫡长嗣位为正。古公不传太伯、虞仲，而传季历，在季历子昌有圣瑞，在“我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所谓兴者，得天下之谓也。得谁之天下？自然是商之天下，故周不臣之心，始自太王！ 《史记》复称：“古公卒，季历立，是为公季。公季修古公遗道，笃于行义，诸侯顺之。 公季卒，子昌立，是为西伯。西伯曰文王，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古公、公季之法，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归之。伯夷、叔齐在孤竹，闻西伯善养老，盍往归之。太颠、闳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归之。” 吕尚之得，尤具戏剧性。《史记·齐太公世家》称：“吕尚盖尝穷困，年老矣，以渔钓奸周西伯。西伯将出猎，卜之曰：‘所获非龙非螭，非虎非罴；所获霸王之辅。’于是周西伯猎，果遇太公于渭之阳，与语大说，曰：‘自吾先君太公曰当有圣人适周，周以兴。子真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故号之曰‘太公望’，载与俱归，立为师。”无论昌做梦否，得吕尚则是真得，且“吾太公望子久矣”。望子何为？兴周也，兴周何谓？谋商天下也。姬何一日忘商天下？ 布信诸侯，集聚人才，其志不在小矣，谋商之心越疾矣。若为忠臣，则当宣扬君上之仁德，荐人才于朝廷。树己之德，攫才为用，不臣之心，昭然若揭。欧阳、朱熹等争文王称王、改元也未，不在历史事实，而在将文王理想化，树文王为臣则忠，为君则仁之标杆形像。 此等人才之得，于周之兴，大有裨益。《诗·大明》有曰：“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凉彼武王，肆伐大商，会朝清明。” 古公至西伯发，四代皆为商臣，四代皆尽全力谋商，其可谓忠臣乎？ （二）、欧阳氏论未必善 欧阳修《泰誓论》：“《书》称：商始咎周以乘黎。乘黎者，西伯也。西伯以征伐诸侯为职事，其伐黎而胜也，商人已疑其难制而恶之。” 关乎此，《史记》有录：“崇侯虎谮西伯于殷纣曰：‘西伯积善累德，诸侯皆响之，将不利于帝。’帝纣乃囚西伯于羑里。闳夭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骊戎之文马，有熊九驷，他奇怪物，因殷嬖臣费仲而献之纣。纣大说，曰：‘此一物足以释西伯，况其多乎！’乃赦西伯，赐之弓矢斧钺，使西伯得征伐。曰：‘谮西伯者，崇侯虎也。’西伯乃献洛西之地，以请纣去炮格之刑。纣许之。”崇侯虎真商忠臣，周姬昌真谋商者，有何疑义！ 是西伯未乘黎，已有崇侯虎潜于纣，周有异志。然纣不省，贪昌之贿，惑昌之“忠”。《史记》曰：“西伯阴行善，诸侯皆来决平。于是虞、芮之人有狱不能决，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让畔，民俗皆让长。虞、芮之人未见西伯，皆惭，相谓曰：‘吾所争，周人所耻，何往为，祇取辱耳。’遂还，俱让而去。诸侯闻之，曰：‘西伯盖受命之君。’” 《史记》所据者《大雅·绵》。其第九章有曰：“虞芮质厥成，文王蹶厥生。”《毛传》：谓“质，成也。成，平也。蹶，动也。……天下闻之，而归者四十馀国。”《笺》云：“虞、芮之质平，而文王动其绵绵民初生之道，谓广其德而王业大。”无论昌称王否，都在集聚力量，挖纣墙脚，广其德之目的在“王业大”。天下闻而归之四十余国，当非虚构。否则，何来《论语·泰伯》：“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文王蹶厥生”还有一层意思，即无论文王称王否，昌已俨然王者，断虞、芮之颂，纳四十余国，皆王者之事。文王已经“蹶厥生”了。 《逸周书·程寤》今只存篇名，然其残章断简见于《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书，陈逢衡谓此事所载，莫古于《潜夫论》，其《梦列篇》云：‘太似有吉梦，文王不敢康吉，祀于群神，然后占于明堂，并拜吉梦。修发戒惧，闻喜若忧，故能成吉，以有天下。’又《博物志》云：‘太似梦见商之庭産棘，乃小子发取周庭梓树，树之于阙间，化为松伯棫柞，觉惊以告文王。’”说明昌、发父子，已经在造舆论，为灭商作铺垫。此事至少早期在其核心成员间传播。 西伯阴行善，一个“阴”字道尽西伯策略，明忠商纣，暗结与国，广布仁声，以收人心。或人问，诸侯中何无人向纣告发西伯不轨之行？一则诸侯慕西伯之仁风，再则有崇侯虎潜西伯，而为纣供称“潜西伯者，崇侯虎也”，崇终为西伯伐灭之前鉴。谁还愿说，还敢说？ 西伯之贿，得纣欢心。有纣敇令，西伯无所顾忌，史称“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须。明年败耆国。殷之祖伊闻之，惧，以告帝纣。纣曰：‘不有天命乎？是何能为！’明年伐邘，明年伐崇侯虎，而作丰邑，自岐下而徒都丰。明年西伯崩，太子发立，是为武王。” 纣贪西伯之贿，信西伯之忠，恃天之大命。根本就不把西伯昌之行当一回事。 欧阳子曰：“使西伯赫然见其不臣之状，与商并立而称王，如此十年，商人反晏然不以为怪，其父师老臣如祖伊、微子之徒，亦默然相与熟视而无一言，此岂近于人情邪？由是言之，谓西伯受命称王十年者，妄说也。” 欧阳子竟未读《西伯戡黎》耶？未读《微子》耶？祖伊、微子何曾“相与熟视而无一言”？对于其言，纣之答很简单：“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别的事劳驾您别管。 至于姬昌称王否，余亦以为，其生犹未称王，便于以西伯之名行事，《西伯戡黎》得入《商书》；伐崇，纣视而不问不管。此即后世“缓称王”之策也。 阎所谓“一日之间，天命未绝，则是君臣。”古公迁岐，“实始剪商”，古公与商，非君臣乎？其时商之当国者非纣，商之政犹未糜坏，古公以臣谋君，岂非谋反？姬昌私断虞芮之颂，纳四十余国，昌非商之臣乎？《逸周书·文传解》，姬昌以王霸之术训诲其子发，临了以“令行禁止，王始。”不教其谋王位乎？姬发兴兵伐商，纣犹在位，天命犹未绝，纣与昌“则是君臣”乎？若是，姬发非反叛乎？《牧誓》之词，斥纣不道，纣犹在位，天命未绝，发以臣詈君，罪无可逭！ 二、改元否？ 朱熹有问：“以文王享国五十年推之，九年当从何数起？且如武王初伐纣曰：惟有道曾孙周王发。此岂史臣于未即位前便书为王邪？到这里总难理会，不若只两存之。”阎谓：“余谓朱子犹未确信梅氏书为伪撰。若果信为伪撰，则此等难理会处，俱可不攻自破。” 阎以《逸周书·文传解》：“文王受命九年春在镐，而改元之说兴。”《尚书》古文篇目置不论，今文《洪范》有：“惟十有三祀，王访于箕子。”此十三祀从何数起？纣之纪年？纣在位仅十三年？殷已灭，周已立，岂有复用殷纪元之理？用文王纪年？则文王时已改元，即在周境用新元。用武王纪年？岂有武王克商后十三年始访箕子？箕子为殷老臣，其间经武庚之乱？箕子尚在人世？余拙文《周武王伐商及在位時間考》推定武王伐商后二年即崩，武王纪年不可能有十三年。若为武王十三年，即武王伐商后之十三年，史未见其访箕子后即崩。成王即使在伐商之年生，至武王崩时已十六七岁，何须周公辅政六年始还政成王？且若文王死时武王尚无子嗣，文王能使其继位？古公不传位于太伯，虞仲，而传位季历，不因季历子昌有圣瑞乎？即使昌死时成王尚在襁褓，及武王守志三年，伐商后十三年，武王龙驭宾天时，成王至少十八九岁，何须周公居摄？ 由上观之，西伯昌虽未必对外称王，周地已用周元，至少周史家已用周元纪年也！ 三、姬发称王否？ 朱熹以为“‘惟有道曾孙周王发。’此岂史臣于未即位前便书为王邪？到这里总难理会，不若只两存之。”朱熹“有道曾孙”引自《武成》，《武成》乃伐商功成，武王告祭家庙，望祭山川之录。姬发伐商，与殷为敌国，不再为商臣属，发本周之主，何以不能自称周王？若姬昌时周尚在积蓄力量，等待时机，不宜过早称王，所谓“缓称王”者，以免成为纣及未附周诸侯众矢之的；伐殷之时，已经阵线分明，何以不能称姬昌为王？姬发伐商前必称王，用以团结部属，号令诸侯，使臣下有立功受赏之望，诸侯有列土封疆之盼，以一致对殷。伐殷而成天下共主，其时无登位不登位那些礼仪。汤居亳，其国号商，鸣条一役，取夏而代之，成天下共主，何曾有登位之仪？ 西周封建，爵分五等，只周称王，他国国君称公称侯称伯称子称男。然周懿王时，楚率先称王。东周桓王时，楚二次称王。周显王四十四年，秦惠王称王，战国七雄，相继称王。不仅周如此，以阎若璩所在之清亦如此。清太祖鲁尔哈赤先人，本明建州卫官员，为明臣属，明神宗万历四十四年称汗，建立后金，建元天命。其子皇太极崇德元年（1636年）在盛京称帝，建国号大清。其子福临1644年入主中原，统治中国达二百六十余年。他如五胡十六国，南北朝，五代十国，宋、辽、金、元等，多国并立，多君并存者，指不胜屈。何须一统天下后始称王？始改元？或人云武王伐纣为三代事。夏、商、周三代更迭，亦以攻伐，所谓一戎衣而有天下。既有攻伐，必有权谋。惟尧、舜、禹行揖让。 阎批朱熹：“犹未确信梅氏书为伪撰。若果信为伪撰，则此等难理会处，俱可不攻自破。”阎在此亦“疑罪从有”，要朱熹深信今《书》为伪，则“俱可不攻自破”。真有如此奇效？《洪范》之“惟十三祀”，又当何解？ 阎引《墨子·兼爱》中篇：“昔者武王将事泰山，隧传曰：‘泰山，有道曾孙周王有事，大事既获，仁人尚作，以祗商夏，变夷丑貉，虽有周亲，不若仁人，万方有罪，惟予一人。’” 武王嗣位，内守制而外谋商，泰山远在朝歌之东，武王能有闲巡游泰山？即有闲，必假途商境。周谋商之形已经彰显，武王能冒此绝大风险，巡游泰山？伐商之年，武王即感身体不适，曾与姬旦议传位之事。伐商二年即崩，国家初立，淮夷尚乱，政务繁多，戎马倥偬，武王能有事于泰山？史无武王事泰山之载。此亦墨子说理设事之例！武王既无事泰山之举，则《墨子》所引《泰誓》之词，只能是墨子抄自《泰誓》，以为征信。 四、武王观兵否？ 阎谓：“自伪《泰誓》三篇兴，以观兵为上篇，代纣为中、下二篇，以合于书序十一年伐殷，一月戊午渡孟津之别。太史公书悉详载之。” 何按：历史上有过伪《泰誓》，“有火自上复于下”者是也，只有一篇。阎若璩亦持是论。三篇者今《书·太誓》也。据阎说此《泰誓》仅东晋梅赜所献伪《书》有。太史公为西汉武帝间人，梅赜为东晋元帝间太守，太史公如何能能看见三四百年后之泰誓将其写入三四百年前之《史记》？真有时光飞车？或者，《史记》亦是后人伪造？ 查遍今《书·泰誓》，无一篇有周王发观兵事，但有观政事。《泰誓》上篇有：“予小子发以尔友邦冢君，观政于商，惟纣罔有悛心。”观兵则见于《史记》。《史记·周本纪》：“九年，武王上祭于毕。东观兵，至于盟津。”所谓观兵者，显示武力之谓也。图商已历四代，正待兴兵伐商，而东至盟津显示武力，岂不提醒纣，周在觊觎商之天下，而预作准备，或先期出兵伐周？所谓兵行诡道，出奇制胜。除非武王自觉力量强大到不战而屈人之兵。如是则何须《泰誓》三篇，《牧誓》一篇，再四强调殷有必伐之罪，周有必胜之力理？ 观政与观兵绝非一回事。观兵为耀武，观政即观商之政令，观商之政治形势。“予小子发与尔友邦冢君观政于商。”不必亲临商境，可据种种线索，与友邦冢君共议商家政治、军事、经济、宦情、民风等形势，得出之结论是“惟受罔有悛心”。商仍不改旧恶，百姓仍在水火，商之孤臣孽子已经心灰意冷，所谓“商罪贯盈”，正是伐商大好时机。 五、诸侯不期而会者八百诸侯？ 此亦夸诞不实之词。所谓八百诸侯，远者在巴蜀江汉，达千里乃至数千里之遥，如无约定，岂能同时到达？除非诸侯皆会奇门遁甲，或学会文王神课，心血来潮，屈指一算，或袖占一课，知是某年月日，武王兴兵伐纣。所谓兵贵神速，一鼓作气。如果今月羌来，下月蜀来，今日巴至，明日濮至，师老兵疲，人心涣散，修得庙来，和尚都老了，正好被商各个击破。因此八百诸侯，必是有期而会。约定期限，星夜兼程，共享伐商盛会。 阎之此条，亦谬不经！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