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镇西：“我”是孩子最信任的人吗？

记得是我刚校长的第一个月，那天中午，三个初二的女孩子敲开了我的办公室：“李校长，我们想和你聊聊。”三个女孩子向我倾诉了她们在家的遭遇：父母平时只知道打麻将而不关心她们的学习，更不和她们沟通，但如果她们成绩没考好，便来招来父母的打骂。说着说着三个女孩子都哭了。听了他们的哭诉，我给了他们一些开导和建议。最后，她们擦干了脸上的泪痕，微笑着和我告别了。

三个女孩子愿意向我倾吐她们的苦闷，我非常感谢她们对我的信任。可我想到一个问题：为什么她们没有找她们班主任老师谈心呢？在和他们聊的时候，我问过她们这些苦闷去找过班主任没有，她们说没有，因为不想给班主任说。作为校长，我不便在学生面前过多地谈论她们的班主任，但他们走了之后，我却忍不住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她们的苦闷班主任知道吗？

这样的班主任也许不是个别的——

每天天不见亮就来到学校来到教室，和学生一起做清洁卫生，看着学生早自习；然后备课、上课、批改作业；课间操、午休、自习课都陪着（守着）学生；下午放学后，还往往把学生留在教室里反复强调班主任认为应该强调的话，一直忙到天黑才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里。这样的班主任，抓班级事务可谓巨细无漏，一天下来往往身心俱疲。他们每天都和学生在一起，可是他们却不知道学生在想什么；他们的工作越做越细，可是，他们离学生的心灵却越来越远。她们的好心还不一定能够得到孩子们的理解，相反他们的事必躬亲往往让学生觉得烦――这样的班主任冤不冤呀？

每天都和该子在一起，却不关注因而不知道孩子的心灵世界；越是认真负责，孩子们越是反感。这是我们现在许多班主任的悲哀之处，甚至是悲剧所在！

注意，我这里用了“悲剧”这个词。这绝不是夸大其词或耸人听闻。对于教育者来说，没有比不了解自己教育对象的心灵世界更为悲哀的了。这种悲哀往往会导致心灵的悲剧乃至人生的悲剧——

30年前，我所在的城市有一个叫宁小燕的高一女生自杀了。我听了这个消息，第一个反应是：她为何自杀？朋友的答复是：“没有原因。”我自然无比惊讶，因此第二个问题油然而生：“这个学生的品行和学习怎样？”答复是：“品学兼优。连续两届市级三好学生，学校团委干部……”我更加惊讶。“没有原因的自杀”，“品学兼优的学生”这两点引起了我研究的兴趣，于是我前往这个女生的学校进行了详尽的采访。我采访了她的老师、同学，并得到了她两年的日记和作文作业，经过半年的研究，我得出结论，宁小燕之死，就法律意义而言，只能由她本人负责，因为她的确是“没有原因”的自杀。但如果探究她思想发展的轨迹，我不得不说，是我们的教育把她推向了绝路――脱离心灵的谆谆教诲（她的日记中多次谈到老师的教育和她心灵的隔阂）、无视学生精神状态的空洞说教（这也可以在她的日记和作文中找到依据）、青春期溢满心灵的苦闷却无处诉说（她曾有很多话想对人倾吐，却始终没有也不愿意找班主任谈心）……

我因此而写下一篇9000字的报告文学《她给教育者留下什么“遗产”？》。这篇报告文学在《中国青年报》第一版和第二版发表后，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许多人（不仅仅是教育者，也有不少中学生）参与讨论：我们的教育究竟怎么了？

在热烈的讨论中，我注意到《北京青年报》上一位中学生题为《难道我们的教育真的毫无责任吗？》的文章—— 

我们的师长，当您千方百计地想把一个孩子教育成您心目中的好孩子时，您必须正视这样一个事实：青少年身心的成长是一个痛苦而复杂的过程。

当他们在黑暗中感到阵阵孤寂之时，当他们在日记中发出莫名的长吟之时，当他们在拥挤的人群里感到恐慌时，当来自内部外部的无形压力向他们慢慢逼来之时……您不要再拿一些硬梆梆的正确的框框去套他们，不要幻想只要让他们明辨是非就可万事大吉。

可不可以使环境宽松一些，可不可以拿您或别人有益的人生经验去疏导他们拥塞的心灵，可不可以不把学生们当作一部部受教育的机器，而是一个个正在通过他人帮助，更通过自己不断努力而逐步形成的“人”……

为了不让悲剧重演，请给他们以自信力和直面现实的勇气和胆略；请给他们以一颗健康而有强大生命力的心脏；请给他们以一个清醒而有独立思辨能力的大脑；请给他们以一种积极而富于弹性的生活态度……

这期待是给予我们的师长，也是给予我们自己的。

把学生当“人”而不是当作受教育的“机器”，这就是孩子对我们的呼唤。

由此我们可以理解苏霍姆林斯基的经典名言：“教育，这首先是人学！”

既然是“人学”，怎么可能不关注人的精神世界呢？

作为“人学”的实践者班主任，怎么可能不是孩子最信任的朋友因而走不进孩子的心灵呢？

还是在那场讨论中，一位女中学生来信中的几句话，至今还震荡着我的心灵：“老师讲的，不是我们想的；我们想的，恰恰没人回答！”

30多年来，我常常问自己：哪些我讲的是脱离学生心灵的“正确的废话”？而哪些孩子们关注的，或需要我解答的，我却恰恰没有回答？

究竟有哪些学生最急于解答的“恰恰没人回答？”为此，我多年前曾在自己所教的高一新生中进行了一次调查。

调查题：除了学习以外，目前你还有哪些最关心的问题得不到解答？

结果，47名学生共提了106个问题，内容涉及人际关系，心理保健、性知识教育、宗教信仰、职业选择、国际政治、与父母关系、自我评价、社会性风气、男女感情、人格塑造、哲学流派、环境保护、生与死等等方面，而这些几乎全是我们当时学校德育内容的空白！

现摘录其中一些片断如下──

☆ 好不容易考上重点高中，我却有了一种失落感受，茫然不知所措，甚至莫明其妙地自卑，这到底为什么？

☆ 我很想知道自己在别人心目中是什么样子。

☆ 近来不断听说有学生自杀，其中好些都是高材生，他们比别人成熟得早，更早接触和认识社会。我想知道，他们成熟得早是否是好事？他们成熟了，有思想，认识了社会，却跑去自杀。而那些成绩不太好、思想不“复杂”的人，却无忧无虑，生活得平稳。究竟谁好？

☆ 我很想与男同学建立一种非常真诚，但又绝不是爱情的友谊，但又不知道怎样注意分寸，怎样去交往。

☆ 人为什么要活着？古猿为什么要变成人？人死后是否就要到阴间？人要不死该多好。

☆ 我常常感到孤独，真想偷偷大哭一场。不知为什么？

☆ 我感到生活中处处是矛盾，为什么现在我国社会生产发展了，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却淡薄了，各种歪风邪气更猖狂了？这到底是社会的进步，还是倒退？

……  

一颗颗稚嫩而纯洁的心，竟然沉受了这么多这么沉重的问题，该是多么的忧烦！如果这些忧烦憋在心里得不到排遗，那就更加苦恼了；若这些苦恼不但得不到老师的理解而且还受到责怪，那简直就是痛苦不堪了！

一位外地中学生在给我的信中写道：“那么多的政治课、班会课、团组织生活，可从来不愿谈我们关心的问题，我们这些问题一般也不愿问老师。有一次，我憋得受不了，缍鼓起勇气找班主任，他听了我的叙述，便给我讲了一大通‘要有远大理想’、‘要有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你的苦闷难道还有张海迪遇到的困难大吗？’‘看问题要全面嘛’之类的套话，真是烦死人！更气人的是，几天后的一次班会课上，班主任不点名地批评了‘一些同学缺乏远大理想、心理灰暗、思想不够健康’……这不是把我往绝路上逼吗？！……”

面对这位并未走上绝路的中学生，我感到悲哀：莫非我们的教育真的会走上绝路或者把学生的精神世界推向绝路？

老师因自己传授的思想遭到学生反感而十分伤心，学生因自己关心的问题得不到老师的解答而万分苦闷。教育者和被教育者双方都感到离不开对方，然而现在都失去了对方。

这正是德育的危机之一，也是德育的转达机所在──作为处于主导地位的教育者来说，回答学生所关心的问题，找回失去的对方，正是改革德育的一个突破口。

任何一位优秀的班主任都是一位出色的“心理学家”。真正有效的教育应该是针对学生个性的教育，这必然要求教师具备发现、发挥、发展学生独特个性的技巧与艺术。因此，教育者必须拥有良好的心理学修养，善于走进中学生的心灵之中，敏锐地感受学生的心理变化，与他们心心相印，息息相通——正如赞可夫所说：“对于一个有观察力的教师来说，学生的欢乐、兴奋、惊奇、疑惑、恐惧、受窘和其他内心活动的最细微的表现，都逃不过他的眼睛。一个教师如果对这些表现熟视无睹，他就很难成为学生的良师益友。”（《和教师的谈话》）惟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以心灵赢得学生的心灵。

班主任最该想的是什么？

应该是——此刻，我的学生在想什么？

越来越多的教育者已经认识到，一个人的成长是一个“自主”的过程――换句话说，学生的成长是教师无法替代的。因此，所谓“教育”，就是为学生的成长服务。这里的“服务”，首先是心灵的服务――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有许多困惑需要请教生活阅历比他们丰富得多的长者，并获得有效的辅导；他们有许多意想不到的苦闷，需要有人倾听；他们也有许多成长的快乐需要更多的人分享……而每天和他们朝夕相处的班主任，理应成为孩子成长的辅导者、倾听者和分享者，理应成为孩子最信任的人！

因此，每一个班主任都应该问问自己：“我是孩子最信任的人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我们就谈不上任何真正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