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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垃圾污染，如何低成本治理？ 中国财经报 李存才 （经作者授权转发） （中国财经报网网页截图，其他均为网络图片）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推进农村生活垃圾治理专项行动，促进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选择适宜模式开展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加大力度支持农村环境集中连片综合治理和改厕。开展城乡垃圾乱排乱放集中排查整治行动。 据不完全统计，2016年，我国13.75亿人口中，农村人口约占50.32%，按每人每天至少产生0.5公斤垃圾计算，每天产生的垃圾总量达到了3.5亿公斤以上。如果处置不当，这些垃圾不仅不利于资源化利用，而且容易产生“二次污染”，对生态环境、工农业生产和城乡群众生活均会造成不利影响。 从一个香蕉皮的“旅行”说起 这是一个隐去人名地名的真实故事。 一天，某地某社区的王老太太从集市上购买了一袋香蕉。之后，她将食用后剩下的香蕉皮连同其他垃圾装入一个袋子，放到家门口外面的垃圾桶内。当天下午，她所在的小区派人将这些垃圾统一收集，倒入小区外指定的垃圾池里。 第二天，镇上将这些垃圾装入货车，运到县里指定的垃圾收储点。 第三天，县里安排专用车辆，再将这些垃圾运到市里指定的垃圾收储点。遗憾的是，市里的垃圾收储点刚刚已经饱和，无法再接受各个县市区新增的垃圾。无奈之下，县里只好将车上的垃圾原路运回，将含有那个香蕉皮的垃圾，倒进了王老太太家附近的一个干枯的河沟里。也就是说，王老太太食用后的香蕉皮及其他生活垃圾，在“公费旅游”数天后，又回到了原地。 生物学家指出，食用后的香蕉皮，如果与其他垃圾分类后进行加工，可以做成上乘的有机质原料，是养花、绿植、农业生产中不可或缺的生产资料。 可惜的是，有人意识到了，却很少有人做到。 据观察，近年来，全国不少县市区在公共财政的支持下，相继建立了“村组收集、乡镇运输、县市区集中处理”的农村垃圾处置模式，并将此称之为新农村建设的“亮点”。为此，依托财政转移支付政策，县级财政承担的开支，每年都在1000万元左右，而且逐年递增。特别是在一些地方，由于没有对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和资源化利用，一部分农村垃圾在城乡之间“漫游”之后，最终进行露天堆放或有害化填埋。财政花了钱，基层干部、群众出了工投了劳，却没有促进农村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这种状况，令人忧思。 农村垃圾处理乱象令人忧 2016年7月，记者在挂职期间作为山东省德州市乡村文明行动督导组的成员，乘京沪铁路线上的列车沿路巡查各地的垃圾整治情况。 在某县城一城中村的池塘周边，映入眼帘的是遍地垃圾、污水横流。在与此相邻的另外一个城镇一角，依然是白茫茫一片，情况如出一辙。 （均为网络图片） 2017年春节，记者陪家人乘火车外出时也发现，在不少地方，一面是林立的高楼和宽敞的街道，一面却是漫天飞舞的垃圾。在某小区门口，一个由各种垃圾围成的“小山包”，成为人们驻足关注的“景点”。 据观察，目前农村垃圾处置工作中，至少存在着五种乱象： 一是一些镇村干部为了在城乡环卫一体化工作考核评比中达标，或者应付上级检查验收，一时间集中人力物力财力，通过人海战术，将各村内的垃圾转移到村外的路边、沟边、河边。垃圾搬家后，总量未减，污染依旧。在这种情况下，那些习惯乘车检查工作的上级领导进村后走马观花，很难发现问题。 二是一些地方对垃圾进行露天焚烧或有害化填埋。去年以来，为了开展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各地派出督导组赴基层督查、暗访。虽然农作物秸秆、落叶露天焚烧现象比过去大为减少，但并未绝迹。在一些地方，基层干部群众为了应对上级检查，索性将各类垃圾集中后挖坑填埋。垃圾中的金属元素及其他有毒物质发酵后，其成分渗入农田或地下，造成农作物或水质污染。 （均为网络图片） 三是垃圾分类工作流于形式。一些本应在初始阶段分类时回收利用的垃圾、金属制品等，在运输过程中与其他垃圾混合，在中转、压缩过程中，一些木质或金属制品时常损坏作业机器设备，不仅造成损失，而且还影响工作。 四是一些废弃油漆桶等含毒容器制品，在未清洗去毒的情况下被小商小贩加以包装，然后用作烤地瓜、红薯、玉米的工具，为社会带来了隐患。 五是一部分“洋垃圾”到岸后，一些村专门做起了瓶瓶罐罐的清理业务。清理后的污水、毒水直接排入地下，造成生态严重污染，对当地百姓健康构成威胁。 低成本治理，一个可广泛复制的模式 此前，记者随国务院农村综合改革工作小组办公室负责人在浙江调研时该负责人表示，农村垃圾低成本处置的“贺田模式”颇有复制、推广价值。 据调查，坐落在龙游县南部山区的大街乡贺田村，通过建立“垃圾源头分类收集、定时定点投放，可追溯、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理”机制，有效破解了农村垃圾处理难题。村党支部书记劳光荣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贺田村把清洁村庄作为创建美丽乡村的突破口，切实把好“四道关”，闯出了农村垃圾处理的新路子。 一是把好源头分类关，实行垃圾分类处理。贺田村把垃圾处理工作重点从终端处理转到源头分类减量方面。村里将垃圾细化为有机垃圾、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建筑垃圾等四类，并为每个农户配备了垃圾桶和垃圾袋。 二是把好垃圾“身份”关，实行定时定点投放。贺田村把全村划分为5个卫生责任区，分别设立垃圾投放点，要求农户按时投放。为了将这项规定执行到位，该村创造性地设计了“源头可追溯”制度，即按不同卫生责任区，对每只垃圾袋进行二级编码，卫生保洁员“见袋知主”，对发现的问题及时干预、纠正。 三是把好处理关，实行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理。村里专门与垃圾废品收购站联系，请他们每半月定时到村集中收购，进一步畅通了垃圾产、收、销渠道。这一机制运行后，全村垃圾总量减少60%以上。 四是把好制度关，实现长效保洁管理。村里利用上级财政安排的公共服务运行维护建设资金，购置垃圾收集及处理设备，安排专人负责全村垃圾收集处理工作。村干部分配不同的责任区，按月考核。 时任龙游县财政局局长徐志明向记者介绍，实施垃圾“源头分类、减量处理”办法前，全县每村平均每年用于卫生保洁的经费达5万元以上。“贺田模式”运行后，村里用于保洁的经费每年只需3.2万元。全县165个行政村，按每村1500人、人均日产垃圾0.9公斤计算，每年可节省垃圾运输、处理经费297万元以上。如今，“贺田模式”不仅在龙游县各村得到了复制、推广，浙江省农村综合改革办公室还专门对此进行了总结介绍，成为县外各地学习、借鉴的“模板”。 记者认为，农村垃圾处理工作事关生态安全和百姓健康，希望各地按照中央一号文件精神，拿出切实行动，妥善做好分类处置和资源化利用工作，共同呵护碧水蓝天，致力造福城乡百姓。 ※ ※ ※ ※ ※ 点击二维码，关注 宋老随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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