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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事，事先人们并无绝对把握，而只能假设如何如何，然后或小心翼翼，或鲁莽武断地去加以验证。 物质技术的事还相对好办，验证的期限短，成本低；当然也有这种情况：一座教堂建了几个世纪才告完成。 至于社会“设计”，那风险大多了：总设计师讲过，搞了几十年社会主义，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还没搞得很透彻，很准确。 一种社会的某些设计师提出，需要几代人的实验时间，他们设计的社会才会有比较成熟的形态。几人有这种耐心？这几代人中，又有多少人舍得为这个设计买单？让修建上述教堂的人来吧。 包括结交朋友、包括群体中特定位置的人选，总有最初不知其后果如何、类似掷骰子赌博的试探性选择，到尔后，经过听其言、观其行，才逐渐知道ta究竟行不行；再往后，换了人，有比较，才有鉴别。 换的人多了，盲目性逐渐降低，可预见性逐渐更强，才逐渐远离掷骰子式的游戏。用鲁迅的话说，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有了路。再换一种说法是，在选人、换人中逐渐学会选人、换人。数学地看，这个过程具有单调性。 但是，这样做的风险是：所守或匪亲，化为狼与豺。一旦所选、所托为群体、大众办事之人，竟利用职权、信任，以公共资源谋一己私利，群体内的其他人想纠正已经不好办了，因为权力等资源不在自己手里。 大部分人可能被劫持，成为一小撮人的人质。历史的悲剧会落幕，但可能要消费大量人命，要空耗几代至几十代人的时间，在几个世纪到几千年里，不断重演高度同构的戏剧，残酷、血腥，又滑稽、无聊。 社会的残酷在于，无数人的生命可能被作为社会实验使用的材料，作为“革命事业的螺丝钉、一砖一瓦”；此时，人的独立思考，人的自由创造，人性的尊严，人道的可贵，几乎荡然无存。 指望受选、受托人以高尚道德约束自己，太不可靠，一是生物本能可能凌驾于道德准则之上，二是光宗耀祖、裙带关系之类旧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某些文化土壤中成长起来的人们。 监督、制衡的体制机制设计得如何，是否采取了切实有效措施、并认真加以落实，遏止受权者搞腐败或其他胡作非为，太重要了，否则所谓监督体系可能形同虚设，成为聋子的耳朵。 比如某些庙堂肉食者可能肆意挥霍纳税人的贡献，“三公”消费缺少限额、缺少公开透明、缺少审计监督的特权。可以仔细瞅瞅，面对一度每年可能接近甚至超过1万亿元的三公消费，人大等做了些什么，人人心中有杆秤。 又及：藤。森林中有藤蔓类植物缠绕着其他植物，也有寄生虫在“剥削”其他动物。观察我们社会当前一种现象： 大医院周围及内部，有大量“小微企业”“挂靠”它，靠向病患及其家属、陪护提供饮食、鲜花、陪护、导医服务等，以获取利润，形成一类产业； 学校周围及内部，有大量“小微企业”挂靠它，靠向学生、家长及教职员工提供饮食、文具、（奥数等）辅导、留学之类服务，获取利润，形成又一簇产业； 车站等交通枢纽周围及内部，有大量“小微企业”挂靠它，靠向旅客、司机及车站工作人员等提供饮食、住宿、礼品、票务服务等，获取利润，形成几种产业； 类似场所还有政府机关、大企业等等。挂靠的包括设计、施工、监理、招标代理、审计、检测机构等。 在所有这些情况下，表面上显得弱势、低调的寄生企业群，基本上必然与“穷庙里的富方丈”有裙带关系或其他千丝万缕的联系。 他们通过藤蔓式地“挂靠”，以化整为零的、坎儿井式的暗管，将巨大的经济利益输送到自家的一亩三分地里。 所以很难说，除了集权体制，是否还有权力的过分分散、不受监督造成的国资、公有财产的流失。 本应透明、受质询的公有财务，不透明、不受具备资质者质询，为硕鼠们创造了极大便利。这自然正是它们耍尽权谋要达到的目的。但是，事情正在起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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