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在各国角逐的历史舞台上，社会的面貌大为改观，思想上“百家争鸣”，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财富。 社会经济变革 春秋时期，西周的土地制度、赋役制度已经开始逐渐瓦解。为了提高国家的生产力，有的诸侯国已经开始交纳实物地租，实际上是在取代过去的井田制，为的是提高生产力，从而增强国力。井田制是指将一块土地按井字格划分为九份，中间一份为公田，其收成收归封君，其余八份由八家农民分种，收成归自己。农民除了耕种自己的一份田外，还要耕种公田，此外还要定期为封君服劳役，这些情况在《诗经》中都有体现。农民对公田没有生产积极性，公田荒芜，这使得统治阶层不得不调整政策，逐步废除井田制，直接向农民征收实物地租。 同时，到战国时期，各国人口都开始大幅增长，这也是鼓励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措施。另一方面，人口的增长为国家提供了充足的兵员，因此战国时期的战争规模越来越大，例如秦赵长平之战中赵国四十五万军队被消灭，秦王嬴政问王翦灭楚需要多少军队，王翦认为非六十万不能灭楚等等。因而粗略算来，到秦统一时，全国可能有不下两千万的人口。 在人口众多的时代，货物流通、贸易往来都促进了商业的大发展。例如，越国的范蠡辞官后成为名商，称为陶朱公，此后又有白圭、猗顿等大商人，战国末期的大商人吕不韦更是因资助秦公子异人（即秦庄襄王，秦始皇的父亲）而步入秦国政坛。为了满足商品流通的需要，各国都铸有货币，如秦的圆形方孔钱，三晋的布币，燕、齐的刀币，楚的蚁鼻钱等。 在商业发展的同时，中原地区因水陆辐凑形成了一些繁华的都市，例如商丘、大梁、定陶、洛阳、邯郸、临淄、郢和咸阳等地。城市的规模早就突破了周代礼法的限制，并有专门的君主宫殿区、居住区、市集区。春秋末期，吴王夫差为北上争霸，先后开邗沟、菏水等运河，沟通了济水、淮水和江水。战国时魏国又开鸿沟，使大梁成为水陆都会。 复原秦阿房宫。据说秦始皇在统一天下后，将各国宫殿都复制建设在咸阳周边。 水利工程的建设水平不断提高。秦昭襄王时，蜀郡太守李冰修都江堰，使成都平原“水旱由人，不知饥馑”。秦王嬴政时，任用韩国水工郑国在关中开郑国渠，得以灌溉良田。 春秋战国的社会经济变革，使得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都繁荣发展起来，为后来大一统的封建王朝提供了重要的经济基础。 政治制度变革
春秋时期，由于周天子这个最大的封主已成明日黄花，因此各诸侯、各诸侯的卿大夫和卿大夫的家臣们都开始无所顾忌地夺取更大的权力，诸侯渴望成为霸主，卿大夫渴望控制诸侯国，家臣们渴望成为卿大夫。这并不仅仅是宗法制的破坏。按照西周宗法制，嫡长子继承其父的爵位，其他儿子降级分封。晋的曲沃武公消灭晋侯湣，实际上就是破坏了宗法制。在楚国、鲁国、秦国等国家，则面临着同宗的公族贵族间的争斗。这些内讧无疑是对国家的削弱。
除了家族内部小宗对大宗的挑战外，国内异姓卿大夫对公族卿大夫的挑战也很激烈。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晋武公和晋献公大大削弱了同姓的公族势力，造成了日后十余家异姓卿大夫在晋国争斗的局面，政出多门，晋国也难逃最终被分裂的命运。齐国因内乱使得田氏最终取代姜氏。
世卿世禄制，亦即世袭为官的制度造成各国上层阶级的日渐腐败，也使得中下层阶级不满和反抗。一切迹象都表明，西周延续下来的数百年的政治制度亟待变革了。 秦国虎符。虎符分为两半，左符在将领之手，右符在君王之手，合符方能发兵。这种制度使战国时期的君主权力大为集中。 进入战国时期，为了避免重蹈晋、齐等国的覆辙，也为了加强统治，各国进行变法，其中对旧贵族势力打击很大。君主加强专制，集中权力，调兵须用兵符，军队听命于国君而不是某个贵族，将封主统治逐步转变为地主统治，即贵族在封地上只具有获取贡税的权利，而逐渐丧失对封地征兵、直接管理的权利。在内政方面，各国普遍设相国（楚国称令尹），总理大政，对国君负责，又有大夫负责监察、建言、议政。地方上实行郡县制，将原来的领地转化为郡县，而郡守、县令都由国君任免，对国君负责，来管理地方，以防贵族割据。另外，通过文功、战功或耕织发展来赐予爵位和封邑，由此产生新的贵族；旧贵族如果没有新的功劳，原有的爵位就会被剥夺。这样就打破了世卿世禄制，赏罚分明，厉行法度，对于增强生产力，开疆拓土，吸引天下人才都有很大作用。 商鞅变法是各国变法中最为成功的，而最终也为治理日后的大一统封建国家提供了很好的样板。我们也可以看看其他国家，比如楚国旧贵族势力很大，吴起变法就归于失败。秦国在商鞅变法到秦王嬴政统一期间，也发生过守旧势力的反动叛乱，但由于秦国强力镇压了这些叛乱，没有危及变法成果，这一点对于秦国统一至关重要。但秦法过于严峻，在统一天下的过程中虽有奇效，却不能长久用于对大一统的封建国家，这就为秦王朝的灭亡埋下了祸根。
作者：卜庸常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