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热爱生命的人，会走上自我了断之路？
与生俱来的“英雄情结”
对于海明威的童年，他的母亲曾说，“当有人问他害怕什么的时候，他大声地回答，他什么也不怕。”他儿时的愿望是要人们把他当作大人看待……他所表现出来的勇敢和坚韧给他双亲留下深刻的印象。
有一天，他跑进外祖父的房间，十分高兴地告诉外祖父霍尔，他是如何赤手空拳将一匹脱缰逃跑的马拦住并牵回家的。霍尔听了很高兴，对他女儿、海明威的母亲葛莱丝说：“丫头，你听我说，这孩子总有一天会有名声的。如果他遇事多动脑筋，走正道，将来准能出人头地。”
无论什么事，海明威都喜欢加上戏剧的色彩，他喜欢编造故事。而在每个故事中，他自己总是以一个英雄的形象出现。
卡洛斯·贝克在《迷惘者的一生——海明威传》一书中，记载了海明威的一次“英雄救美”行为：……他把一个矮胖的喜欢打扮的爱尔兰人叫做“可爱丽奥”。一个星期六的晚上，他和丽奥在第十七号大街一家小餐馆吃晚饭，一个气势汹汹的卡车司机走上前来拨弄丽奥的领带，欺负她。海明威猛地一拳击过去，一下把装着纸烟的玻璃橱砸烂了。他的手被碎玻璃刮出了一道很深的口子，后来用绷带扎上。因为此事，他好几天感到很得意。
中国有句古语：“三岁看大，七岁看老。”从海明威这些童年的印记中，我们看到了海明威身上与生俱来的“英雄情结”。
海明威的祖父和外祖父都参加过美国的南北战争，海明威从小就羡慕祖辈的“战士的勇敢”；海明威的父亲是一名医生，也是一个生活中的强者，他喜好打猎、拳击。海明威的叔父威罗毕，百年前就来我国山西省传教行医，并且创办了有名的学府——铭贤书院。威罗毕童年时在农忙中右手食指不慎给玉米脱粒机轧断，经过八年刻苦锻炼，他竟成为一名技艺高超的外科医师。所以海明威十二岁时，曾一度梦想继承叔父和父亲的事业，成为生活中的强者——也许，人的生命中有着根深蒂固的遗传基因！
战场是英雄展示的舞台
海明威曾回忆在战场上的感受：他说，当时他周围都是一些死去的和严重受伤奄奄一息的战友，这似乎让人觉得死去比活着更合理。他脑子里曾闪过一个念头——用手枪把自己打死。
青年海明威血气方刚，充满了理想主义的浪漫色彩。他以爱国主义的激情给父母写信说：“我们都准备献出我们的生命，但只有少数人中选，对这些少数被选中献出了生命的人也无须给予殊荣，因为他们是幸运儿……为祖国献身人的母亲是世界上最值得骄傲的人，也是最幸福的人。”他在给父母的信中还这样写道：“在这次战争里，我没有看到英雄……所有的英雄都死了。在战场上，死亡易如反掌，这是我亲眼所见，千真万确的事。我如果要死，早已死了，不会等到现在，因为那是轻而易举的事……一个人与其让自己到了晚年，身体衰败，理想破灭，慢慢死去，不如在年轻时候，理想尚未形成，趁火光一闪，快快活活地死去。”
海明威受伤后，他父亲写了一封信，问他准备什么时候回家。他在复信中说：他的军人职责要求他等战争结束了才能回家。世界上没有哪一国的军队会接受像他这样脚伤腿残的人，但只要战争还在继续，他就决心留在意大利奉陪到底。
谈到战场上死亡之事，海明威还讲述了这样一个情节：有一天，海明威的战友琴克引用了莎士比亚的话，这句话出自莎士比亚《亨利四世》的台词：“死对我来说无所谓，反正人一生只死一次，上帝要我怎么死，我就怎么死。今年死了，明年就不会再死。”这句话引起了海明威的强烈共鸣，他让战友把这句话写在纸条上，把它背熟了，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并在记者对他的访谈中多次提起。后来海明威在《弗朗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中，借助威尔逊之口，说出了与莎士比亚大同小异的话：“说实话，我一点也不在乎。人只能死一回，咱们都欠上帝一条命，不管怎么样，反正今年死了的明年就不会再死。”
从海明威的最后结局来看，他这些“视死如归”的高谈阔论和豪言壮语，当年都是发自肺腑的英雄主义告白！
战场是英雄的摇篮，海明威的一生都向往甚至可以说是渴望战斗，并建立战功。
斗牛成为命运拼博的象征
1923年夏天，海明威到西班牙旅游时，第一次观看了斗牛，从此就迷恋上了这项富有刺激的运动。盎格鲁-撒克逊人认为，斗牛是残酷的，也是不人道的。马戏场上的小丑，是用自己的滑稽取悦观众；而斗牛场上的斗牛士，则是以生命来剌激观众。
海明威否定了人们对斗牛的指责，他认为，斗牛具有悲剧意义上的美学价值。他说：“它是我见到的最漂亮的事物，它比干其他任何事情需要更大的勇气和技能，特别需要勇气，观看斗牛，就像在一场大战中坐在场外看戏，对你来说什么也没有发生。”海明威还说：“公牛是有意豢养来杀害人类的唯一动物，斗牛则因人畜之间的生死搏斗而深深吸引人类。斗牛场是你能了解生与死的唯一场所。在战争已经过去的今天，暴死往往发生在斗牛场，我打算去学，去写，从非常简单的事情开始。所有事情中最简单和最基本的就是横死。”
海明威有许多脍炙人口的小说，诸如《午后之死》《世界之都》《五万元》《杀人者》《在我们的时代里》和《危险的夏天》等，描述的都是与斗牛有关的内容。海明欣赏狩猎、拳击、斗牛等意外事故的刺激以及由此产生的那种“甜甜的血腥味”。他在《没有被斗败的人》里，描绘了一位渴望胜利、永不言败的老斗牛士曼纽尔。作者在作品的主人公身上，寄寓了自己的思想感情和思维逻辑。从曼纽尔终生拼搏、宁死不屈的形象中，我们看到了海明威的身影。海明威说：“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你尽可以消灭他，可就是打不败他。”他还说：“生活与斗牛差不多。不是你战胜牛，就是牛挑死你。”对于这个时候的海明威来说，斗牛是生存博斗的一种象征。
斗牛满足了海明威近距离观察死亡、了解死亡本质的心理需求。他觉得斗牛使生命处于崩紧了弦的状态。他最喜欢的是牛被激怒后适时地杀死或在竞赛中因偶然失误而造成斗牛士受伤的感情波澜，这两种令人颤栗的美都使他更深刻地感受到痛苦和哀怜的感情。海明威说，斗牛不仅要有勇气，还应该创造出一种罕见的“压力下的优美风度”。他认为斗牛士和观众都是通过征服恐惧来支配死亡，然后就可以从死亡的恐惧中解脱出来。海明威说：“斗牛是艺术家面临死亡艺术威胁的唯一艺术，在这种艺术中表演的精彩程度取决于斗牛士的荣誉感。”海明威认为自己从斗牛中发现了死亡与创作之间的密切联系。他认为，对死亡的蔑视，就等于是战胜了死亡。他说：“当一个人在与死亡抗衡时，他为自己具有超凡脱俗的品质而感到快乐，这种品质就是给予。”
对战争的反思：从《永别了，武器》到《丧钟为谁而鸣》
对战争的“痛定思痛”，使得海明威从英雄主义的激情中冷静下来。他原来那种“燃烧的激情”，与后来创作的《永别了，武器》一书中所表现出的惨痛的幻灭感和苍凉感形成了强烈反差。
在《永别了，武器》一书中，海明威通过主人公的内心独白说：“什么神圣、光荣、牺牲这些空泛的字眼，我一听就害臊”，“我可没见到什么神圣的东西，光荣的东西也没有什么光荣，至于牺牲，那就像芝加哥的屠宰场，不同的是肉拿来埋掉罢了。”
《永别了，武器》这部小说表达着强烈的反战情绪。小说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告别战争；第二部分是告别爱情。197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美国作家索尔·贝娄在授奖仪式上说：“海明威可以说是那些在伍德罗·威尔逊和其他大言不惭的政治家鼓动下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士兵的代言人。这些政治家的豪言壮语究竟起了什么作用？这应当用满铺在战壕里的僵硬的年轻人的尸体来衡量。”墨索里尼和希特勒都自称是“社会主义者”，他们就是利用意大利和德国的经济萧条，煽动起人民的不满情绪而得以登台。
海明威在为《绅士》杂志写的《注意下一次战争：一封措词严肃的信》中还说了这样一番话：“任何独裁者和盅惑人心的政客，当他们无法实现夸夸其谈的计划或治理国家不得法而引起人民不满时，他们就设法向人民大谈特谈爱国主义，分散人民的注意力，把他们引上邪路，使大家相信发动战争的好处。世界上就是有那么一种人总是在策划战争，发动战争。”
海明威的母亲回忆说：“我还记得他这样说，爱国主义往往被走投无路的暴徒和恶棍所利用。他是那样的慷慨激昂，认为只有世界爱国主义才是正确的。”海明威所说的“世界爱国主义”，大概就是指一种博爱精神，即对整个人类的爱。
海明威在《丧钟为谁而鸣》一书中，把对战争反思的人道主义思想表达得更为明确。海明威讲述了为《丧钟为谁而鸣》一书取名的过程：一开始，他想为这本书取名为《未被发现的国家》，但觉得还不满意。其后他用了整整两天的时间，翻阅了《圣经》和莎士比亚的作品，但都没有找到合适的名称。他又找来《牛津英语散文集》，在随便翻阅约翰·堂恩（美国诗人及教士）诗作的时候，《祈祷文集》中的一段话突然引起了他的共鸣。觉得符合他这本书中“人类不是生活在孤岛上”的主题思想。这就是海明威写在《丧钟为谁而鸣》一书题记中的那段名言：
谁都不是一座岛屿，自成一体；每个人都是那广袤大陆的一部分。如果海浪冲刷掉一个土块，欧洲就少了一点；如果一个海角，如果你朋友或你自己的庄园被冲掉，也是如此。任何人的死亡使我受到损失，因为我包孕在人类之中。所以别去打听丧钟为谁所鸣，它为你敲响。
这段文字的字里行间让人感受到海明威所要表达的“人类共有一个地球”，地球是人类共同生存的地方的理念，含有“普世价值”的意味。这是海明威对战争认识的一个升华。
“迷惘一代”的代言人
海明威不是个思想型的作家，他是跟着感觉走的人，以感性支配理性。他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并受伤后，目睹了西方文明的崩溃。他感到自己过去抱持的价值观、审美观都遭到颠覆。这种断裂和反差在他身上产生了强烈折射。他环顾周围，发现绝大多数人还生活在战前那种陈旧而虚妄的价值观里。他感到迷惘，感到了觉醒后又无路可走的悲哀。海明威正是在情绪极度混乱的情况下写成《太阳照常升起》。该书描绘了一种“巨大的精神崩溃”之现象，描绘了“思想上丧失了指导目标的一代人”，描绘了“受时代、命运或勇气驱使而导致狂热的一代人”。
《太阳照常升起》描写了一群参加过欧洲大战的青年艺术家流落在巴黎的情景。他们是“精神的漂泊者”，他们在精神价值的图标上寻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反正是“我觉得好的就是道德，我觉得不好的就是不道德”（海明威语）。他们苦闷，生活漫无目的，成天喝酒、钓鱼、看斗牛，有时堕入三角恋爱，发生无谓的争吵。他们形迹放浪，心里咀嚼的却是空虚和落寞……
书中展现了处于信念崩塌、价值观转变的社会转型时期弥漫于整个社会的虚无浮躁情绪。我们对这种情绪并不陌生——似乎“看破红尘”却是什么也“看不明白”；看什么都是“像雾像雨又像风”；一抬脚就是“跟着感觉走”，一思索就是“你别无选择”；于是乎只有醉生梦死行尸走肉，今朝有酒今朝醉；看似趾高气扬飞扬跋扈“我是流氓我怕谁”，实质坐卧不安焦躁终日，恨不能“过把瘾就死”。
小说中的人物差不多都是看不到希望的“迷惘一代”。这些人物的心灵深处充满了玩世不恭和对传统价值观念深感幻灭的悲剧情调。海明威在书中描绘的这种莫名的彷徨情绪以及他自己表现出的这种混乱，引起了战后不少青年的共鸣，使他成为“迷惘一代”的代言人。
不能有尊严地活着就不如死去
海明威像他父亲一样，也喜欢拳击。他与一个人较劲时，最喜欢采用的方式就是“拉出去练练”，与人比赛打一场拳击。他最痛恨失败，他把自己的写作也看作是拳击台上的竞技。他说：“在我们这个时代里作家要做的事情是写出前人没有写出的作品或超过已去世的作家写出来的东西。”他与这些假想中作家较量的拳击台是纸上，他要在这个战场把他们一个个击倒。
一个人只要走上拳击台，不论被打得怎样毁容、破相、满台找牙，只要精神不倒，就总会站起来。拳击场上的胜负，不是看你被击倒的次数，而是看你在规定的时间里是否站立了起来。
海明威说：“我开始写作时并未大叫大嚷，可是我超过了屠格涅夫先生；接着我严格训练自己，又超过了莫泊桑先生；我和司汤达先生打了两回平局，我自己觉得在第二回合里我还是占了上风。”
海明威争强好胜的个性，使他在写作上，与同时代的作家们总是处于一种“较劲”状态。他与世界级传记小说家欧文·斯通的交往是这样，他与194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福克纳的交往也是这样。
海明威在谈创作时说过这样的话：“一个认真的作家要同死去的作家比高低。”他还说：“这好比长跑运动员争的是计时表上的时间，而不仅仅是要超过同他一起赛跑的人。他要是不同时间赛，他永远不会知道自己可以达到什么速度。”
海明威在诺贝尔文学奖授奖仪式的书面发言中说：“对于一个真正的作家来说，他应该永远尝试去做那些从来没有人做过或者他人没有做成的事。”他在《非洲的青山》中还借主人公之口说：“新的名著不能从前人的名著里转化出来。”海明威的一生都在孜孜不倦地践行“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海明威常常拿自己与文学史上的大师相比，他认为除了莎士比亚和托尔斯泰无法企及外，他把自己列为紧随这两大“冠军”之后的十四五位文学大师之列。这种超越前人的强烈意识，在海明威身上表现得非常显著。海明威得“诺奖”后，大概走到了自己彼德定律的尽头。
海明威写书极其投入，每写一本书，他都像被累死一次。他向朋友叫苦说：“等你写完一本书，知道吗，你就等于死过一回。”“可没人明白你是死了，我们仅仅看到你的生活态度。”通常，他早晨天一亮就开始写作，一直写到中午。有时为了把一个字眼搞准确，他要修改39遍才满意。一天中，要耗掉两支二号的硬铅笔。尤其当一部小说即将完成，他像冲剌一般写下去，一天写作二十个小时，仅有的休息是躺在椅子上闭一会儿眼睛。
海明威放任的冒险生活，只是对严苛的写作的一种调剂。他在没命地写完一部作品之后，必须没命地玩，放松，才有精力去赴另一次死亡之约——下一本书的写作。
海明威说过这样的话：“一个作家智力上最好的训练，是走出去上吊，因为要写得好，有不可思议的困难，他要毫不留情地贬低自己，一生中强迫自己写得更好。一个作家是一口井，抽的水，又何尝不是作家的血汗？”
《乞力马扎罗的雪》是海明威的另一部闻名暇迩的传世之作。主人公是一个作家，因写不出“他该写”的作品而奚落自己。海明威在书首的题记写道：“乞力马扎罗是一座海拔一万九千七百一十英尺的常年积雪的高山，据说它是非洲最高的一座山。西高峰叫马塞人（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一种游牧狩猎民族）的‘鄂阿奇——鄂阿伊’，即上帝的庙殿。在西高峰的近旁，有一具已经风干冻僵的豹子的尸体。豹子到这样高寒的地方来寻找什么，没有人做过解释。”
海明威在诺贝尔奖获奖感言中曾这样叙述自己的心情：“如果是一位出色的作家，他就必须面对永恒，否则每天都会走下坡路。对于一个真正的作家来说，每写完一本书只是标志着他要写出更高水平的书的开始。”海明威向往或者说瞄准的是——“上帝的庙殿”。马斯洛在其哲学著作中提出“山脚体验”和“峰巅体验”的人生概念。一个作家总是不会满足于已经征服的高峰，总是追求不懈地向未知高峰发起冲锋，“无限风光在险峰”。然而，艺术的高峰是没有止境的，高处不胜寒，不一定哪次就栽倒在了某个半山坡上。
在海明威生命的最后几年，因战争创伤带来的失眠症严重地影响着他，使他难以精力旺盛地投入创作。海明威失去了继续向新的高峰冲击的生命力。
凡是生活中的强悍者，都会尊崇尼采的“超人哲学”。海明威赞同尼采的观点：“适时而死。死在幸福之峰巅者最光荣。”尼采对“老年与死亡”说过这样一段话：“为什么对一个感觉自己力量在减少的年事已高的人来说，耐心等待他缓慢的衰竭和寿终正寝比十分有意识地为自己设定一个目标更受到赞赏？在这种情况下，自杀是一种自然而很可理解的行为。这种行为作为理性的胜利完全应该唤起敬畏，而且已经在那些时代里唤起过——当时希腊哲学的为首者与最正直的罗马爱国者都往往自杀而死。相反，胆战心惊地去看医生，以最痛苦的生活方式一天又一天地继续艰难度日，没有力量接近自己的生活目标，这要不受尊重得多。”
海明威自写出《老人与海》荣获诺贝尔奖之后，似乎耗尽了他生命的最后能量。也许，是他担心自己被打败而毁灭了自己。对于一个真正的作家来说，写作就是他的生命。
海明威一生孜孜不倦追求着生命的质量，不能有尊严地活着就不如死去。
海明威用悲壮的自杀，完成了塑造英雄形象的绝笔！
（《名人传记》2017年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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