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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及中国“武”的传统，著名历史学家雷海宗和梁启超的观点一致，他称中国秦汉以后的文化为“无兵的文化”，“尚武”精神和“武德”消失，在《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一书中，雷海宗刻骨入理地分析道：“只有文武兼备的人才有坦白光明的人格，文武兼备的社会才是坦白光明的社会。偏重文德使人文弱、柔佞、阴险，只知使用心计、欺诈、失去了光明磊落的风度，中国二千年来社会各方面的卑鄙黑暗都是文德畸形发展的产物”。
窃以为，理想的人格必然“文武兼备”。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中也写了这么一个故事：“有两塾师邻村居，皆以道学自任。一日，相邀会讲，生徒侍坐者十余人。方辩论性天，剖析理欲，严词正色，如对圣贤。忽微风飒然，吹片纸落阶下，旋舞不止。生徒拾视之，则二人谋夺一寡妇田，往来密商之札也。”表面上大讲圣贤之道，暗地里却谋夺寡妇田产，纪晓岚对“假道学”的讽刺入木三分。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卑鄙无耻的人呢？雷海宗先生以“兵文化”为切入点展开研究，提出了相当独特的见解。雷先生认为，春秋时期的士族阶级接受的是文武兼备的教育（“六艺”之中即有“射”、“御”两种技能），因此他们的人格比较健全，具有文武兼备的贵族气质。经过战国之乱，“士”被文武分离了，逐渐分化为“游说之士”和“游侠之士”，最终在社会上形成了两大势力集团：士大夫集团与流氓集团。纯武之士全凭武力谋生，往往容易沦为暴徒，谁开价高就替谁卖命，谈不上什么道义；纯文之士则因为缺乏武力自卫，常常流于文弱、寒酸、虚伪和阴险，只能依靠“心计”来维持生存，一旦生存与道义产生矛盾，势必蝇营狗苟，同样谈不上什么道义。一个国家的国民，具有文武兼备、刚柔相济的人格，文人光明磊落，武士仁民爱物，人人讲道义、负责任、肯担当，整个国家才会踏上康庄大道，欣欣向荣。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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