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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王之冤，要从公元前279年渑池之会的现场说起。 那年，秦王与赵王相约在渑池相会。宴会上，秦王说：“寡人听说赵王善于弹瑟，今日盛会，请赵王弹一曲助兴”。于是，赵王就弹了一曲。哪知，赵王正中圈套，秦国的史官很快把这事记载下来：“某年某月某日，秦王与赵王喝酒，秦王命赵王鼓瑟”。 蔺相如见此情景，非常气愤，上前对秦王说道：“赵王听说秦王很会击缶，今日盛会，也请大王击缶助兴。”秦王不肯，厉色拒绝。但蔺相如以命相逼。秦王迫不得已在缶上敲了一下。蔺相如立即命令赵国的史官记录下来，说：“某年某月某日，秦王为赵王击缶。” 我们说秦王冤枉，问题就出在这个乐器——缶上面。 缶亦作缻，按《说文解字》解释：“缶，瓦器，所以盛酒浆，秦人鼔之以节歌。在中国古代典籍中，也常常会提到击缶。 事实上，缶可能是古代乐器中最不算乐器的，与其说是乐器，不如说是酒器。 从字形也可以看出缶的器形 用缶作为乐器的，也多是古代的下层人民，酒过三巡，抱着酒坛子（缶），边敲边唱，快意洒脱。 但在讲究礼制的上层社会是不能够这个样子的，太不成体统了。 汉代桓宽《盐铁论》中有：“古者，土鼓块枹，击木拊石，以尽其欢。及其后，卿大夫有管磬，士有琴瑟。往者，民间酒会，各以党俗，弹筝鼓缶而已。”就是说在先秦时期，乐器使用分等级，卿大夫阶层用的是管、磬，士阶层用琴、瑟，这些都在八音之列，然而，缶和筝这样的乐器，只在小酒馆这样的地方才会使用，上不了大台面。 春秋时期，齐景公饮酒作乐一连好几天，在兴致大发时解开衣裳，晃晃悠悠地在宫室里鼓着缶哼着小曲，为了与自己的大臣同乐，派人把晏婴请了过来，结果却被晏婴一顿痛批，大王您怎么能这样呢，太不像话了！齐景公不算昏庸，只是生性豪放，也就听了晏婴的话。 听是听了，但内心的不乐意还是写在了脸上！ 李斯在《谏逐客书》中提到：“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者，真秦之声也。郑、卫、桑间，韶虞、武象者，异国之乐也。今弃击瓮而就郑卫，退弹筝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当前，适观而已矣。”李斯认为缶是秦国的乐器，与《说文解字》中的说法一致。 更重要的，这些“真秦之音”都是一些上不了台面的乐器，后来都被秦国舍弃，而开始使用东方之国的高级音乐。 这一现象跟秦国的起源息息相关。秦本来是为周王室养马的西北游牧民族。在春秋战国的很长时间里，相对于东方诸国，秦国在文化上是落后的，诸子百家中未有出自秦国者，因此常被认为是蛮夷，被他国瞧不起。即使到了战国末期，秦始皇手下的能臣也多来自其它国家，吕不韦、李斯皆非秦人。 可见，李斯所说的“真秦之音”，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秦国的文化落后、代表了秦国的不尚礼仪。但是，秦国后来居上，向东方诸国学习，利用外国人才，当然，在礼乐方面也是，废弃了“真秦之音”。也就是说，在秦人自己的眼中，这些所谓的“真秦之音”也是粗俗的。 渑池之会这一年（公元前279年），距离商鞅变法（公元前356年），已经有77年之久，秦国早就不再是蛮夷，礼乐文化、军事经济甚至已经超越了东方诸国，不然秦王在渑池之会上也不会那么嚣张，赵王也不会那么忌惮。 然而，蔺相如却要秦王为赵王击缶，这个早已在秦人眼中受到鄙视的乐器。为了自己作为王的颜面、为了万万秦人的尊严，他只能也必须断然拒绝！如果蔺相如拿出来的是一件符合秦王身份的乐器，气氛可能就不会那么紧张了。 鸿山遗址青瓷缶 春秋战国时期 土做的,你说土不土？ 但蔺相如执意苦苦相逼：“大王如果一定不依，在这五步之内，我愿意以颈血溅在大王身上。”秦王一看这下可好，要闹出人命了，才无奈敲了一下面前的缶。 说罢君王事，再谈百姓闻。 正所谓”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重点说后半句，礼仪这事儿跟普通老百姓是没有关系的，所以，普通人不像君王士大夫那样要受复杂礼仪的束缚，可以过的自在一些。在音乐上自然也是，什么简单、什么便宜就用什么，古琴、韶乐什么的谁又学得会，谁又能听懂呢。 据《墨子·三辩》中记载：“昔诸侯倦于听治，息于钟鼓之乐；士大夫倦于听治，息于竽瑟之乐；农夫春耕夏耘，秋殓冬藏，息于瓴缶之乐。”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当时森严的等级制度，“击缶”“鼓盆”只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的娱乐。 战国栾书缶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当然,贵族生活中还会用到缶，缶就变得金贵了！ 所以，李斯口中的那些“真琴知音”更适合普通老百姓。缶这样的生活器具随处可见，只要高兴，什么时候都可以拿起来“足之舞之蹈之”！管你什么帝王士卿、公侯将相，都哪儿凉快哪儿呆着去！ 《周易·离》九三爻辞载：“日昃之离，不鼓缶而歌，则大耄之嗟，凶。”大概是说，在日落西山之时，不叩击瓦器而歌唱，那么垂暮老人会嗟叹的，这是一个凶兆。 这其实可以理解成鼓励老年人多运动，即使是老年人也应该鼓缶而歌，每天又唱又跳，就像现在大家跳广场舞一样，精神会好，身体也会好，凶兆自然也就被化解了！ 《踏歌图》 南宋马远 你前跑，我后跳，一起踏歌好不好？ 说到老人抱着缶又蹦又跳，很自然会想起战国时期的庄子。妻子死了，他却鼓盆而歌，生死有命，逝者已矣，痛苦悲伤也没有什么意义，还不如随着她即将远去的灵魂跳最后一只舞曲！
鼓盆而歌 时光流转，“鼓盆而歌”成了一种长久流传的习俗，北齐颜子推在《颜氏家训勉学》中说：“荀奉倩丧妻，神伤而卒，非鼓缶之情也。”宋代岳珂在《宝真斋法书赞》载：“闻有鼓盆之戚，不易派遣。”在元、明、清的文学作品中，“鼓盆歌”、“鼓盆悲”、“鼓盆之戚”等类似的说法，都很常见。
《击缶图》 明代 张宏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击缶图》局部 缶，到后来已经不再仅仅是缶，盆、碗、瓶都可用来敲击，后来的后来又有了瓷器，声音比瓦器更加清脆、更加悦耳，若再往里面倒入不同分量的水，纤纤细手取一只竹筷轻轻敲击，看似漫不经心的动作，却透露着娇媚文雅，伴着乐曲再唱一阙字字珠玑的歌赋，品着美酒、时令小食，微风将案台上的淡淡花香送到鼻尖，可想是多么美好。 就这样，击缶变成了即兴起舞、率意性情的欢乐，变成了庄子鼓盆而歌式的洒脱。
从此，缶中酒不再是酒，酒之缶亦不再是缶。 缶对于后人，更多的是一种观念，是一种寄托感情的符号。不会在意它该怎么敲，该用什么敲，该用什么韵，该出什么音，只要它能敲，能抒我之情寄我之意就够了！ 当然，音乐和噪音 还是有区别的 会敲 给人的感觉就是这样 ▼
要是不会敲 给人的感觉 可能就变成这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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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汐钰文艺范 > 《东亚史研究中国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