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晚期：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

帝国晚期：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 | 鲜读

　　2017-02-14 华文好书18评

　　作为中华帝国晚期的明帝国，堪称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时期之一，且以极具变化的“活力”和“多样性”而吸引众多研究者的关注。面对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作为社会统治精英阶层的士大夫，他们的精神世界又有何种反映乃至变动？

　　明代士大夫出游图

　　本文摘自《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 陈宝良 著，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晚明灾荒连绵，民间卖妻卖子者众

　　在晚明，全国各地已是灾荒连绵，即使是在富庶的江南，也常常因为灾荒而引起粮食价格的飞涨。对此，明末学者张履祥以自己的家乡浙江桐乡为例，根据“闻之故老”之言，再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作了如下忠实的记录：万历十六、十七年（1588、1589），因为水灾、旱灾相连，米每石升至银1两6钱，尽管朝廷采取蠲赈措施，但仍是“饿殍载道”。万历三十六年，发生大水之灾，米每石值银1两6钱者数日，朝廷同样采取蠲赈措施，“道殣亦如之”。至崇祯十三、十四年（1640、1641），水灾、旱灾、蝗灾接踵而至，米价更是高达每石3两银子，而朝廷却不再行蠲赈之举，于是，“民间鬻田宅、妻子者甚众，或望富室之炊以求食，饥死者相望矣”。姚廷遴是明末清初人，他对崇祯十四、十五年间自己家乡松江府上海县的灾况亦有真实的记录。根据记载，这两年因为大旱导致年荒，白米价格竟然高达每石5两银子，即使是豆、麦，亦每石值银2两6钱。百姓纷纷饿死，上海一城六门，每天抬出尸体数百。这是姚廷遴亲眼目睹城中每天死人之数，至于乡野之间，无疑将更多。

　　宋儒多主“静坐”，明儒主张于动处用功

　　同为理学，与宋儒多主“静坐”不同，明儒大多具有于动处用功的学术特点。众所周知，宋代理学多主“静坐”之说，于静中养出一种道学气象。但这种静坐，显然也仅仅是一种形式，并不能能代表内心的至淳与至清。何以言此？这当然也有现存的例子可以说明。如昔日有一位终南山僧人用功了30年，自以为已经完全达到了禅定的境界。但另一位僧人不以为然，说：“汝习静久矣，同去长安柳街一行。”等到了长安柳街，这为终南山僧人见了那些妖丽之物，粉白黛绿，不免春心荡漾，顿时废去了前面30年的工夫。正是从这一事例中，明代理学家吕柟认为，用功不必山林，市朝也做得，尤其必须要从繁华波荡中体验。换言之，必须从动处用功，对佛家来说，这是一种“消磨”功夫，而对儒家来说，则是一种“克治”功夫。

　　晚明文化追逐“时尚”

　　当然，晚明文化的活力，更多的是体现在对“时尚”的追逐上。什么是时尚？明代的史料作了下面的解释：“今一衣一帽，一器一物，一字一语，种种所作所为，凡唱自一人，群起而随之，谓之时尚。”一人倡导，众人追逐，即成一时时尚。然在此生活时尚的背后，则是在强调舒适和快乐的新观念左右下的新生活。为此，自明代中期以后，社会风俗普遍趋向奢侈。

　　描绘明朝永乐、洪熙、宣德、正统四朝名臣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的《杏园雅集图卷》（大都会本局部）

　　这种风俗趋奢之势，固然基于“承平日久”的社会基础，但同样体现出两大趋势：一是就社会阶层而言，风俗日侈，起自“贵近之臣”，延及“富豪之民”，一切皆以奢侈相尚。譬如，“一宫室台榭之费，至用银数百两，一衣服燕享之费，至用银数十两，车马器用，务极华靡。财有余者，以此相夸；财不足者，亦相仿效。上下之分，荡然不知”。一旦形成风俗，就会民心迷惑，其影响及于普通的“闾巷贫民”，致使他们“习见奢僭，婚姻丧葬之仪，燕会赙赠之礼，畏惧懼亲友讥笑，亦竭力营办，甚至称贷为之”。

　　二是就地域而言，则先起自南北两京，一些豪富之家，往往竞相崇尚奢侈，服饰器用，僭逾礼制，浮靡浪费，罔有纪极。凡是遇到婚丧大事，“必极观美，修斋设醮，街连巷接，废非美事”。作为四方之本的京师，其风俗一旦如此，那么其影响就会及于四方。即以江南的苏州、湖州为例，“巨室大族，争相效尤，有嫁一女、举一丧，而田产为之荡尽者”。江南如此，而后又影响其他地方，最终导致“无不过奢，风俗靡靡”。

　　“陪奉世情”与“无碍禅”

　　儒学的世俗化，显然源自科举之学。即使如罗洪先这样的贤者，也很难区别于流俗之人。王畿曾对罗洪先说：“世情窠臼不易出头，子到底未脱得陪奉。”意思是说罗洪先亦不过是“陪奉世情”。换言之，科举之学导致了士人不得不“陪奉世情”，甚至一生沉溺于“世情”。正如黄宗羲所言，天下之士，当其未遇之时，无有“不出于世情者”；幸而一遇，则又不得不落身于号称“世情之窟穴”的“应酬”。倒不如那些“憔悴江湖”之人，可以“保有其耳目口舌，决不以陪奉他人也”。

　　王阳明

　　就后者来看，晚明佛教世俗化的倾向亦相当明显。晚明学道（即学佛）的士人，不但爱财、爱色，而且还爱交游玩好，却自以为学道，并振振有词地为自己开脱：“此何碍于道？”当时的公安人王以明甚至公开说，无“杂念不可学道”。此外，晚明一些学者还从禅宗的话头出发，公然提出为善懼“着心”，为恶不懼“着心”之说，甚至认为“为恶无碍”。这就是所谓的“无碍禅”，在禅学上一知半解，却自谓透脱，至于他们的立身行己，一无可观，甚至流于肆无忌惮。当时的情景，一如王夫之所揭示：“淫坊酒肆，佛皆在焉，恶已满贯，一念消之而无余媿，儒之驳者，窃附之以奔走天下，曰无善无恶良知也。善恶本皆无，而耽酒渔色，网利逐名者，皆逍遥淌瀁，自命为圣人之徒。”所有这些，不仅仅是佛教世俗化的典型之说，而且使儒、佛两家在世俗化大潮中渐趋合流。

　　文人士子常态：穷酸

　　“士”与“仕”应该说是明代士大夫人生历程中两个不同的阶段。在这不同的两个阶段中，自然应当承担不同的职责，而且也享受着不同的生活。按常识论之，在明代，正处于读书仕进阶段的士子，除了出身富贵家庭者之外，很多人的家境其实相当贫穷。他们在少年时期，尽管很喜欢读书，但又买不起书，只好向别人借书阅读，或者抄书诵读。可见，在明代，穷酸理应是士之常态。为此，曾做过武昌知县的王西源坦率地对竟陵派文人谭元春说出了自己的感受，自称在做秀才的时候，“穷巷荒刹，偃扉展卷，不以面孔向人，亦不知入棘闱后有何得失，营其心中，淡然萧骚。”这种心境，直至进入仕宦之途后，才有所改观。而一旦遇到灾荒之年，其中的狷介之士，为了“重廉耻，顾名义，不欲以饥渴为心害”，无奈之下，只好全家自杀寻死，以保持士最后的脸面。

　　“说法教主”与“风流教主”

　　明代的士大夫，可谓各式各样。大体可以分为道学与文人两类。道学式的士大夫，在晚明出现了一位“说法教主”，他就是李贽。李贽最为反对假道学，倡导真道学。换言之，李贽虽自谦并不说法，并不教人，但从其学说在当时的风行程度来说，实无愧于“教主”一称。他自称平生所贵者无事，而所不避者多事。正因为“贵无事”，所以才辞官辞家，避地避世，孤孤独独，乃至穷卧山谷。正因为“不避多事”，才能做到宁义而饿，不肯苟且一饱；宁屈而死，不肯侥幸而活。这显然与常人之志大不相同。一般世人爱多事，便把喜欢无事之人称为“孤寂”；乐无事，便把多事视为“桎梏”。李贽认为只有他，才能做到随遇而安，无事固其本心，多事亦好度日。他甚至说：“使我苟不值多事，安得声名满世间乎？”

　　除此之外，还有一位“风流教主”，他就是钱谦益。钱谦益是一位文人，但他的活动却并不仅仅限于文学领域。他在学术上尤其是史学上最为反对李贽，甚至称其为“凿空”史学，但从他为明末清初文坛领袖的身份，再加之归庄所说的其人“颇渔于色”来看，称其为“风流教主”，当亦无愧。

　　内容简介

　　这是一种精神史（Intellectual History）的研究，其目的在于考察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与政治、社会之间的关系。通过游乐生活、人格志趣、借助清议而对朝政的批判精神、安身立命的人生态度以及人格上自我之拓展诸方面的探讨，揭示明代士大夫别具一格的精神世界，以及士大夫精神的近代转型，藉此总结士人风骨的精神源头及其历史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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